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世博基因

　　当年，有一群人陆续从上海的码头出发，带着当时能拿得出手的展品，或怀揣着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漂洋过海，前往另外一个新奇的国度，参观异国的世博会。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从首届世博会开始，上海便与世博会联在一起。然而，联系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原来，过去上海那个繁忙的码头，正是维系世博会和上海、中国的那根绳索，也正是中西方文化在上海孕育的硕果。

　　登上码头，再远望。

　　过去，上海在这头，世博会在那头。

　　今天，上海和世博会在一头。

　　上海世博会的源头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

　　往前数100年，不管从哪个国家来，几乎都要乘船漂洋过海到上海。2010年5月的上海，不管你从哪个国家来，都可以从空中飞翔而来，停靠在上海的浦东或虹桥机场。

　　在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后，甚至更远的未来，上海这座城市就要一直这么忙下去。飞机在飞，高铁在跑，出租车在弄堂前穿梭，异国的面孔会越聚越多……

　　不到一个月，来自全世界的7000万参观者，将接踵而至，奔赴这次盛会。

　　“一切始于世博会！”世博会创办伊始，就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

　　上海，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十年后要长成的模样。

　　人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带着中国人看世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世界看中国。这一刻，世界都在看中国，更是在看上海。

　　城市，是这次世博会的主题。

　　为什么要选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据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更好。”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同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所说，上海世博会将会预告未来五十年来人类的生活新形态。其实，在很早以前，上海就看到了自己下一个10年的发展。

　　或许，这正是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一直能走在最前端的原因之一。

　　上海，地理得天独厚。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上海有一个码头，从那里坐上船，可以抵达西方的其他国家。一百多年前，就有很多人，陆续从那里坐船，走出国门，走进世博会，取回西方的精髓。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上海开埠那一天。

　　炮火孕育新沪商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3年11月17日，一个来自大不列颠帝国的野战队上尉巴富尔，穿着高高的军靴踏进李家庄的烂泥坑里，步入沿江的土地，建立临时领事馆。上海正式对外开埠。从此，各国列强开始抢滩上海。

　　面对一片荒芜，谁都无法想象，60年后，这一片烂泥塘，会变成远东著名的外滩。

　　开埠前，东西方文化已在上海开始交融。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先期进入上海，给上海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上海也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对上海港口优越性的判断，代表着西方人的一般看法。

　　1843年，福钧曾到过上海。相隔5年后，在1848年9月重返上海，当船再次抵达码头时，他发现上海已变成另一番景象。福钧深有感触地写道：“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许多英美的洋行，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开埠不到十年，列强在上海开办了100余家外国洋行。洋行发展起来，一些熟悉中西方商情的中国商人，便受雇于洋行，成为洋行的买办，也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如郑观应、徐荣村及其兄弟，先后来到上海，成为第一批淘金的买办，迅速崛起。

　　据记载，在1850年代初，洋行买办总人数有200人。福钧预言：“即可知数年以后，上海将不仅能与广州相争竞，且将远比广州为重要无疑。”

　　在活跃的对外贸易中，孕育出了一批像徐荣村这样敏感的上海商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上海商人的丝绸

　　有史以来，徐荣村是第一个将商品派送到首届伦敦世博会上参展并获奖的上海商人。

　　1851年，丝绸和茶叶是上海这座城市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外国人很喜欢。熟知外国人喜好、深谙商道的徐荣村，开始重点经营丝绸和茶叶。

　　徐荣村最先认识到，要赚钱，必须得与洋人打交道，和洋人打交道，“无他物更驾于丝茶之上者”，没有什么比丝茶更能赚钱的。

　　最初，徐荣村也通过“贱买贵卖”的方式获利。他从乡下低价收购生丝，运到上海，高价再卖给洋行的外商，从中渔利不菲。据记载，上海附近盛产生丝的南浔，当地的收购价仅为七分一钱，运到上海就能卖到二两银子，几乎是收购价的三倍。

　　徐荣村有自己的特殊本领，久经商场，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生丝的好劣。一时间，以“货则上品，售之则上价”闻名于上海。

　　徐荣村常和外国人打交道，消息灵通。1851年，当他得知英国伦敦要举办第一届世博会的消息，对生意敏感的他，从中便看到商机，立刻派人精选12包“荣记湖丝”，通过船运，从上海码头出发，送到远隔重洋的伦敦参展。

