2009电视台大变脸

　　第N次电视改版

　　改版，就能带来收视率的攀升，就能确立定位的明晰，这只是个传说。对于众多的卫视来说，改版不过是每隔几年就必须要做一次的“规定动作”——“嗨，我还存在！”

　　文/丁晓洁

　　2009年，人称“中国电视改版年”。

　　已经说不清这是中国电视的第几次改版了，但在这一年里，无论是央视还是地方卫视，都号称在进行着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改版”。

　　改版还是整容？

　　2009年的央视改版，被称为其10年来的最大变脸。

　　7月27日，央视新闻频道率先进行改版，核心目标是“加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评论的空间和质量”。最先亮相的是《朝闻天下》的“变脸”：背景增加了3D动画特效；滚动字幕分为三行，细分新闻要素；新闻标题有别于原来的黄底黑字，转而采用红黑蓝黄四种色块；字体比原来加大字号；播报形式引入评论员机制。随后，《朝闻天下》、《新闻30分》、《共同关注》、《东方时空》也大同小异地改头换面，央视二套更是从经济频道变为财经频道。

　　值得一提的是，对外宣称“不在央视一套的改版方案里”的《新闻联播》，也悄然在编播方式上作出了微调：增加短评关注政经民生；减少会议报道比例；增加舆论监督和批评内容；国际新闻时长，由3至4分钟增加到目前的5至8分钟。

　　这一轮改版后，据央视公布的统计数据，改版各栏目收视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但这种在节目包装上大做文章、内容却完全没有变化的 “新瓶装旧酒”，被网友调侃为“央视不是改版，而是整容”，而节目包装上的“山寨”和“模仿”，则被评价为“台湾味、香港味、CNN味”合体。在网上舆论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如果不是存心“找碴”，电视机前的观众未必能注意到这样细微的变化。

　　与此同时，每年都要“全新改版”的各地卫视，也毫无悬念地正在集体爆发中：5月23日，重庆卫视改版；5月28日，深圳卫视改版；6月2日，贵州卫视改版；6月18日，东方卫视和山西卫视同时改版；7月1日，陕西卫视改版；9月28日，广东卫视改版……

　　在省级卫视的改版定位上，总能找到很多雷同点。重庆卫视坚称抵制娱乐化，一年内多达三次改版，从“红色经典，英雄记忆”的“英雄”定位，最终变为“中国红”品牌。改版后增加的几个栏目并无太大看点，倒是品牌定位听起来却怎么都像是对一年前浙江卫视“中国蓝”的模仿，再加上诸如河南卫视的“中国爱”，山西卫视的“中国风”，电视观众实在是很难记得住。

　　主持人转会忙

　　央视改版，观众从中得到的唯一惊喜来自因“转会”而浮出水面的美女主播们。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转会”到《朝闻天下》的主持人胡蝶，“山寨版范冰冰”的形象被网友册封为“央视最美女主播”。随后她的“整容门”愈演愈烈，观众们的注意力也随之从改版的内容变化上转移，而更在乎从一档新闻节目里到底能找到多少八卦。

　　《朝闻天下》改版后的主持人、同样从中文国际频道“转会”到综合频道的张泉灵，也被网友评上“最美丽排行榜”。除此之外，新闻频道《共同关注》的主持人欧阳夏丹和《海峡两岸》的主持人柴璐也是分别从央视经济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转会”而来。

　　和主持人状况相同的是，央视一大批品牌节目也加入了这场热闹的内部转会。《艺术人生》从文艺频道“转会”综合频道，《东方时空》从综合频道“转会”新闻频道，《小崔说事》从新闻频道“转会”综合频道，《开心辞典》、《咏乐汇》和《非常6+1》从财经频道“转会”文艺频道，王小丫和李咏也随之“转会”文艺频道。

　　另一批经典节目遭遇的则是更严重的“下课”， 陪伴了观众十多年的《实话实话》终于无话可说，《同一首歌》几经波折成了绝唱，曾经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大风车》也先后告别了电视荧屏，引发了一大批人的集体回忆。

　　省级卫视的“转会”状况，虽不像央视这样大规模，但也不乏“跳槽”和“复出”者。江苏卫视改版时，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李响、李好和马可就集体“跳槽”，打造了一档新节目《时刻准备着》。贵州卫视改版时，原央视主持人倪萍复出打造其新推节目《中国农民工》，而湖南卫视的舒高和曹颖也“借调”出现在了新节目《人生》中。

