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的民意功能

　　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光环，他们应是最权威、最主流、最理性的民意代表。然而，这支最为成熟、理性的民意表达与监督力量，却在网络民意汹涌的今天被忽略。

　　如何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这一民意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唤醒“代表意识”回归到民意轨道？如何促使人大代表用更加开放的心态与积极的方式，关注公共利益，最充分、最广泛地反映民情民声？现实正在思考。

　　人大代表履职剪影

　　■文/本刊记者 邱祥吉

　　钟南山可能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

　　“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2009年，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上，中科院院士钟南山这句“雷语”赢得了全场多次掌声。他因敢言而被称为“炮手”。

　　今年两会，钟南山提了一份准备了6年的关于保健品的议案，直指许多保健品含有壮阳药，比如卖得很好的金虫草。“这些保健品的欺骗性太大了，谋财也就算了，对老人家来说简直是害命啊！”同时他将问题对准监管部门，他认为现在食品药品行业是多头管理，农产品是农业部门管，食品是质监部门管，药品里面的添加物由工商部门管，从而出现了管理空白。

　　“医改不能两头‘热’，中间‘冷’！中间的医务人员积极性不高，态度不明确。医改人员不能把自己看作改革的对象，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主角。”对有些部门自我肯定的医改进程，钟南山指出，“我不认同中国医改进入中期，我认为仅仅是良好的开始，到中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非典”到“甲流”，钟南山一直发出“必须公开真相”的声音，被人们誉为“公共卫生危机的民众代言人”。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说的时候，不会考虑很多，是针对事情本身，而不是针对哪个人，哪个部门！”

　　以成效而言，钟南山在今年两会中感到：“审议成分多了，很多意见都带有建设性，会风有所改善”。

　　钟南山深入调查、敢说敢为，直斥时弊，是人大代表中的优秀典型。然而并非所有代表都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胆量、这样的坚持。

　　高调履职黯然退却的代表

　　某市的人大代表张利民是一名民主党派成员，在当地经济研究圈子有较高影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批评不公，经常在媒体发表言论。“当上人大代表后，我很兴奋，有了更好的表达意见的平台，我准备全身心调研监督，认真履职，说出许多人想说未说或者想说不敢说的话。”

　　当代表的5年里张利民也是这样做的。履职期间，他一共参与人大代表小组组织的赴企业、基层等地调研约30次，自费独自调研10多次。“每次调研，我绝不走过场。我去调研就是去听问题的，当对方大谈成绩时，我当着许多人面质问他们的问题，我只问问题的真相。”

　　因为有扎实的调研基础，张利民每年在人大会上都会提出几件有针对性的议案建议。比如，几年前提的关于多个学校不规范收取择校费的问题，得到了许多家长的支持，但是建议迟迟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落实，张利民多次反映仍无果。随后他通过在媒体发表调研情况，向市里主要领导反映问题，相关部门终于进行了整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部门领导给我打招呼说，不要做得太过了。”

　　不过张利民依然我行我素，“发现问题就要说，不然当代表干嘛？就是个‘花瓶’？”张利民还有更尖锐的批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不公，管理者薪水过高，员工收入不透明”、“领导干部公车消费、吃喝消费、职务消费过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力问题”等等。“在人大会议上我直言不讳，弄得某些相关官员代表很尴尬，有的甚至说我的意见很偏激。”而在一次调研会上，张利民还与某局领导争锋相对，吵了起来。

　　因为不时发出“雷语”，张利民被代表们称为“炮手”。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刚开始当代表时，跟有关领导关系很好，到后来领导‘叮嘱我’甚至‘告诫我’什么不该说，关系弄得很僵。”

　　届满后，张利民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未能再选上代表。“不过我并不后悔，我依然看到有不少全国和省市跟我一样的敢直言的代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越努力越疲惫的代表

　　邱利辉最近感到很失落，甚至无力。他在区人大会上提的是去年提过的建议：在区里最大的广场旁修两个公厕。但是区政府给他的回复是，公厕会影响美观，与之后的规划可能会产生冲突。总之意思是条件不成熟，邱非常失望。“修两个公厕就那么难吗？政府有关领导没有看到晚上有人在广场边随地大小便吗？没看到那个狼籍场面吗？”他激动地说，“广场周围的几个角落恶臭的环境已经3年了。”

　　让邱利辉憋闷的还不止这一个例子。区里一个村的通村道路，十几年前被运沙车碾坏，坑洼不平，村民出行不便，意见很大。“为了修高速公路，就可以碾坏乡村道路？碾坏了也不修复？区、市两级人大代表反映了近10年，就没见实际行动，政府只是回复‘正在协调’或‘财政紧张’。”

　　邱利辉的情况不是孤例，记者还了解到许多代表认为能落实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事：在某条街道上安置垃圾箱，在小区里建健身活动器具，设一条公交线路，帮助乡镇解决乡村债务问题，拆除早就“赚”够钱的收费站等等。