　　到展会上，“荣记湖丝”因为包装粗糙，丝毫不起眼，遭受冷遇。然而，“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货不愁人不识”，经过反复比较，众多评委最终看出“荣记湖丝”精良的品质，评价说：“在中国展区，上海荣记的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丝绸的优异品质，因此评委会授予其奖章。”

　　后来，众评委一致“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荣记湖丝”获得金、银大奖。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荣记湖丝”颁发奖牌和奖状。徐荣村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博会获奖的中国商人。

　　“荣记湖丝”在伦敦世博会获奖后，徐荣村立刻请来画匠，临摹下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改为荣记产品的商标，四处宣传，为荣记赢得好的口碑。

　　随着丝、茶等商品出口额的增多，上海在外贸出口中的地位，很快取代广州，跃居榜首，成为新的贸易枢纽，形成一个新的埠际贸易中心。

　　世博归来的《申报》总编纂

　　历史上，王韬应是最早以游客身份目睹巴黎世博会的中国人。

　　王韬，晚清著名政论家，生于1828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江苏人士，18岁时考取秀才。1847年——在他19岁那年，从江苏老家到上海看望父亲。当时，江南日渐萧条，上海已是一个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出现畸形的繁荣。

　　在上海的生活，最先打开了王韬的眼界。在上海，王韬参观了伦敦来华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图书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眼界顿开。在书馆里，王韬看到了从来没见过的活字版印刷机，一年竟能印刷几千本书。王韬大发感慨。1848年，王韬获得一个留在墨海书馆的机会，成为麦都思的助手。

　　当时的上海在中国人眼里，简直可以等同于西方。

　　当时，在北京等地，当士大夫耻与洋人交接、反对学习洋文之时，上海已开办了20多所不同的外语学校，教授实用英语，三五个月的外语培训班广受欢迎。

　　一直生活在上海繁华中的王韬，在1861年这一年，并不情愿地从上海开始逃亡生涯。1861年，因和当时的太平军不断地接触，王韬对太平军产生好感，便上书太平军，为其出谋划策，并表示愿为太平军效“区区之力”。不曾想，王韬的禀帖在战斗中被清军缴获，清政府发现后便下令通缉。这时，王韬在西人的保护下，被迫从上海逃亡到香港。

　　王韬因祸得福。正是这一次“越轨”的行为，王韬才会被迫离开上海，坐船逃亡到欧洲，后来，他才得以目睹巴黎世博会盛况，开阔眼界，影响了他的思想。

　　回国后，王韬写出《漫游随录》一书。在书中，王韬记录了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会址建设，以及展会期间的热闹情景。

　　世博会的见闻，对王韬影响深刻。

　　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出任《华字日报》主笔，成为报刊上著名的政论家。此后不久，1872年，中国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办，这份报纸，成为王韬后来发表政论、小说的主要阵地。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报业发展迅猛，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的众多报纸，60%以上都在上海发行，上海成为传播近代政治民主思想的中心城市，辐射全国。

　　1884年，王韬终于回到阔别20多年的上海，被聘为《申报》的总编纂，继续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直至终老。

　　“写字先生”成为第一人

　　1861年，在王韬上书太平军，从上海逃亡时时，19岁的李圭被俘虏还在太平军营里做“写字先生”。第二年，1862年，李圭逃出太平军，从杭州跑到上海。

　　在李圭逃往上海前后，太平军运动期间，上海开始逐渐开始成为一个移民城市。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潮。太平军运动期间是上海的第一次移民潮：长江中小游地区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因为战事频繁，富户、穷人不得不涌向有大片租界的上海。仅从1855年到1865年，这十年间，上海的人口净增11万人。进入上海租界的江浙富户，不少重操旧业，继续从事金融和钱业等金融活动。各行业移民的融入，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繁荣。

　　1867年，王韬流亡到欧洲，游历巴黎世博会，惊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在上海谋生的李圭，又从上海来到宁波，在英国人负责的海关税务司里继续当“写字先生”，负责办理文案。

