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田园牧歌的婚姻采购员

　　选个中意的老婆是天赋人权，想要通过嫁人改善处境也是很多女性的社会流动途径。只是在这种跨国婚姻采购中，婚姻中的交换关系被不人道、不均等地商业化了。

　　文_李思磐

　　资本的本质是流动，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一点不错。和时刻寻找人力成本洼地的资本一样，婚姻市场的流动趋势，越来越勤于往人工便宜、劳工权利差的地方迁徙。

　　先是欧美男找日本女，之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女身上；轮到“亚洲四小龙”男，找的是中国大陆女或者东南亚女，而中国大陆男只能找东南亚女。就在媒体注意到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试图往越南设厂之后，很快就兴起了中国男性的越南相亲团。

　　中国果然是崛起，虽然并没有像一些床笫爱国者的幻想那般，把欧美和日本姑娘纳入麾下成为自己的性奴隶，但到底，中国男人也能跨国选妻了。跨国婚姻中介宣传用语似曾相识，无非是温柔顺从会理家，淳朴节俭不拜金，尊敬丈夫，美貌并且处女。如果记得没错，这几年崛起的“富豪征婚”，也是坚持这套金科玉律，可见这已经是非常奢侈的梦想。

　　一个人想找什么样的伴侣，通常有很多个人化的考量，他人无需置评。不过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跟“富豪征婚”人人喊打不同，跨国相亲却引起不少男性共鸣。某位中越通婚中介的高调人物，在网上其帖子、照片转载率惊人。他无论是发帖，还是跟帖，都对当下的中国女性和婚姻，发表了不少意见。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老婆的素质”——不勤快、不温柔、拜金，管家不用心，还吵吵嚷嚷争家产；相应地，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越南的新娘在他的描述中，如同一曲田园牧歌，让不少单身汉感受到一种另类的浪漫。比如见面一天就给男人洗袜子、内裤，如大旅行时代的欧洲王公所见识的东方后宫一般给男人捶背，在交往关系中，男人从不会觉得难以掌握。

　　不过这种浪漫想象，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欧美的新郎们也曾如此想象过东亚女子—就是那些被越南征婚者们抨击的城市拜金女。尽管文化背景与亚洲完全不同，那些到消费便宜的岛国进行性采购(批发和零售都有)的男主角，谈到一盘宽面条就能约会到的稚龄女子，并对照自己痛恨的前妻和国内“拜金”女，遣词造句都和越南征婚男相似。

　　事实是，只要一个地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排序中处于次一级，当地的女子，就会被排序靠前社会的男人集体想象得更温柔，更有女性风情，并且更容易获得—譬如老男人可以找青春美少女，丑男人可以找如花姑娘。其实真相并没有这么浪漫，古老的大男子主义，和不够有竞争力的加工型产业一样，都不太容易适应个人有了权利自觉、也相对更有权利保障的社会。大男子主义者们考虑的，和鞋厂老板的招工、设厂逻辑其实差不多，那就是成本低，权利保障更低，容易控制。

　　这些喜欢骂女人拜金的精明婚姻采购员，真要是女孩子都不拜金了，他们还找不着北呢。不正是循着拜金的逻辑，满肚子的经济理性，他们才有了这趟越南之旅吗？一路上喜滋滋地记录着各种便宜花费，还预先想好假设与越南妻子离婚也不会被分家产，只相当于损失了两万块钱，这在国内给某个女友买化妆品都要这个数了……如果女孩子不介意他们兜里坚挺的人民币，这些不年轻、长相普通、性经历不单纯，对女性也明显缺乏关爱和尊重，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在婚姻市场上有何优势呢？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越南相亲大潮中，我们听到的声音，无非来自男人。选个中意的老婆是天赋人权，想要通过嫁人改善处境也是很多女性的社会流动途径。只是在这种跨国婚姻采购中，婚姻中的交换关系被不人道、不均等地商业化了：男人被当成高高在上的消费者，而女人被降格为货物。作为消费者的男性，不难控制风险，增加收益(譬如一千块看数十个姑娘，譬如随便拍女孩们的肖像在网络上显摆，譬如在改变主意的时候不必考虑对方感受抽身就走)，而这个婚姻市场的另一半——越南女主角们的想法和处境，我们无从得知。

