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校长彭定康

　　“在保持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实习记者  李倩

　　牛津大学终身校长彭定康的办公室在牛津市中心以南的惠灵顿广场旁边。这是一栋灰色的3层小楼，没有任何设计特色，看起来像层叠的火柴盒。

　　彭定康的办公室在3楼。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放着两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架，凌乱地摆放着各种文件与资料。除了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副中国山水画外，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

　　我们到达时，彭定康正戴着眼镜研究一份《牛津与中国》的宣传资料。他去年5月13日为《泰晤士报》写文章，宣传牛津大学即将建立的中国奖学金中心，和已经在香港设立的牛津校友中心。

　　如果将彭定康的政治生涯分成两段，“港督”5年势必是重要的分水岭。

　　1997年彭定康卸任港督之后，出任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通称“彭定康委员会”)主席。1999年到2004年，他的政治生涯赢来最高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从200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英国印度商界领袖论坛英方主席。

　　在此期间，伴随彭定康的一直是荣誉。2003年当选牛津大学终身校长，这项职务一般是由卸任的首相或者重要的贵族担当。目前，另一所英国名校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爱丁堡公爵，女王伊丽莎白的丈夫。2005年，彭定康晋升英国上议院终身议员，封号为巴恩斯男爵。这代表了英国女王对彭定康的充分肯定。在英国的传统中，男爵属于勋爵的一种，一般是对宫廷显贵的尊称。曾统治香港的28位英国港督中，只有4位港督最终获得了勋爵的封号。

　　如果时间倒退到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之前，故事是另一般模样。

　　1966年，刚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彭定康因文笔异常出色，加入了保守党研究部，并以惊人的速度成长。1979年开始担任英国国会下议院巴斯选区议员，1990年出任保守党主席。1992年英国大选，彭定康带领保守党参选。在民调落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彭定康和部下创造了奇迹般的胜利，击败了反对党工党。梅杰入主唐宁街10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定康却以4000票之差输掉了自己的巴斯选区，失去了下议院议席。

　　首相梅杰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如果当时彭定康没有失去议席，他将出任财长或外相。在英国政坛，这两个职务往往是为唐宁街10号的后备队伍所准备。

　　牛津大学副校长罗森爵士评价彭定康，“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是中国人的真正朋友，他是这个国家最坚定的中国支持者之一。”BBC中文部总监李文认为，彭定康是英国政界少有的“真正关心中国的人。”因为其他政客可能从心底“根本不去理睬中国”。

　　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

　　人物周刊：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您如何评价自己？

　　彭定康：我一向以敢说、敢于表达我的思想而著称。现在我的这个特点可能变得更为突出，因为现在我不再担任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职务。我和大多数的政治家一样，有一大堆关于国际政治的经验。

　　我曾担任英国的政府部长、香港总督。接下来，我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也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最近，我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在过去几年里，我参与并负责了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制定。我是英国—印度圆桌会议的英方主席，将学者、商人、银行家和媒体民主地调节在一起。总之，我对国际事务有大量的实际经验。并且，我依然在该领域十分活跃，并发挥着影响力。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和印度都非常了解，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印关系？

　　彭定康：我认为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但目前，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仍存在着猜疑和不稳定因素。首先，两个国家从1972年两个边境爆发战争以来，关于边境的争论一直不断。当印度宣布发展核武器时，其国防部长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而是出于对中国的深切忧虑。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应该在全球事务中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合作，特别是在关于交易、不同区域的经济平衡以及环境问题上。

　　人物周刊：您曾经在您的书中引用印度前工商部长的一句话，“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您的意思是印度将在21世纪打败中国？

　　彭定康：不。我并不认为在21世纪中印间的竞争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的竞争更多是区域之间的而不是整个国家之间的。我认为竞争应该更多是观念的竞争，而不是民族与国家的竞争。

