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亿人的求医路

　　虎年春节前夕，《法律与生活》记者带着同一采访任务——探访“新农合”——回家过年。因为，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在2010年，“新农合”阳光要照耀到每个农村群众身上。

　　在四川、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我们聆听了“新农合”已覆盖至8.3亿农村群众的福音，也感受到了这个饱受疾病困扰的庞大群体求医路上的辛酸。

　　求医路上那“10万元”

　　本刊记者/李秀平

　　2010年春节前夕，14岁的张丽在北京同仁医院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几年前，这个酷爱读书的女孩，不明原因患了一种后果是“双目失明”的可怕眼病。第一次来同仁医院看病时，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角膜移植”。移植的费用，被张丽的母亲段先萍听成了“10万多元”。

　　张家世代居住在我的家乡山西省武乡县。10万元，对这个贫困山区一户年收入仅3000多元的农家，实在是个天文数字。带着“去哪里借10万块钱”的忧愁回乡后，有人给一筹莫展的张丽家人出主意：“找记者报道一下，说不定有好心人捐款。”在北京做记者的我，就此纳入了他们的视线，我也因而有机会记录一个贫困女童的艰难求医路。

　　贫困女童的求医路

　　段先萍再次带女儿来京求医，是在北京奥运前夕。

　　这次，这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女子，因非常想给孩子抓住这次手术机会，说了一句令医生惊诧不已的话：“把我的眼‘挖’一只给我闺女按上吧。”在听了医生“不能这样做”的一番解释后，这位无助的母亲拨通了我的电话。

　　在向当地的学校和村庄核实了段说的是实情后，我做了一些宣传努力，但因媒体都忙于奥运宣传而未果。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淡忘了此事。

　　2009年年初的一天，段先萍带女儿来同仁医院“排手术时间”。她在电话中叫我“姐姐”，问报道的事情怎么样了。我因惭愧，一时竟不知如何措辞。此前不久，白血病患儿李瑞因在天津火车站幸遇温总理而获得救治，这让段先萍的心中再次燃起对我这个“记者”的期望。

　　那天，我请无私地在京城给张丽母女提供吃住行、翻译和向导等帮助的打工青年小曹，把她们带来与我见面。13岁的张丽，瘦小得如同京城10岁的孩子。我问她想不想去看天安门，她先是吃惊，后又欢欣地点了点头。同仁医院与天安门虽近在咫尺，因为想省下每一分钱，几次到京，张丽母女未去过任何景点。而我担心自己无法达成一位母亲寄托于我的筹集善款的心愿，可怜的女孩因无法手术而失明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天安门这座每个中国孩子心中最圣洁的建筑了。

　　去天安门的路上，段先萍告诉我，从几年前开始，女儿的视力渐渐变差，但她懂事地默默忍着。见女儿把书本“贴在眼睛上看”，段先萍以为是近视，便带她去“配眼镜”，但从县城被一步步推到省城后，她才知道所谓近视是一种可怕的眼病——用不了多久，女儿就会失明……有那么一刻，段先萍支开小尾巴一样跟着她的女儿，对我说，她最大的心愿是让医生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挖”给女儿。可她有点担心，怕自己的血型和女儿不匹配。接着，她告诉我一个至今瞒着女儿的秘密：女儿是抱养的。

　　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她一路上一把一把抹下的泪水中，我深切地理解了“视如己出”的含义。

　　费用“石头”落地

　　女儿的病情一确诊，段先萍就开始了一场奋斗。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到当地的煤矿，从废弃的矿渣里捡拾遗漏的小煤块，冀望把每一天的微薄收入累积到“10万多元”。

　　2010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段先萍接到了同仁医院关于手术日期的电话通知。至此，“10万多元”这块石头已在她心上压了将近两年。她壮着胆子问对方“要用多少钱”时，得到的回答是“先做一只眼睛，带一万七八千块钱”。

　　段先萍说，自己听得真真切切，但不敢相信。她算了一下，两个眼睛差不多4万块钱。那一次，她一定是因为面对大额医疗费太紧张，把“4万多块”听成“10万多块了”。如果真的是“10万多块”钱，又凑不够的话，张丽的手术多半会放弃。

　　在接到医院电话的那个夜晚，一大家人都行动起来了，张丽父亲的3个兄弟也伸出了手。靠着父辈4人的17000元“家底”，张丽上了手术台。

　　手术后的第5天，段先萍向我报告手术成功的好消息时，希望我求一下医生，把孩子另一只眼睛的手术也给做了。这样一来，他们可省下来回一趟的路费。来到医院后，我才知道，为了省下每一分钱，在医院的那些天，段先萍夫妇吃的是自家带来的饼，睡的是医院的楼梯。