　　越南姑娘如何看待那些用逛大卖场的心情来“谈恋爱”的男子？在这个相亲产业链，女孩们能否得到充分的资讯、透明的沟通机会来决定人生大事？本来已经非常低廉的聘金中，有多大比例会被中介环节吞噬？在对她们的相貌、可控性和处女膜进行一番称斤论两的考量之后，把她迎娶回去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会给二十刚出头的她，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在一个无亲无故的异邦，男人们对外声称的“买来的新娘”身份，会让她们面临怎样的人际环境？当她们遇到婚姻中的困难，譬如在中国发生率为30%的夫对妻暴力事件、或几率为3成的离婚，甚至以婚姻为名实行欺诈、性剥削和侵害时，谁能给她们帮助和保护？要知道，人毕竟不是货品，人生也不是一张发票那么简单。(作者系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

　　毕然：越南新娘是一面镜子

　　在她们身上，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她们，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充当了诸种支配逻辑或符号暴力的共谋，却浑然不觉。

　　文_毕然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跨国婚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原来对海外关系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到如今涉外通婚成为时髦乃至习以为常，时代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充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婚姻市场上，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的地位。虽然人们对此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部分国人尤其是男性心中难免怀有一种异样的心理。总有故事谆谆告诫跨国婚姻中中国女性所遭遇的不幸。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越南新娘”的登陆，这个格局似乎发生了重要改变。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可作为中国国力提高的重要证明。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客观的人口结构基础，最关键的便是由于性别比严重失调所导致的中国即将面临的3000万光棍危机。

　　但这可能还不是导致婚姻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并造成挤压的唯一原因，现实中某些社会性因素使之更加复杂。在男权主导的等级制下，婚姻交换的策略一般都是遵循着“男不高攀、女不低就”的规则。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城乡婚姻市场统一，已经显著改变了多数人口的通婚圈的半径。然而，在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等级化的婚姻市场和择偶规则共同作用，导致婚姻资源配置的失衡，其突出表现即所谓“甲女丁男”现象：一方面是大城市中“剩女”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欠发达地区“光棍村”的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变迁对人们择偶观念和模式的冲击。婚姻市场上的稀缺性提高了部分女性的身价，导致在很多男性看来，城市女性在择偶时眼光过高，有房有车(而且必须全款，按揭免谈)已经成为部分女性谈婚论嫁的必备前提(奇怪的是，如果女方有房有车则更是愁嫁)。经常有网友不无戏谑地罗列和计算各地城市娶媳妇动辄上百万的成本。残酷的现实压力，令部分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的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择偶上不得不转移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新娘”作为备选对象亮丽登场。“花几万元娶越南新娘”，尽管对很多人而言还仅仅是一种美丽的异域想象，但跨国婚介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对于苦苦打拼、求偶困难的大陆男性而言，的确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一些大龄男士、欠发达农村的未婚者或是外出务工者中，对此有着更加现实的巨大需求。

　　同时，年青一代女性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个性的张扬同时也成为她们难以洗刷的群体污名。而越南新娘“勤劳”、“听话”的刻板印象与性别意识崛起的中国女性形成鲜明比照，无疑更符合当代中国男性理想中妻子的标准。于是，一些自称无法忍受城市“拜金女”的单身汉，参加了远赴越南的相亲旅行团。

　　“越南新娘”已经变成了符号焦点。围绕这个话题，总是充满了各色的奇谈怪论。当然，感兴趣和发言的大多数都是男性。可想而知，真正跃跃欲试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有人从中找到了“大国的自信”，更多人则借机表达对中国年轻女性的抱怨甚至谩骂，结果总是演变为性别大战，并往往上升为有关民族国家尊严的宏大叙事。

　　然而，“越南新娘”作为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我们还很少听到发自她们自身的声音。她们的社会融入、生存生计、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公民权利等等，对于公众而言，都是谜一般的问题。仅有的一些故事中，她们只是作为完全被动的客体而呈现，叙事角度也完全是从男性中心出发，或纯粹服务于商业目的，或仅仅满足于猎奇的心理。

　　说外嫁中国女只为“索取”也好，说中国男性娶越南新娘属于“扶贫”也罢，实际上这些都是处于同一套逻辑和霸权的支配之下。诚如台湾学者夏晓娟所言，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实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在此过程中，核心、半边陲及边陲两地被排挤至边缘地位的男女劳动者为求延续生存而形成的结合。“当较富裕国家的男性的优越位置被日渐提升的女权所威胁时，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他们转向贫困地区寻找继续延续父权关系的管道。”

　　跨文化的家长制无处不在，“越南新娘”难逃其掌心。在资本国际化的今天，她们的跨国婚姻无非是这样一些不平等的支配结构性别内化的别样呈现。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越南新娘”作为跨界流离的“他者”，对于我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一面镜子。在她们身上，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她们，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充当了诸种支配逻辑或符号暴力的共谋，却浑然不觉。

　　(作者系北京高校社会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