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县委书记王天琦回应睢宁信用评级风波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发自江苏睢宁

　　“在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而且非常宽。中间地带掌握好了，社会和谐就有了。”

　　媒体指出上海、深圳都是由第三方机构在从事征信工作。王天琦笑称：“中国所有的第三方机构，都是挂靠在政府机关名下。”

　　一项由地方政府主导、旨在为公民信用打分评级的系统，悄悄地在江苏省睢宁县实施了3个月后，因为媒体的报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波。

　　媒体报道的措辞似乎是导火索：政府给公民“评级”闻所未闻，而“良民”之说更勾起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3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睢宁县相关部门，并与这套信用评级制度的始作俑者、中共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作了面对面的交流。

　　作为媒体报道中的“高调书记”、“政治新星”，王天琦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私下里，他说自己现在“无所适从”。

　　“先管官风，再管民风”

　　睢宁的大街上有条横幅：“亲好人，惩恶人，打罪犯，高高扬起双严管的旗帜”。

　　睢宁的《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公民如果出现银行欠贷、闯红灯、欠缴水费等各种不良行为，将被量化扣分，评为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的ABCD四个等级，扣分情况将被定期公布。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集中在两点，一是政府给群众评等级，二是给公民发所谓的“良民证”。有评论说，睢宁为什么不搞一个官员信用评级，为什么不给官员也分级？

　　王天琦表示，“自己真是太冤了，”《办法》里根本就没有这两点。事实上，睢宁前两年已经先严管了官风，然后才开始严管民风。

　　睢宁县委、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称，两年来，睢宁县先后出台了《睢宁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规定》、《睢宁县公务人员问责办法》。根据《办法》，无论官、民都是信用征集的对象，官民平等。前不久，睢宁县对规划局、国土局等13名干部进行网络问责，对其信用作了减分处理，而且官员的信用情况还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依据。

　　睢宁的大街上有条横幅：“亲好人，惩恶人，打罪犯，高高扬起双严管的旗帜”。2008年至今，睢宁县共处理了123名干部，而2009年5月至今，睢宁县共查处涉及民风的案件437起。

　　类似的争议不是第一次在王天琦身上发生。2009年《新民周刊》的报道《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让王天琦得到了“高调书记”的称号，事后他直喊冤枉。他说，他的确说了“我喜欢高调，高调的人一定有本事，帕瓦罗蒂，高调吧，HI C，本事吧。但是在中国不能太高调”。不过他紧接所说着的那句话被记者们忽略了——“高调或者低调不能成为这个社会惟一的价值取向，否则就危险了：都低调，这个社会没有活力；都高调，社会就会陷入无秩序。”

　　只有高中学历的王天琦写了一本书《巴掌的哲学》，在睢宁广为流传，其中贯穿始终的是“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具体问题”。

　　撒开征信体系的大网

　　村级信息员发现有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就会报到镇里。

　　2009年10月成立的睢宁县征信办，是全国第一个县级政府的征信办。主任朱品武是睢宁县纪委常委，原来分管廉政、干教和案件审理。朱品武说，纪委不仅管征信，还管民风，“纪委的职责就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进一步验证了大众信用评级与严管官风、民风之间的逻辑关系。

　　他介绍，目前阶段的征信工作量非常大，涉及91个部门，以后完全进行征集要100多个部门。县里建立了组织网络，镇和各部门都有征信办领导机构，由纪委书记或者纪检组长专门负责。村里或者工厂里也要专门设立信息员，负责信息采集。县里通过公开招标，花了80万元，委托金蝶公司开发软件，以提高信息处理效率。

　　睢宁县的征信体系像一张大网，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串起传统中国乡村邻里和官民关系。以不赡养老人为例，村级信息员发现有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就会报到镇里。镇里核实之后，报到征信办，征信办在安排专人走访群众落实，最后公示。

　　朱品武说，3个月来，只有1人因为两个月内14次欠贷被定为信用D等，23人被列为信用C等，其中10个人是因为偷盗。

　　对于舆论普遍担心的堵塞群众进言渠道的问题，朱品武说，这些担心都是不了解情况。比如上访，不超过4次不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影响，但是一个人也不太可能有4次以上极端上访。

　　让包括王天琦在内的睢宁官员们自豪的是，2009年去北京上访的比2008年下降了47%，到南京上访的下降了30%，8类案件发案率下降了32%。当位官说，“甚至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也在搞拆迁，但就是没有人上访。

　　“掌控中间地带”

　　政府部门可以查所有人的信用记录。

　　睢宁的大众信用评级制度，带有浓厚的社会管理的色彩。

　　据朱品武介绍，睢宁县的信用信息在行政部门之间可以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查所有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查自己的，要查别人的必须得到别人的同意，并且要留下查询记录。而对于信用等级C、D等的人来说，所面临的更多的惩罚也来自于申领营业执照、政审等这样的社会管理领域。

