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如何

　　转化为国民幸福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在《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一项调查中，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和效率却依旧难以衡量。

　　尽管关于税负的许多问题都一时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始终是大家的共识，即税收取之于民，故应合理、透明地用之于民。

　　以北欧一些国家为例，他们的税率高达40%~50%，且税类繁多，但与此同时，其公民也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大多乐于交税，因为他们知道，税交出去，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但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此，高税负没有带来“高痛苦指数”，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与此同时，民众福利却有较大改善余地，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一直是突出的问题，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对此，刘佐推崇严格的财政预算审核制度：“发达国家对财政预算审核比较严格，有很详细的安排，预算外开支是不允许的，而且预算不是行政官员自己能决定的，必须通过讨论，听取各方意见后才能最后确定。每一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审核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税负低并不一定是好事，它可能意味着国家经济落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合格的公共产品。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税负高低，而在于税收的收入和支出是否合理。”

　　刘澄则认为，要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才能把握税款的去向，“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财政公开，但仍然是粗线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也认同“粗线条”的说法。他说：“我们只有一个相当粗略的数据，没有详细的政府计划开支。人们没法了解具体的开支项目，更无从去监督和审核。例如，我们只知道教育经费多少，医疗经费多少，但是往往不知道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社会保障经费开支不小，但是我们大量是用在行政机关的养老金开支，而不是社会救助和保障性开支，这个与国外正好相反。”

　　曾国祥则建议说：“政府应该尽量减少投资性支出，确保经常性支出和社会保障性支出，增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性支出，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民生如教育、医疗、公共福利、文化馆、博物馆、公园、绿地、社会治安等方面，为企业厂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深化政府结构改革，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要瘦身，推行深化大部委制改革。跟国外对比，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一般只有二十多个机构，效率也很高。政府行政成本低，税收成本也低，我们则是‘庙多和尚多’，增加了很多行政成本。”

　　好在近年来，政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在着手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并规划税收的合理去向。例如，政府调整了多个领域的税收，把更多的财富留给民众，这包括取消农业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有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起点、进行增值税试点改革等。同时，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作为世界上人口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2009年，我国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已有28个省份建立省级统筹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启动则被人们称为取消农业税以后最大一项惠农政策。2009年，新一轮医改也定下了基调和方向，基本医疗制度成公共产品被视为最大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年虽然是1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然而，在这一年中，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信心增强了。同时，老百姓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此种结果被认为跟中国政府在危机中强力推进医疗、社保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

　　对此，胡怡建表示：“前些年，我们的国家财政重点是经济建设，是‘城市建设型财政’，而近年来，政府的重点转向民生，更注重民生福利和社会公共工程。”同时，他强调说：“在让百姓切身感受到变化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支出明细公开，让老百姓知道，纳的税到底是用在哪些方面。在这些项目当中，既要有数据反映其用于经济建设多少、行政管理多少、社会保障多少、教育开支多少，还要了解哪些数据是增长比较快的，哪些数据是增长比较慢的，从数字来体现政府开支重心的转移。”

　　另外，还有人提出税收与开支相匹配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幅较快，基本上每年都高于GDP增速。那么，政府的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胡怡建认为：“征税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利益，用于公共福利，一旦满足这些基本公共福利的需要，征税就不应该再增加了。例如，香港政府曾有一年税收增长相当快，有了结余，第二年政府就减税，将前一年结余的钱用来保障开支。他们认为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钱筹集到了，第二年就应该减少税收。因此，征税是要有节制的平衡，至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经济增长、税收增加、企业收益增加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同步，让大家共享成长和利益。政府应该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方，从多方面考虑税收问题。”

　　未来还可能缴什么税？

　　2月9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我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可能已达峰值。同时他表示，关于环境税的问题，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一直在进行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考虑。而与此同时，关于物业税的各种消息也甚嚣尘上，引发了舆论热议。那么，在未来，国人可能还要缴哪些税？专家又如何看待中国税制改革的走向？

　　对此，刘佐表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现行税制的基本框架是合理的，近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主体税种，使之更加科学、规范和国际化。在开征新税方面，也有人提出一些建议，如把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和环境保护税，等等。”

　　胡怡建认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将会有比较快的增长。环境税和资源税在未来开征的可能性比较大。环境税对加强和保护环境能起到一定作用，而资源税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使用，还能缩小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政府财政的差异。此外，社会保障税也可能征收，国家通过征税来取得社会保障资金并统筹开支。”

　　刘澄则认为，未来总的趋势是“减税制、低税率、严征管”。他预测，近期有可能开征的是环境税和物业税，另外遗产税和赠予税未来也会被纳入考虑范围。他认为，将来对个税的征管会更加严格，起征点可能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个税制度也可能简化。

　　曾国祥的观点则强调未来首先要清费立税，严格控制杂税的部分，把不合理的不科学的行政收费都取消。另外，要全面推行消费性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实现营业税与增值税合一，取消营业税。

　　从《环球》杂志记者对多位专家访问的结果来看，开征环境税是大势所趋，而物业税、资源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也一直在争议讨论中。但也有专家认为，现阶段我国不宜再开新税种。曾国祥称：“我国现有的税种已经覆盖了所有能覆盖的社会再生产环节，不需要再增加新的税种，就像燃油税费改革一样，不必开征新的燃油税，利用现行的消费税增加一个税目就解决问题了。简税制，少税种，可以降低税收成本，减轻企业、厂商和城乡居民个人的税收负担。今后尽量不要出台新的税种，可以在已有税种的基础上，进行税目、税率的调整，不要有一件事情就开征一种税。”

　　此外，专家们都认为，政府新开任何税种，都要有明确的审批程序，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刘佐表示：“税收立法应当更加科学、民主、透明，让更多的纳税人参与。现在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如税收立法时通常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企业、专家、学者乃至外国人士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召开座谈会，举办听证会，在政府的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等等。”

　　来源：2010年3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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