　　这一时期，上海逐渐成为贸易和工业中心。

　　1862年，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农民战争中，见识了西式枪炮的厉害，决心“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让“留心西人秘法”的丁日昌到上海专办军火制造。

　　1876年，大洋彼岸的美国费城开始筹备世博会。

　　准备重点培育亚太市场的美国，力邀中国参加。盛情之下，中国增派参会人员，选派了一名中国人担任中国工商界的代表。

　　后来，海关税务司里的一个“小人物”——李圭，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成为第一个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

　　在李圭参加费城世博会之前，每届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里都没有中国人，而是由中国海关里的外国人代表中国参加。

　　费城博览会让他开始探究美国富强的根源，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他很认同美国建国百年就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政治之善”的观点。

　　回国后，李圭写了《环游地球新录》。李鸿章特别为他作序，资助李圭印刷了三千本，坊间不断翻版。后来，康有为读到此书深受鼓舞，从此，走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要求变法维新。

　　然而，当时国内保守势力极其强大，尽管这本书的出版给李圭赢得了一些名气，但功效毕竟微小。在《美会纪略》的自序中，李圭道出了自己的一片苦心：“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亦欲敦友谊，广人才，冀收利国利民之效。”

　　大使从上海出发

　　1856年，郭嵩焘前往上海，访问了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会见了正在书馆做“助译”的王韬。

　　19世纪50年代，随着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文化发生了极大变迁，西学渐盛。自从1857年1月《六合丛谈》创刊后，宣传介绍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书报杂志兴盛一时。

　　查看当时出版的《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等杂志，可以看到，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电报、铁路的新闻。如英国“电线通三国”、美国“添造火车汽机”。

　　在传播“西学”的墨海书馆，郭嵩焘参观了机器印刷，感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路上，遇见前几日见过的洋人，握手致意，郭嵩焘说：“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到上海后，郭嵩焘不断地接触西人、西学，拜访了英国、法国、葡萄牙的领事们，参观了“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参观完，郭嵩焘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虑也”，还有“传书天线”(电报)足以称雄中国。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29岁中进士，点翰林，成为士大夫阶级上层人物。但是，由于出身于商人家庭，郭嵩焘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他从没有轻商的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开始思索“洋患”问题，提倡“通其情，达其理”。

　　从1860到1877年，拥有135.8万美元开办资本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压倒其他公司，称雄于上海，逐步控制着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运。

　　美国的造船技术不仅优于中国，还要强于英国。当时，就连实力最强的英国商人，也认为“就内河航运而论，我们如果试图与美国佬竞争，那简直是荒谬的”。

　　1875年，作为士大夫阶层中“反对派”的郭嵩焘，写出《条议海防事宜》一文，提出了与洋务派主导观点颇为不同的整套观点，突破“办洋务”的水平，率先提出要在封建庙堂上创议“循习西洋政教”。在清末士大夫阶层中，郭嵩焘成为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代表“天朝帝国”走向“地上的世界”。

　　不久，性情耿直的郭嵩焘被参，闲居八年。后来，在文祥的引荐下，郭嵩焘重新复出。

　　1876年的春天，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在云南意外被杀，交涉后，英国方面要求清朝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这一年7月，郭嵩焘受清政府委派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处理这一件难堪之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从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邮船，当晚12点准点起航，他开启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外交历程。

　　对西学充满向往和好奇的郭嵩焘，途中，他每日记游记，钞寄给总理衙门，写出使日记近60万字，以《使西纪程》为名仅刊登过2万字后，便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再未发表。后来，《使西纪程》亦被迫毁版。

　　1878年，清政府追认郭嵩焘作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一年，法国正在举行世博会，钦差大臣郭嵩焘带团参加开幕式。

　　出使期间，郭嵩焘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伦敦和巴黎日记》，但一直遭到清政府毁版禁止出版，埋没至今才面世。这本书，记录着当时郭嵩焘彻底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

　　商务印书馆的世博印记

　　和郭嵩焘官派出使英法不同，1910年，43岁的张元济从上海启程，自己主动开始了一次环球旅游，他先后考察荷兰、英国、比利时等9个国家。途中，特别参观了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结果，对清政府参展的展品，大为失望。

