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高危岗位，在古代官场用语中可以叫做“肥缺”，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是专指旧时收入(主要是非法收入)多的空额官职。我们今天说的官场高危岗位，当然是指占据了空额肥缺并且依据手中的权力可以继续出卖肥缺的职位。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核心理念就是“升官发财”。升官为的是发财，升官可以发财。“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无不诠释了这一理念；而且早在为当官做准备的读书阶段，就向学子们描画了这一诱人美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这就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逐资本以获取财富一样，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官吏以追逐升官而赚得金钱，以权力换取各种好处。难怪林语堂当年痛骂：“中国的官，就是读书的土匪”。会当官，会捞钱，会读《论语》，成为为官者的基本功。正因为当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因此穷官就成为清廉、有操守的象征。

　　官场高危岗位具有高风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铤而走险呢？因为它有高回报。古代一个关键职位的官吏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赎买权力的赎金构成了官员的大部分收入。养廉银是国家财政支付的赎金；各种陋规、税收提留等灰色收入是请托者支付的赎金；贿赂款、贪污款、勒索款等黑色收入是直接由民脂民膏支付的赎金。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生财之道是出卖官职。封建时代的卖官，有暗地里进行的，也有明码标价的。汉灵帝时，某地公开卖官，郡守崔烈花钱500万，买到司徒的官职。北齐后主亲政时，上至郡县一级，下至村官，都标价出卖。明朝后期吏治日益败坏，卖官纳贿之风大盛，官价越卖越高，一监司的官缺，开始卖700两银子，三天后涨到1500两，最后涨到2000两。这种官场腐败源远流长，也流毒至今。安徽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居然“理直气壮”地说出：“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因此据“权”力争，出卖官职，竟卖出百余顶乌纱帽。

　　官场高危岗位毕竟风险大，如何化解这种风险？古代官场的做法就是分肥。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就可以变成分肥。如种种官场“规礼”，就是照规矩送的礼金，分为常规性的和临时性的两种，常规的像什么“炭敬”(取暖费)、“冰敬”(降温费)、“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临时的像什么“程仪”(路费)、“使费”、“部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钱)等等。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可见，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而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只是走过场，甚至助纣为虐。所以，在封建制度下，即便是嫉“贪”如仇的朱元璋，也束手无策，慨叹：“本欲除贪，奈何朝杀而夕犯！”

　　然而，今天的官场高危岗位毕竟不同于古代了，但封建官场文化的胎毒和烙印，在短时间内还挥之不去，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较量，官员们也必须经受一场洗礼。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在官场高危岗位上工作的都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要顺应时代潮流，作改革发展的先行者和促进派。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应当让全体人民从领导干部的身上看到希望和未来。官员也要习惯于在法治的环境中想问题和做工作，把握住为官做人的底线。《明史杂俎》记载，朱元璋有一次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乐？有人说功高盖世者最快乐，有人说金榜题名者最快乐，有人说富甲一方者最快乐，而一个叫万钢的大臣回答：“天下守法者最快乐”。朱元璋听后大悦，夸赞万钢“见解甚是独到”。作为一名执政官员，要时刻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悬在头顶的“三尺利剑”，心存敬畏，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样，高危岗位就不“危”。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对官员仅有体制内的监督远远不够

　　官员何以成了高风险职业？除了资本的魔力与人性自私释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在相当一些干部心中有“权力末日”情结，趁说话管用，先把钱捞到再说，否则，权力过期作废。今天对中共执政构成威胁的恐怕不是资产阶级，而是那些“政治正确”的腐败分子。

　　贪官，本质上讲就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就是政治上的反动。但是贪官却恰恰用政治来遮风挡雨，程维高以“郭光允诽谤领导”，危害安定团结来收拾异己；成克杰在广西水灾时，撤掉那些“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公仆。那些政治词汇背得顺溜的人捞钱也捞得顺溜，他们把政治也作为腐败的挡风墙。

　　官员成了高风险职业，另一方面要从当前官场生态来分析。当前，对官员的监督主要来自纪检系统，是官员监督官员，这种体制内的监督虽然能起到不错的效用，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只有把体制外监督纳入官员考评体系中，并让其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比如把民意评价纳入监督体系。

　　如果仅是体制内的监督，可能会导致官场生态异化，从而形成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据我的观察， 当前官场有以下几类干部：

　　一为技术型干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上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做过大型企业老总的技术型干部，他们作风严谨，素质很高，但有理工科思维，思考问题有程序色彩，少了点人文精神。 二为乡党式干部。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能力不强，但相信厚黑学，钻营取巧。三为知识分子型干部。近年来博士纷纷从政，他们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有理想主义情结，常常以哲学思想介入政治，忘记了现实政治。

　　当前部分地方的官场，由于权力被一把手高度垄断，官帽也是垄断的，所以一些乡党干部即使公众认可度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而技术型干部、知识分子型干部而因不善于钻营而在原地踏步。

　　防范官员岗位“高风险”，我认为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技术官僚搞执行，靠制度竞升。另外一点，就是要引入体制外的监督力量，并让其发挥作用。 (作者：蒋兆勇 为时政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