　　在频道改版中身不由己的电视人们，到底有多少无奈，从央视遭遇“下课门”的和晶的话中能窥到几分：“我们都是新闻频道的人，但是一开始这个节目却是在一套播出的。这几年来，节目被反复在一套和新闻频道之间被人踢来踢去，播出时间改了好多次，改到最后观众都不知道到哪儿找我们了。这些，我们能决定吗……我不能说我做得好还是不好，我只能说在每一次改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尽力满足改版的要求。”

　　山寨与被山寨正在继续

　　喊出一句新口号，消灭一批旧节目，再推出一批新节目——几乎每个卫视的改版，都是这般进行，而新节目的出现，仍然免不了是新一轮山寨与模仿的群殴。

　　2009年的浙江卫视，还在进行着2008年“中国蓝”改版的后期工作，以《我爱记歌词》为主打，将综艺节目最大同质化。陆续“自我克隆”出了《我是大评委》、《越跳越美丽》、《爽食赢天下》、《百事群音》和《爱唱才会赢》，又模仿湖南卫视的《智勇大冲关》打造了《冲关我最棒》，形成了“综艺纵贯线”。

　　东方卫视在改版中学习了这种周一至周日连续播出的概念，形成了《舞林大会》、《笑林大会》、《民歌大会》、《明星学院》、《全家都来赛》、《闪电星感动》综艺群。

　　2010年1月，江苏卫视也终于宣布了全新改版计划，大手笔砸进了6亿，品牌定位由“情感”变为“幸福”，并加大了综艺栏目的播出量。可是呢？在这批新出现的综艺节目里，《非诚勿扰》和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差不多，而《幸福晚点名》则可以说就是内地版《大学生了没》。

　　前年，北京卫视找到了奥运会，今年，东方卫视又怎会放过世博会？每周六推出的《魅力东方迎世博》3小时新闻大直播，还有《全家都来赛》的世博版。对了，还有亚运会。广东卫视改版推出三档新节目“亚运空姐”、“亚运天使”和“亚运歌手”。

　　自从江苏卫视的情感谈话节目《人间》有了成功经验，贵州卫视在改版中就诞生了辛唐米娜和万峰加盟的《人生》，湖南卫视也随后推出了《8090》。

　　电视圈有个说法：“2009年看献礼剧，2010年看自制剧。”于是2009年的地方卫视改版，无一例外打出了“自制偶像剧”这张王牌，这同样也是对湖南卫视成功经验的效仿。东方卫视投拍《加油，优雅！》、《杜拉拉升职记》，重庆卫视投拍《江姐》，江苏卫视重新打造 “海岩生死之恋三部曲”……自制偶像剧的涌现并没有让国产电视剧市场变得更加繁荣，相反因为缺乏好的剧本和创意，而是一味地“山寨”，引发观众“雷声阵阵”。

　　只要改了版，收视率一定攀升，这是所有电视台的对外口径。但是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收视率不过是一个传说，2010年，经历了改版洗礼后的电视上，依然是那些让人搞不清区别的同类型节目，以及宣传期巡回在不同电视台的同一组嘉宾。

　　互联网成为中国的“加湿器”

　　未来是湿的

　　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

　　文/胡泳  

　　2009年我和沈满琳翻译了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本书受到了读者的喜爱，荣获央视《子午书简》和《中国图书商报》联合主办的“2009年度最值得一读的30本好书”之“年度最佳财经图书”；在第一财经、蓝狮子读书会和新浪网共同主办的“2009年度十佳商业图书”评选中名列第五。

　　关于这本书的中译名，出版以后存在一些争议。舍基的书，英文原名叫做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英文名和现译名的确相差甚远。有报纸直斥“标题党”哗众取宠，还有一位叫“肉唐僧”的网友说得很不客气：“Here Comes Everybody的英文缩写是HCE，典出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中的一个角色Humphrey Chimpden Earwicker，是个含义很深的名字。但是不幸，却被中文译者强加了“未来是湿的”这么个恶俗不堪的名字。令人手捧此书，就好像是搂着脸上涂满驴粪的克里奥佩特拉——她越是美艳，你对驴粪就越是嫌恶。不用说，“未来是湿的”这个书名，化自《世界是平的》。以前林语堂曾经说过，笑话里当以用谐音产生笑料为最低级。如果林语堂见到“未来是湿的”这样的书名翻译，我猜他大半会觉得自己对谐音笑话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这说明，书名太迎合世风，也会阻止人进一步去细读，反而浪费了一本好书。说到译名的考虑，我在译者序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未来是湿的”主要是书商的坚持，包括书的封面上的宣传语也是，我的原译是“人人时代”。我并不真的喜欢现在这个译名，也不喜欢给作者戴上一顶顶桂冠——“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最好消灭头衔前的“最”字。但最终书商的意见压倒了我的意见，一方面大陆的出版社都存在一种市场的焦灼，急欲用概念来打造畅销书，很难说服他们；另一方面，也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块垒”要浇——2009年以来中国互联网面临的环境有目共睹，整个社会干涩得几欲迸裂，我太想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了。这层意思，连“肉唐僧”这样的读者都不理解，更不是远在美国的原作者能够想象得到的。