　　张元济，1867年10月生于广东，1892年，考中进士。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在清政府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据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开列书单下交总理衙门购买，朝中竟无人能通晓，京城的书店更是难寻，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书全是张元济的藏书，书上盖有印章，光绪皇帝对张元济印象深刻，便破格召见他。

　　张元济进言：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担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不只是对外商贸的中心，已成长为中国西方新学的枢纽，报刊、新式学堂、出版印刷机构聚集于上海，从上海辐射到全国，影响民众，各地崇尚西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于此。

　　上海所出西书，在整个中国占着主导地位。在数量方面，1843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了七成之多。在质量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在内，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全部出自上海。

　　上海兴盛的出版市场，对主张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的张元济来说，充满吸引力。

　　1901年，决心以“辅助教育为己任”，34岁的张元济辞掉教职，投资开办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传播西学思想的书籍。

　　身在出版行业，一直关注世博会等国际事务的张元济，听闻1905年清政府在比利时世博会上的展品后，很是愤慨。1910年，他起身来到上海码头，自己坐船巡游世界，七次参观了世博会会场。

　　参观完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清政府送去的展品，张元济满心沮丧，他认为清政府所在的展场偏僻，展品匮乏，门前冷落，一路上，心情沉重，感慨良多。

　　对今后参展世博会，张元济很有远见地提出建议，吁请清政府以世博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实业，追赶西方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最难得的建议是，要为世博会培养专门的人才。

　　在文中，张元济写道：“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他率先身体力行，话出之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关于世博会的书籍，用来宣传世博知识。

　　在此后的几届世博会——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张元济都主动派送他们出版的书籍、玩具、仪器、乐器等参展，热心参与世博会，他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并融入世博会。

　　实业家的胜利

　　1923年，经过一年多的不断失败，32岁的吴蕴初终于试制出一种特殊调味品——味精，随后，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天厨味精厂，就这样，一举打破了日本味精“味之素”一统上海市场的局面。

　　在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20年代，在如制药、日用化工品等轻工业，因为舶来品长期垄断市场，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艰难。

　　1920－1936年，“一战”结束后，原本忙于战争的外国资本势力重新进入上海，当时，由于中国重定关税，外国资本势力为了减少商品的进口税，降低运输成本，直接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增多。

　　当时，日本货充斥整个上海市场，上海人炒菜也只能选择日本生产的味精——“味之素”。

　　对于味精，这些对工艺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如果民族工业仅仅停留在一般的仿制水平，而不在产品的价廉、质优和款式的新颖多样化方面超过外货，就很难立足生存。天厨味精取代日货“味之素”，就是一场十分不易成功的商战。

　　吴蕴初早年攻读化学，是中国近代的化学实业家。

　　1921年，30岁的吴蕴初开始创业，与人在汉口合伙开办炽昌硝碱公司，任厂长兼技师。这一年，吴蕴初回到上海，与施耕伊合办另外一家公司——炽昌新牛皮胶公司，担任厂长，主要制造生产火柴用的牛皮胶。1921年的上海，看到“味之素”一统上海市场，吴蕴初心想“我们中国人为何不能制造”，决定自己研制味精。

　　经过一年的试验，不断失败，不断尝试，吴蕴初在自家的实验室里，终于摸索找到“味之素”的制作工艺。经过多次改良，1923年，吴蕴初终于研制出天厨味精的配方和制作方式。

　　第二年9月，吴蕴初与张逸云——上海张崇新酱园业主合伙，在上海唐家湾福源里开厂投产，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就此诞生。

　　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全国各界抵制日货。天厨味精，打出“国货”旗号，一下受到国民的追捧，日本“味之素”一统市场的局面就此瓦解。

　　随后几年，有着国际视野的吴蕴初，从上海码头起航，将天厨味精送输到国外，连续三次，分别参展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1930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会展上，天厨味精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1953年，吴蕴初在上海逝世。之后，由他创立的众多企业继续发展。其中，天厨味精厂并入上海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由其生产的佛手牌味精远销到欧美市场。

　　1939年之后，中国与世博会渐行渐远。不过，徐荣村、王韬、李圭、郭嵩焘、吴蕴初等人给上海留下的世博基因并未因此消散。2010年5月，为什么是上海？答案或许就在历史的积淀中。

　　部分资料图片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仝冰雪编辑的《世博会中国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