　　当了两届区代表，邱利辉每年提的批评、建议越来越少。刚当上人大代表那一年他提了6件议案，农业的、企业的、医疗的、教育的，什么议案他都想提。“有种荣誉感，有强烈的表达意愿。”第二年提了5件，第三年3件，这两年基本就1件，“提多了也没劲，把厕所修了再说。”邱有些无奈。

　　人大代表每次换届，议案建议由多变少，是许多代表的共性。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多个地区，发现这是普遍现象，其中一个县的情况是：换届第一年人大收到的议案、建议共400多件，第5年不到200件，其中内容基本重复的还占10%。

　　为什么许多市县人大代表履职越久，积极性越低。“刚开始时新鲜，久了就混‘油’了，知道当人大代表也就那么回事。”邱利辉笑侃。人大干部分析认为，人大代表积极性的高低，跟政府领导和人大领导对代表意见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凡是政府重视的地方，代表们觉得自己能发挥很大作用，积极性高；而有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代表意见敷衍塞责，代表的积极性必然受挫。“代表不拿一分钱的工资，谁老是去碰壁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甘当“陪衬”的代表

　　还有一种人大代表不像代表。

　　王梅5年前听说自己要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时，正在田地干活。“当这个代表干什么，有工资吗？”王梅这样询问来告诉她消息的乡镇干部。乡镇干部跟她解释了很久也没让王梅明白当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只说每年“到县上开一次会，讲讲乡亲们的困难和要求，要是没什么说的呢就去‘耍’一下，乡上会开车送你。开一天会还会发几十元钱”。

　　不久后，王梅被选为县人大代表。

　　王梅是该县偏远山区的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无党派，35岁，初中未毕业。县上的人大干部告诉记者，王梅之所以能当代表，是因为她所在乡镇人数少于一万，只能分3个县人大代表名额，乡党委书记和镇长是代表，剩下的一个，人大领导表示，最好能体现代表最基层的一线身份和广泛的代表性，必须符合“女性、无公职、非党员”等条件，结果王梅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其实除了王梅并非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选，该人大干部表示，“乡镇政府选代表往往有个共同的想法，宁可代表说不出什么，也不愿选那种‘带刺’的什么都说的代表！”

　　记者见到王梅时，王梅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不晓得说什么，我不懂什么。”4年里，王梅“跟着县上‘当官的’到一个企业去看了一下”(实为人大组织的调研)，到县里参加了3次人大会议，缺席一次。会议上，没有提过一条建议或批评，没有发一次言。

　　像王梅这样不调研、不视察，开会走过场的“形式”代表并不罕见。即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媒体也报道过“不发言”的代表。

　　“这样的代表在全县总体上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却占了一个名额，使其他具有这个能力的人无缘这个职务，因为按照人大代表组成中各种界别和身份的要求，必须有王梅这样的代表。”县人大干部说。

　　虽然代表这个称号对王梅可有可无，但县人大却需要一个她这样的代表，人大干部透露，王梅很可能将继续“被选为”下一届代表。对此，王梅得知后既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她只说了句：“听领导的嘛！”

　　“感觉力量越来越强大”的代表

　　地方人大代表是一个地方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有的代表在依法履职时客观确实存在一些障碍，但也并非无所作为。

　　王强是一位有作为的人，他从一名打工仔奋斗到现在，成了资产千万元的企业老板。王强是一名有作为的市人大代表，从2001年至今，9年的代表生涯里，王强一共提了约50件议案建议，相关部门为其实实在在办理落实的有20件，其余未落实的建议，相关部门大多都在调研基础上给出了因多种原因确实暂时无法办理的合理解释。“我的体会是，只要你努力作为了，‘较真’了，人大代表就不是虚职，政府部门必须重视你。”王强语句铿锵。

　　王强有许多难忘的履职经历。他曾帮助十几名农民工讨薪。这十几名工人在一施工队干活，一年后，老板因为没有拿到乡镇政府的欠款，无力支付工资，后来“失踪”，工人们20万元的工资没有着落。“我为他们着急。老板跑了只有找政府，可是政府说还有更大债务没有偿还，得慢慢来。但工人的钱是血汗钱啊！”王强得知此事后，当即召集另两名代表以及农民工代表上市政府和人大反应情况，王强先后找了副市长、市长等多名政府官员，还多次向人大领导反映，请人大督促政府积极办理。跑了3个月之后，政府领导终于让财政局先划拨20万给欠债乡镇，很快，农民工拿到了拖欠的工资。“农民工高兴了，镇政府干部也松了口气，说不会每天都有工人来讨债了。”这件事让王强觉得，“代表的力量很强大，很有成就感。”

　　最近的一件事王强也津津乐道。市辖某县的造纸厂等企业污染严重，“我提了两年批评建议却始终未能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或整顿。”这下把王强惹急了，“我亲自请了一名环保专家到被污染的沟河取样，然后装在10几瓶里，分别拿到县环保局、市环保局以及相关的检测单位，我对他们说，要是不对这个水给个说法，我就拿到省上去，中央去检测。”

　　一个月前，王强的建议被政府批复积极办理。“我实地查看，企业排污已经少多了。”王强高兴地说。(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