　　朱品武说，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目前我国主要是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如何让法与德无缝对接呢？这个垫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王天琦则在不止一个场合说，在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非常宽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掌握好了，社会和谐就有了。”他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红绿灯，一个是小偷小摸。

　　关于红绿灯，他几年前在美国一个小镇街上看到，已经是凌晨了，一个老外“傻傻”地站着等红灯，直到变成绿灯才走。王天琦说，在中国，别说小镇了，就是大城市，大中午，人们也照样琢磨着怎么冲红灯。

　　关于小偷小摸，小偷在农村一次要偷1000块钱几乎不可能，可能偷一只羊，只值100块钱，什么刑罚都不够，却会让这家人失去一个季度的柴米油盐，更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安全的信心。

　　王天琦说：“我们的法律对闯红绿灯和小偷小摸这样的情况有作为吗？”他把睢宁的大众信用评级，解释为掌控这个“中间地带”的行为。

　　睢宁曾被称为“人民来信之乡”。朱品武说，外界认为“诬告”扣分主要针对普通老百姓。其实过去一到提拔干部前，就有人写人民来信，诬告的往往是干部占很大比例。这种诬告可能不触犯刑法，但却会耽误一个干部一辈子。如果公安机关认定是诬告，但是没有严重到需要刑事处罚的程度，这个就是需要扣分的中间地带。

　　朱品武说，诬告、不赡养老人、农村偷窃、这都是睢宁本地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因此是目前征信采集时的重点项目，所以分值相对比较高，不排除日后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为这个打官司，没有人打得过我们。”

　　很多人把王天琦和仇和作比较，王天琦自己也不回避。在一些人看来，他的工作力度比仇和还要大，例如严管干部、给干部立规矩，两年处理了123名干部。“仇和当年的改革是撕心裂肺的痛，今天睢宁的改革没有引发什么震荡，因为所有改革是我在发动推动，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把老百姓调动起来了。怎么调动？社会动员，包括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办法、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通过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调动老百姓。”

　　王天琦的秘书每个月给他编辑一本手机短信汇编。2010年1月份的汇编总共990条短信，王天琦说，这已经是比较薄的一期了。这些短信中，一大半是举报和反映问题，并且70%以上是确有其事。他认为，这就是社会监督，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是严管官风和社会动员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王天琦用“泥沙俱下”来形容，“一方面诬陷诽谤泄私愤，大大浪费行政资源；更主要的是，社会利益群体会通过非常隐秘的方式左右党委政府的决策，获取小集团利益”。

　　多位当地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是王天琦推出大众信用评级的真正逻辑——先官风，后民风，互相制约，用大众信息公开和大众信用评级来实现社会有效控制。一位官员说：“你监督我没问题，我完全接受，但是前提是不能乱讲，不能以小集团利益干预工作。任由你说，很可能展现的是少数人的民意、危险的民意。大众信用评级是为了保证大众信息公开更加真实。”

　　王天琦曾经说，在中国干事不能脱离国情，官员犯错当然要严肃处理。老百姓在社会生态中处于弱者位置，但这不意味着一切都由着你，否则社会就没有秩序，没有底线了。

　　他从2008年想出大众信用评级这个创意，到最终成文公布，经历近两年。

　　王天琦表示，制订方案的人都是本地专家。县里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个人的起草小组，来自县法制办、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县纪委牵头。这些土专家全毕业于专业政法院校，受过法律教育。他很自信，“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个法律文件，为这个打官司，没有人打得过我们。”

　　“可以做得再艺术些”

　　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有人评价，王天琦在睢宁的两年施政，公权力无限放大、私权力的无限缩小纵贯始终。

　　睢宁在干部用人制度上的X+1改革，对所有要提拔的干部实行保密投票、现场公示投票结果，设立毛遂论坛，让群众关系不好但却有能力的干部有机会脱颖而出。王天琦说，这些制度搞过之后，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什么权力？“这样的事，在睢宁、在中国做起来太容易了，但是你敢吗？你愿意吗？”

　　而这恰恰是媒体批评最多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睢宁，至少在大众信用评级这个问题上，公权力介入了不该介入的领域。

　　王天琦认为，这种批判是无谓的批判：“那些中间地带谁来介入？你给我一个答案。在中国国情下，除了政府，还有谁去发挥作用？”他甚至说，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国50年也做不到，“我今天这样做，是为了今后能进入自律和自治”

　　王天琦主动提到扩大信用信息征集范围的问题。他说，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贷款吗？不贷款他怎么知道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我就是比美国的征信办法多加了两个条款。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为什么我必须按照美国的来执行？

　　不止一个专家曾跟王天琦说过，应该把信用评级这样的事情交给非政府组织。王天琦说，他自己对这个观点并不排斥，但是这应该是50年、80年、100年之后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些事情必须政府来做。“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一些媒体指出，上海、深圳都是由第三方机构在从事征信工作。王天琦笑称：“中国所有的第三方机构都是挂靠在政府机关名下。”他承认自己本可以做得再艺术一些，“但我毕竟刚开始干，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我做的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