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教育是非常专业化的

　　——专访牛津大学国际部主任希瑟·贝尔

　　“如果你来这里学习数学，那么你只学习数学，因此，你必须喜欢数学”

　　实习记者  李倩

　　人物周刊：我从牛津的校报《Cherwell》得知，牛津学联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私立高中。而私立高中交的学费一般都很高。这是否意味着牛津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于富有的家庭？

　　希瑟·贝尔：我并不这样认为。首先，大约45%的英国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55%就读于公立学校。我认为不同的社团吸引着不同类型的学生。例如，在私立学校可能有很多辩论俱乐部，而学联本质上是一个大的辩论俱乐部。因此，私立学校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学联。这是第一点。另外，大部分学生去上公立学校并不意味着去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家庭都很富裕。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有奖学金。但我们分析这些学生的收入来源时，我们发现有些私立学校的学生的家庭实际上是比较穷的，他们靠奖学金生活。

　　另外，牛津大学的学费对英国学生来讲，并不比其他任何英国大学贵。当然，中国学生在牛津的费用要比这高得多。但这还是比美国的费用要低很多。

　　人物周刊：牛津大学招收学生的策略是什么？

　　希瑟·贝尔：我们先谈一下本科生的情况。英国的教育体制是，在就读A-LEVEL时，学生挑选3-4个科目学习。在读大学时，他们从中挑选一个最多两个专业进行学习。因此，英国的教育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教育。这与美国的教育体制非常不同。在美国，即使你在学习某个专业，可能你有一半的课程与这个专业无关。这是我们教育体制与众不同的一点。另一点，就是牛津的小组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导师制。例如，如果你读科学，那么你会有大课，有实验，但是你也会每个星期有4个小时与另外一个学生和导师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是在牛津与剑桥独一无二的。我们有11000个本科生，那么我们每星期可能有55000小时个“导师培训课”。

　　另一个牛津特有的系统是学院制。你可能是11000个本科生中的一员，但是你也是一个拥有300-400个学生的学院中的一员。基于牛津的这种特殊体系，我们总是寻找适合这种体系的学生。我们寻找特别聪明的学生，因为我们的课程很难，你必须与教授们进行很好的交流，还要与你的同学们有效沟通。你必须聪明。对国际学生，你还必须有好的英语。因为所有与导师的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我们录取的学生热爱他们的学习或是研究方向。因为，牛津的教育是非常专业化的。如果你来这里学习数学，那么你只学习数学，因此，你必须喜欢数学。我们也希望我们招收的学生能独立思考。另外，与美国的教育体系不同，我们并不要求我们的学生是全能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教会学生思考是学生从牛津学到最重要的收获吗？

　　贝尔：对。当你与一个牛津的校友进行交谈时，很多人都会说牛津教会了他如何思考。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会说牛津教会了他如何写作，尤其是社会科学专业的一些学生。而根据企业反馈回来的信息，他们到牛津来找人的主要原因，是牛津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导师制会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

　　人物周刊：那么，牛津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希瑟·贝尔：优秀。优秀的人从事优秀的研究，并提供优秀的教育，同时有优秀的管理作为支撑。

　　(感谢露丝·科尼尔对本文的帮助)

　　崔占峰  800年来首位华人教授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实习记者  李倩

　　12点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镑购买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最近几年中国也有派出来很多公费的研究生。分为两种，很小部分是全额公费出国读博士学位的，大部分是在国内注册了博士，出国一年“联合培养”。因为中国的项目要求是名师、名校、名专业，不是随便去个学校就给钱，所以给牛津这样的学校造成很大压力。每年想来的博士生太多了，而这些人来了又不交学费。中国将他们定义为“访问学生”，将这种合作方式定义为“联合培养”。但是，牛津是不认的。因为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如果你是学生，那你就得交每年一万五千镑的学费。所以，你来到这里只能算访问，我们都给的是访问学者(的签证)。目前牛津正在想一些政策，做一些限制。

　　不过，中国的公派留学始终都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让普通人能够不用自己掏腰包到海外求学。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我想做一些切实能帮到一些人的事情。所以，我回中国经常去的地方是工厂。我把这个工厂的一些问题解决，你就能帮上这个工厂里的人，他们还有家人，你就帮了很多人。虽然没法写成论文，也没有钱拿，但我觉得帮到很多人，这就够了。

　　(实习记者袁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