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南都周刊记者 _张守刚  摄影 _邵欣

　　“如果《蜗居》再深刻些，就是《茶花女》了。”3月23日上午，有记者这样对作家六六说。

　　这个评价似乎相当受用，六六很谦虚地回答：我的水平可能恰恰就是有这段距离。她说，近期注意到张朝阳说的权贵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而当时自己写《蜗居》时，这个思路还不太清晰。“两会上为什么提出幸福感和尊严感？这就是幸福和尊严的缺失。”

　　就在满城尽说《蜗居》时，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也坦言“知蜗居滋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还向干部推荐观看。

　　此前，六六被称为“新生代情感专家”，而此次因为新作《妄谈与疯话》直击婚姻、房价、税收、公德等话题，言辞泼辣，她又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女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冒死闯红灯，一类是社会的最底层，诸如送外卖的，送快递的，钟点工，民工，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多一分钟就多一毛钱，这叫被逼作死。另一类就是空字头，武字头，各种非正常牌照颜色的车及超级豪华车，这类人叫自作死。”

　　这就是所谓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她自己以前喜欢比较犀利的散文家 ,一个是龙应台，文笔过于犀利所以嫁了个外国人；另一个是陈文倩，她至今未婚。“这真不是好兆头。”

　　于是，她强调：“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

　　不妨来看一个批评，有人说：《蜗居》对现实的展示很好，但批判的力度不够，比如为什么把贪官写成“情圣”？

　　六六回应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非好极坏。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听起来，这也是一种大真话。

　　“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的地方”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不要看《蜗居》，因为太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来自真实。《蜗居》与现实，哪一个更残酷？

　　六六：海萍和丈夫苏淳，发觉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这种挣扎的状态是残酷，但生活中太多的人还不如他们，不是还有“蚁居”一族吗？

　　南都周刊：你有做房奴的体验吗？

　　六六：我没买房，因为买不起呀。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对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要不要去蜗居、做房奴？

　　六六：如果有薪水的人都能拒买暴利房，那房价一定会跌。可我们永远随着庄家的指挥棒在舞蹈。

　　南都周刊：“说真话”不容易，即使一部虚构的《蜗居》，也有人批判它“低俗”。你如何看待？

　　六六：文艺作品不怕批判，有争议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不期待我的作品被认可为高雅艺术，同时也保留我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一方面往高雅进步，一方面保持我的草根性。

　　南都周刊：上海是你的小说的重要场景，也是韩寒所在的城市。你喜欢上海吗？怎么看韩寒？

　　六六：我喜欢韩寒的直言。这个社会中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不惧批判的人越来越少了。韩寒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探讨教育体制存在的现实意义。

　　南都周刊：你的语文老师刘小平曾批评你的作文“媚俗”，“高的作文分数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实的思想”。你觉得，当代文坛是否还有这种倾向？

　　六六：我喜欢这个问题。中国文坛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思想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思想，关键是如何去表达。如果社会缺少表达思想的空间，就很难有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现象发生了。大国是不怕批评的，我相信中国面对批评也有把握的能力。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说，“越发感到底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这个炸药包的引线在哪里？该如何拆除？

　　六六：引线就在社会的不公平性上。不是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吗？比尔·盖茨说过：“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表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用它来消除不平等。”当然，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淡化这种差异，消除对立。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巴金

　　文_长平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