　　书评人杨吉倒是有如下观察：“尽管在书名的取舍上，中国学者有自己的考量和坚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误读或曲解了舍基。相反，他们在谨慎、细微地推敲着舍基一字一句、微言大义的同时，也借由舍基在书中始终不渝强调的互联网将重塑社会群体的主题发出自己的呐喊。他们在译者序中写道：“不错，我们需要从‘未来是湿的’角度理解作者所讲的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这里，‘湿’是一种隐喻，它可以被指向是协调合作的态度，可以被指向为社会资本的累积，可以被指向是思维方式的由一维变万维，可以被指向成交流空间的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而互联网正是这一切革命性转变的开端和契机，于是，它自然被比喻成了中国未来的‘加湿器’。”

　　换言之，这是一种“创造性误译”，多年以前我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就做过。那本书封面有句话——“计算不仅仅是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打上这句话起初也是我反对的，因为它太富于技术决定论色彩了，但后来证明，正是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中学生，都把该书奉为信息时代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台湾叫做《数位革命》，我不知在那边影响几何，但显然，大陆的语境，会决定何种概念能够打动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灵。

　　我后来见过《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多次，我想，至今他都不明白，为何他在中国会那么有名。一本书，离开了西方原生地，来到中国，就会有它自己的别样生命，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就是如此。想当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多么响亮的口号，与赫胥黎有多大关系呢？而从性学博士张竞生，到哲学博士胡适之，他们不都是这个口号的产物吗？就像我也不知道，当年的《数字化生存》，既可以激励张朝阳创业，也可以鼓动许嘉璐搞“绿坝”……

　　这是跨文化语际交流的好话题，打住了。另外再就肉唐僧的指责说几句：我觉得享受了译者的辛勤劳动的人，要对译者有起码的尊重。对于爱读书之人，想想你平时所读的好书，有多少是拜翻译所赐？而你知道译者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吗？今日大陆出版社为译者支付的稿酬，大约是每千字50～70元，用我一位台湾朋友行之先生的话讲，“这种论字算钱的办法就像论斤嫖人一样，是紧凑匀净的译文的大敌”。大陆教育部门还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如果不是我看到好书实在不能忘情翻译，为什么要干这样不划算的事？给《新周刊》写专栏岂不更好？

　　杨宪益先生去世以后，我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面写道：“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

　　我倒不是说肉唐僧这样的读者要对如此局面负责，也不是说我翻译的书就一定是好书，而是说，你既然认为“未来是湿的”堪比克里奥佩特拉，你可曾对为你牵来美人的译者表示过一点点尊重，感谢他们为文化交流付出的辛苦？肉唐僧对我的批评已经近乎谩骂了，我不得不做些许公开的回应。他写道：“此外，这本书还有一点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在于：译者把他认为很精彩很重点的地方做了加粗强调。这是对原作者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阅读的极大干扰。考虑到译者胡泳居然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他的这种业余到极点的行径，只能折射出一个现实：在中国的互联网理论界，急于抢占山头的那些人水平还很烂。他们急需的是学习，而不是抹驴粪式的‘发表洞见’。”

　　我要郑重声明：重点地方加粗强调也非译者所为。我和肉唐僧一样，拿到样书后才看到这些粗体字。至于肉唐僧由此凭空发出的指名道姓的攻击，我只能这样回应：他急需学习，比如他炫耀自己知道HCE的出典，我想不是因为他多么了解乔伊斯，而多半是读了译者序获得的知识吧。至于在中国互联网理论界，本人是不是“水平很烂”的“急于抢占山头”的“抹驴粪式”人士，自有公论，无需肉唐僧先生“发表洞见”。

　　最后，本人无意使这篇文章变成纯粹的回应批评之作，而是要再次引用行之为台湾翻译家叫屈所说过的一段话，以之质问大陆出版界：“台湾书市大约三分之一书籍来自翻译，显然不全是赔钱货。也因此，译者大可堂堂正正问一句，既然翻译对台湾书市这么重要，为什么译薪还是只够养鸡养鸭？”我要问的是，既然翻译对大陆书市这么重要，为什么译薪连养鸡养鸭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