　　后记：受惠“新农合”

　　由于张丽全家都加入了“新农合”，此次手术花费的13000多元，在不予报销的8000元角膜材料费和近千元门诊费之外，余下的4000多元住院费按40%报销。虽然通过“新农合”只能拿到不足2000元，他们依然感到欣慰。

　　冰火两重天

　　本刊记者/胡庆波 发自山东

　　2008年的一天，当听说老家的父母只需缴纳10块钱(注：2009年开始改为每人20元)，就能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生病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报销时，一直为二老看病问题忧心忡忡的韩子午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两年过去了，韩子午发现，经常生病的父亲还是去村里的卫生所拿药，打吊瓶依旧去村里的一家个人诊所，墨绿色的新农合医疗本崭新如初，安安静静地躺在抽屉里，一次用场都没派上。

　　这是为什么呢？2010年春节，平时在外地工作的韩子午决定趁着回老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探究竟。

　　“没用”的农合

　　韩子午的父亲韩建国，是山东省济南市郊区的一位农民，他一生最成功的事儿就是把儿子子午培养成了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研究生。

　　从儿子毕业踏入工作岗位的那个月起，家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积蓄。50出头的韩建国因年轻时吸烟太甚，落了个哮喘的顽疾。一到冬季便靠着隔三差五吃药和打吊针，才能度过每个难捱的冬天。

　　如今，韩建国夫妇每人9分地，每年种一季麦子和一季水稻，除去一年的口粮和化肥等支出外，土地年纯收入2400元左右。然而，这2400元，还不够支撑韩建国一个冬天的医药费，儿子子午每年贴补近万元才够他和老伴儿开销。

　　老人深知，从零开始打拼的儿子在外面十分不易。为了不拖累儿子，他们曾经商定，如果有人得了“不好治的病”就自己“喝药过去”算了。

　　这种想法梦魇般缠绕了他们很多年，直至2008年，老两口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听说了“新农合”。不久，韩建国交了20元钱换来了两个墨绿色的小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

　　随后的一次哮喘发作中，韩建国揣着绿本到村卫生室看门诊时，大夫告诉他，“门诊医药费就报销10%，我还得拿着单子去镇里报，太麻烦，我干脆给你少算点钱和报销差不多”。韩建国还听说，镇里医院药费比村里贵一半还多，就算报销了10%，也不划算。因此，他再也没有拿出那个绿本本。

　　面对儿子“为什么不用新农合”的质疑，韩建国也是如此告诉儿子的。怀着这样想法的村民，在那个村庄占了绝大多数。

　　2010年春节，子午在村里拜了一圈年回来后问父亲：“爸，你知道新农合慢性病和长期病如果到镇里的医院治疗能报销90%吗？”

　　“没听说。”

　　“那你怎不问问负责这块儿工作的村干部呢？”

　　“问啥？有么事和咱有关，人家不就找咱来了吗？”这位只关心土地的质朴农民，不关心智利地震，不关心全国两会，甚至不关心村里的村务公开，当然也不会关心“新农合”政策具体规定了些什么。

　　看儿子说得这么坚定，韩建国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有些不服气地翻出他和老伴2008年办的绿本，逐字逐句地看着最后两页印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明要点”，边看边嘟囔着，“没这一说啊……”

　　韩建国不知道，印刷上去的仅仅是详细政策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2009年新办的绿本也已经将“慢性病”农合报销部分加了上去……

　　将农合政策用到极致

　　同一个镇管辖，同样的“新农合”政策，在离韩家所在村庄不到1500米的Y村村民王一泉手里，却变得“温暖”了许多。

　　王一泉今年67岁，是村里少有的戴金边近视镜的老人。他干了一辈子会计工作，按说是“吃公家饭”的，不该为晚年生活发愁，然而造化弄人，晚景凄凉。因其最初是镇上的会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是被借调到村里当会计，后来又轮换到好几个村工作过。等他年纪大了，想领退休金时，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到镇上了。之前工作过的地方领导都变了，甚至有的已经去世了，自己的工作档案也不全，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工龄，结果是无法领到其应得的退休金。

　　老两口没有了经济收入，只能靠儿女帮着种了一亩八分地，日子过得十分清贫。2009年，王一泉心脏病突发住进了镇医院，住院期间，他通过查看文件和“熟人打听”，将自己所参加的“新农合”政策彻底研究了一番。

　　他住院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一万出头，报销了七八千元；其中，他还找熟识的大夫将其使用的不属于“新农合”用药目录的药品名称改为可以报销的药名，可谓将政策利用到了极致。