　　我所谈及的中印关系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印度的人口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中国。这意味着印度将拥有更为年轻的劳动力资源。第二，印度的政治体制可以容许其可能发生的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变动。事实上，尽管印度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差异(例如，他们有1.5亿穆斯林)，但仍然保持国家完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民主体制。对我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在摸索中，并且(对其政治体制最终的形式)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经济、社会及技术上的发展缺乏政治体制的统一。我认为，中国迟早都会经历政治体制上的变革。而印度则不必面临这个问题。

　　合作与和平

　　人物周刊：您对民主的思想是受到丘吉尔的影响吗？我曾在您的书里读到一些相关内容。

　　彭定康：对，丘吉尔说过，民主乃是最糟的一种政府形式，除了不曾试验的所有其他政体之外。这是非常典型的丘吉尔式的论断。从广义上来讲，我也赞同这一点。但是，也必须承认，民主有不同的形式。美国式的民主不同于英国式的民主，也异于法国式的民主。没有一种民主是完美的。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民主的核心是什么？

　　彭定康：民主的核心，我认为是政府应该对民众负责，而民众如果不喜欢这个政府，也应该能够抛弃这个政府而选择一个新的政府。

　　人物周刊：您曾在《what's the next》提到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您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

　　彭定康：那是在1962年，我刚开始在牛津攻读我的历史专业的时候。当时，世界到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核战争的边缘。我认为，当时的肯尼迪总统极其完美地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是我曾经问我自己，生活在一个随时都能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毁灭的世界，是一个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啊！因此我不相信存在于东西方间的所谓的恐怖核平衡，我不认为这应该是人类保持和平的方式。因此，我非常开心看到奥巴马总统正致力于减少全球核武器的数量。

　　人物周刊：您的思想核心是合作与和平？

　　彭定康：非常正确。但是我并不认为和平总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获得。武力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有时国际次序需要武力来维护。

　　物质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的信仰为天主教，但是在英国政坛，新教是英国国教，也是绝大部分政治家的信仰。您认为您的信仰对于您的政治生涯有没有影响？

　　彭定康：我并不认为我的信仰影响了我的发展。同样，我也不认为目前在英国存在着关于天主教的任何偏见。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也没有经历任何这样的偏见。但是，我确实是牛津历史上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位天主教校长。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我认为任何关于基督教中的区别偏见都是一种耻辱。任何信仰基督的人都应该和平共处。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宗教政策？

　　彭定康：我说过这是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后价值观时代。人，仅仅在物质上富裕是不够的，并不是仅仅买一个等离子电视或是休一个长假就足够了。人们实际上需要为某种信仰而活着。有时候宗教就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追求。

　　人物周刊：您认为信仰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吗？

　　彭定康：我对现在中国大力推广儒家思想非常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价值观很重要。但我不是说，要一味的追求价值观而不考虑其他如贫穷或富裕。我认为邓小平在历史上就是一个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也将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之一而被人所记住。因为他所倡导的改革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贫困。但是，物质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最尊敬杜鲁门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邓小平？

　　彭定康：我认为邓小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之一。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倡导了改革，并在90年代初加大了改革的步伐。我认为改革将使他永垂青史。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勇敢而又充满技巧的政治家，并且坚韧不屈。

　　人物周刊：那您是如何看待前总理朱镕基？我记得你们曾一起探讨过关于死刑的问题。

　　彭定康：朱镕基是我一生遇到过的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政治家之一，无论是从智慧上来讲，还是指其政治威信。

　　人物周刊：您能评价一下温家宝总理吗？

　　彭定康：显而易见，温家宝是一位非常具有政治魅力的领导人。这不难从他的历次国际访问中可以看出来。并且，他对灾难的评论与处理也非常得当，比如对四川地震、矿难等。所以，对我而言，他同样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领导人。

　　人物周刊：您认为，当今中国政坛，最有可能影响世界的人是谁？

　　彭定康：如果是20世纪，我们应该承认是邓小平。因为他在20世纪所作的贡献实在是太伟大了。我认为，在保持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人物周刊：谁是20世纪您最尊敬的政治家？

　　彭定康：我认为可能是哈里·杜鲁门。杜鲁门总统。

　　(感谢李国强教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