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冷藏库协会副秘书长刘龙昌表示，对温度、湿度有要求的药品，决不能“断链”，这是冷链物流最基本的原则，否则，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命健康。

　　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的说法更学术化一些：疫苗没有按照规定低温储藏的后果是导致蛋白质变性，疫苗将可能因此失效；与此同时，蛋白质变性后将会有更强烈的致敏性。

　　“蛋白质致敏，一般情况下导致的症状是发烧，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休克，最严重的将进一步导致死亡。但这些症状都是在疫苗注射后短时间内发作，不太可能拖长到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

　　混乱的流通渠道

　　冷链的脆弱，现在看，很大程度上源于流通渠道的混乱。2005年以前，国家对疫苗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与供给，然而，由于利益分配的扭曲，现实情况极其复杂。

　　以2004年江苏宿迁轰动一时的妇幼保健所“假疫苗风波”为例，当年，该市药监局“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妇幼保健所自2003年12月至2004年5月期间，从不具备药品经营资格的安徽人张鹏手中购进脊髓灰质炎糖丸、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等药品，货值共计32.17万元。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这批药品，妇幼保健所获利28.2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4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妇幼保健所的行为，已经违法。”

　　妇幼保健所也有自己的理由，“不从防疫站进药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那儿经常供应不上，二是那儿的价格比较高。”所以，“收入主要来自门诊”的他们，只能自找低价进货渠道。

　　让人惊讶的是，低价购进的疫苗并非假货——“假疫苗风波”披露后，宿迁市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赴上海对妇幼保健所所购疫苗进行鉴定，结果“疫苗确系正规厂家生产，并经检验合格出厂”。

　　同一支疫苗，正规渠道价格高昂，“违法”的渠道却极其便宜，这构成了国内疫苗流通的独特景观。

　　2005年6月1日，国务院施行“《条例》”，打破了疾控机构对疫苗、特别是二类疫苗(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受种的疫苗；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的垄断，希望市场竞争让百姓受惠。

　　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疫苗流通渠道依然混乱。新规实施不到一个月，安徽泗县发生“甲肝疫苗事件”，300多名中小学生被放倒住进医院，1名儿童死亡。

　　最后发现，疫苗也非造假，只是流通渠道违规——该县大庄镇防保所购进4000支甲肝疫苗，1000支走的是疾控部门的渠道，每支11元，另外3000支从安徽人张鹏处购进，每支只要4.5元。

　　在巨大利益面前，无人能抵挡其最终诱惑。

　　距离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不到一个月时间，广东韶关“7·6疫苗事件”进一步将疫苗的流通渠道之乱象暴露无遗。

　　在韶关这起疫苗事件中，注射的疫苗是当地计生所采购自韶关市创丰药店，创丰药店的货源又来自广东普宁市长信医药公司，长信医药公司又非从厂家进货……

　　该疫苗生产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王立成承认，“这个批号的疫苗我们是直接发给广东省有关防疫部门的”。但是，如何流通到韶关，他们不知道——“只是后来倒来倒去的，这个过程我们不清楚。”

　　基层疾控部门的困境与选择

　　在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风波”中，作为主角的市妇幼保健所曾向媒体抱怨：改制后，市政府采取差额拨款的方式，每年只23万元，剩下的都要自负盈亏，而“23万连水电都不够”。

　　其负责人还称，“收入主要来自门诊，我们的50多名医生和工作人员每月工资就要十几万，即使这样收入在同行中也是比较低的。”

　　在安徽泗县“甲肝疫苗风波”中，大庄镇防保所有3个编制名额，国家每人每月拨款150元，而一个乡镇防保所运行起来，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多人，人员工资至少要保证每月500元。“最终每年实际运行费用，是财政拨款的16倍多。”

　　在一篇名为“《条例》在基层实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中，来自河南漯河召陵区疾控中心的任东洋写道：“目前，一类疫苗购买费用由省财政承担，保障较好；而一类疫苗接种补助费(包括耗材)由当地政府承担，由于县区财政困难，往往不能很好落实。”

　　“召陵区现人口近50万，《条例》实施后两年来解决经费10万元，只占应投入经费的12.5%。2006年调查显示，全国44%的县未落实基层从事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补助经费，其中有448个县(占16%)，政府取消了预防接种收费，而补助经费又未落实，导致接种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接种率下降，少数地方甚至停止了接种工作。”

　　不过，广大的基层疾控部门还是活了下来，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呢？

　　疫苗。

　　业内人士透露，疾控部门接种疫苗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比如流感疫苗，进口的利润在30%~40%，国产的疫苗则超过50%。而且，防疫部门执行的基本上是计划免疫任务，这部分不需要交税。

　　最关键的，和疫苗相关的法规都规定，疾控部门主管疫苗预防接种，无论来源何处，都要经过疾控部门这一关。

　　《条例》规定，“接种单位应当承担责任区域内的预防接种工作，并接受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指导……制定第一类疫苗的需求计划和第二类疫苗的购买计划，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于是，二类疫苗市场放开之后，基层疾控部门更是将此类疫苗的接种，当作了主要营收之道。

　　以人用狂犬病疫苗为例，从厂家的进货价大致为20元左右每人份，但在各级疾控之间进行层层利润分配，到了县、乡一级疾控中心时，价格已经达到140多元，再至乡村防保所，接种价格甚至已达200元。

　　省级疾控部门的权力寻租

　　对于基层疾控部门而言，拨款不足和营收诱惑双重存在，对于省级疾控部门而言，官场腐败、权力寻租则成了“疫苗问题”高发的另一面。

　　“山西疫苗事件”中，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卫)以每年380万元的代价，垄断了山西全省疫苗市场。

　　情况不止是山西。

　　2006年9月，原来的抗击“非典”英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因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个所长，罗耀星所拥有的，是广东全省疫苗的推广、订购、审核等权力，在采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的疫苗中，罗开始权力寻租——多次伙同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共同收受经销商贿送款共计1162万元，罗耀星分得其中的707万元……

　　让人想不到的是，4年后，“山西疫苗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活生生再现了利益和权力交换的丑剧。而中国省级疾控系统中，还有多少个“罗耀星”、“栗文元”，没人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