　　他出院之后，根据“新农合”的政策，可以申请长期病、慢性病项目，今后再从镇医院开药可以报销90%。

　　最近，王一泉琢磨着将自己的入院病例申请一下“新农合”的大病医疗救助项目，如果成了，还能拿到1000～2000元的救助款。

　　按他的话说，“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无法不让人感慨的是，王一泉和韩建国两人是一对至亲，对“新农合”的理解，却“冰火两重天”。

　　我的一喜一忧

　　本刊记者/杜智娜 发自河北

　　2010年元旦，家人在电话中告诉我，兰姨出院了。年前京冀地区的两场大雪，让常年患肺气肿和哮喘的兰姨住院比往年早了很多。因为早已习惯了她在冬天住院，家人也疏于在电话中提及她住院的消息。而这次，家人却当作重点向我“汇报”，只因为2009年兰姨参加了“新农合”，节省了1万多元的医疗费。

　　听到1万多元这个数字时，我很是惊喜。今年已经59岁的兰姨，每个冬季住院一个多月，花费1.5万来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这几乎是全家一年的收入之和。每到入冬，兰姨就开始不停地咳嗽，但是因为心疼钱，她总是硬挺着，直到实在挺不住了，才会住进医院。

　　我对“新农合”知之不多，因为兰姨，在2010年春节回家时，对它有了了解，进而产生了一喜一忧。

　　一喜

　　我发现，只要提到“新农合”3个字，家住农村的亲戚们那一张张朴实的脸上都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

　　“咱家已经参加了好几年了，以前每人一年交10块，从去年开始交20块了。”表嫂并不清楚费用为什么“涨价”了，但去年年底她还是很积极地交了全家5口人的钱。表嫂这样做是因为尝到过甜头，“去年你舅生病住院时，咱就用上了，报销了不少呢！”用农民最朴实的计算方法，一年交20元却能报销上千上万的钱，“很划算”。

　　然而，这样划算的“买卖”，表嫂和村里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接受了的。当“新农合”政策刚开始在村里宣传时，村民大都半信半疑。“那个时候，不少人以为是村干部又在搞什么名目来收钱，不相信真是国家、政府出大头儿。”虽然疑虑重重，但朴实的农民们大多交出了10元钱。紧接着，村里有人生病住院，拿着发票一报销，钱回来了！当第一个受益人回村时，家里挤满了前来“核实情况”的人。这一年的年底，村里人再从兜里拿出那10元钱时，不再犹豫了。甚至当费用从10元涨到20元了，表嫂说也极少有人问原因，“很痛快地就交了”。

　　至于报销的比例，表嫂说如果不是去年大舅的那场病，她根本不会去关心政策如何规定。据她“了解”，在乡级医院报70%，到区县级医院报50%，到市级医院只给报10%。因为报销的比例不等，表嫂说村里的人极少到区县级或市级医院看病。

　　也正是这个原因，去年年底73岁的大娘摔伤腿时，没有选择我哥所在的市级医院，而是去了报销比例大的区级医院。同样选择区级医院的，还有我大姑家的表哥，去年表嫂因脑血栓住院时，表哥家几乎塌了天。家境贫寒的表哥一家，根本承担不起近万元的治疗费。幸好表哥一家人参加了“新农合”，在表嫂出院时及时领回了报销的钱。“住了25天的院，花了7000多块钱，报销完我算了一下，咱自己就掏了3000来块钱”。

　　也正是“出院时立刻报销”，为表哥解决了很大问题。表哥说，出院即报的制度打消了村民的顾虑，他们看起病来“心里更踏实了”。

　　一忧

　　虽然表哥一直庆幸参加了“新农合”，全家人受益匪浅。但在他的讲述中，我还是嗅到了一点“怪异”的味道。当我惊讶表嫂住院近一个月，花销却没过万元时，表哥说了实话：“村里有个人在医院上班，这样一来，避免了医院乱开药、开贵药的情况。”表哥一句话，道破了“新农合”政策实施过程中，有些医院在钻空子的现实。

　　一位对“新农合”关注甚多的亲戚，将他发现的问题做了总结：“第一，虽然乡级医院报销比例大，但是治疗水平有限、卫生条件太差，患有大病、疑难病和慢性病的农民必须到区县级医院治疗，这样一来，花钱就相对多了。第二，一些定点医院因为追求经济效益，给患者过度用药或者用贵药、进口药，甚至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重复检查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有的定点医院为患者开的处方药物和检查项目超出基本药物目录和规定检查的项目，不少费用不在报销之列，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通过亲戚的总结，我意识到医药费用的不合理支出，是制约广大农民从“新农合”中真正受益的关键问题。而医院的“大处方”、“乱检查”等顽疾，也出现在了“新农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