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代表性缺失诊断

　　■文/本刊记者 邱祥吉

　　人大代表代表选民，为国谋政、为民代言天经地义。然而不少人大代表难以代表民意。为什么？

　　素质偏低履职不力

　　“一些代表对自己的职责不清楚，甚至搞不清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有的没有读过宪法、组织法、选举法。这如何履职？”西部某县的人大副主任蒋明指出。

　　人大代表为何履职不力，一些人大干部和代表首先指出，代表自身的素质亟待提升。

　　“实际上，这就是代表意识淡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以及代表的职务素养偏低的表现，这些现象在许多代表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他们不会联系群众，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审议发言，不会提建议意见，成了‘几不’代表，丧失了‘代表’的意义。”蒋明表示。

　　记者走访了解到，总体上，素质较低的代表主要集中在区县及乡镇代表，而层级越高的代表往往素质越高。“由于基层代表视野相对狭窄，学历普遍偏低，再学习能力和动力不足，造成履职不力。”某市人大副主任张宏指出。

　　记者了解的多个例子验证了张宏的话。一位来自农村的代表多次参会不发言，领导点她发言后她给政府的建议是，期望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有代表说，我很满意政府的工作，我自己的收入挺高，过得也挺好，不提建议主要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一村妇女主任代表在被问及村里妇女人数时，竟不知道。

　　据悉，目前针对代表提高履职能力的方式主要靠订阅报刊和集中培训。“报刊看不看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而一年里长则10来天，短则一两天的集中学习，只能在指导代表履职业务上有一定提高，提高综合素质难以实现。”张宏表示。

　　批评建议不痛不痒

　　“钟南山对‘8分钟用来对自己歌功颂德’的批评，博得了无数人的叫好声。中国官场的一大陋习就是会上空话套话多，这与官场生态有巨大关系。”蒋明认为，只说好话的会风一旦形成，谁说一点严厉批评的话就显得很异类。

　　“枪打出头鸟。说话太带刺，太挑毛病会让领导不高兴，会被说成是破坏会场‘氛围’、破坏‘和谐’之类的。”人大代表王安心私下透露，“问题说得太尖锐容易被‘边缘化’。”她举了一个例子：当地的一名很有见解的人大代表多次给政府提尖锐的意见，并通过媒体等多种形式给政府施压，促使政府办理，然而在代表换届选举时，他被排挤“选掉”了。“他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心里会少去很多顾虑，敢说敢为，后果无非是丢了代表的职务。”王安心降低声音说，“像我一样的许多干部是不敢提尖锐意见的，怕被穿小鞋！”记者发现，王安心的顾虑也是大多数官员代表的顾虑。

　　因此，在人代会期间，媒体报道的人大代表们的讨论发言出现“惊人相似”赞歌声声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提的建议中存在不少大而空的议案和建议：“建议政府建设好新农村”，“期望政府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希望解决城乡差异”，“建议加强教育投入”，等等。对此类无具体针对性的建议，人大代表王强分析，“一些代表可能确实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一些代表是不愿提不敢提，还有一些代表就是敷衍了事。”而政府对这种建议往往感觉无奈：“只能用政策进行回答，空对空。”

　　参会履职“走过场”

　　“代表代表，会后就了。”这样的代表被称为“不作为”、“懒作为”代表。多名人大干部指出，人大会议期间，代表缺席会议是常见现象。“有重要领导出席的场次，代表出席率比较高。但即使是人大常委会会议，也有个别非专职的人大常委经常缺席。”

　　寻找种种理由不参会是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表现，而参会的也不见得就是重视。《人民代表报》刊载了一篇《代表3年不说话》的文章，直指代表不发言、无议案、无建议的现象。目前，这一现象在多级人大代表出现，已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

　　此外，发言不被重视、发言走过场被广受诟病。代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某地的人大会议上，大家关于一个重大问题发表了很多好意见，一位领导最后做结论发言，大讲一通之后问：“还有什么意见？”接着马上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看大家就同意我的意见了。”

　　另外，不少代表还反映，个别人大代表甚至把人大会议当成私下交流、与高官接触的平台，“攀权贵、拉关系、拉项目似乎成了一些代表的最终目的。”

　　调研监督“走马观花”

　　“代表丢失代表性，不发挥作用，大多不是能力原因，而是一些人大领导和代表的主观原因。”王宏认为。

　　某市人大代表王安心第一次参加人大较大的调研活动，热情就被打击。那一次是到乡镇调研如何提高果农收入问题，中午到了镇政府，镇领导安排王安心等一行人先吃饭喝酒，“一桌人喝了三四瓶白酒，把我们的人大领导和几名代表灌得醉醺醺的。”之后，镇领导开车就带他们去了镇上一个企业和一个乡村果园“视察”，到一个视察点，王安心等代表就每人拿到一份材料，负责人念他们的成功经验。“全是说好的。”完了之后就是东拉西扯闲聊一通。“本来是来发现问题的，结果听到的全是成功经验。但是镇领导又那样热情地招待你，我们人大领导也不好再找别人的‘问题’。”

　　类似的调研活动，王安心已经参加10多回，“有一半多基本上是走过场。”这颇让她有些失望。“一些代表，特别是有少数人大机关干部将调研当成形式，结果像我一样的代表往往‘随大流’。”这种氛围下，不少代表对记者透露，“调研积极性不高，积极性高的往往是将调研当成出去观光的机会。”

　　代表们表示，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代表，往往“不受欢迎”。曾有一例子引起媒体热议。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等一行人赴环保局调研。研讨会上，邓成明说，“不管执法力量足不足，政府疏于管理，这个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对环境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比如汽车尾气问题，我就听一些群众反映……”此时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将其打断，“我们反对以个别或部分群众意见，作为对政府工作的否定。有些情况复杂，可能有些群众并不了解，不能乱下结论。”邓成明当时愤然中途离场。

　　除了人大组织的视察，王安心还被特邀为“政府监督员”或“特约监督员”，当了一段时间后，王安心再次失去兴趣，“一年有一次监督式的视察，也就是走一路，吃喝一路。然后每年年末，政府召集监督员开开座谈会，谈谈一年的成绩。”

　　与选民交流渠道匮乏

　　记者在采访中，随机了解了一个街道的多名群众，不少群众多年来只投过一两次票选举人大代表，而在划勾时对候选人也基本不认识，还有群众从未投过票。由此，他们大多不知道有没有某个代表代表自己，更不知道是谁。

　　李齐就是一名不被选民认识的代表。因为局长的身份，李齐被组织推荐到基层选区被选为人大代表。“我并不认识选我的选民，选民也不认识我。”李齐说。

　　“代表与选民脱节，意见交流不畅。”李齐表示，当了几年人大代表，除了小圈子里的人知道他是代表，其他就很少了。“我自己是不足以代表民意的。”李齐坦承，不过他认为除了自身原因外，“对人大制度宣传少，选举程序存在问题、缺少与群众接触的有效机制，都是客观原因。”

　　脱节的不光是选民，还有“一府两院”。作为局长，政府能够传达给他很多信息，“而作为人大代表，‘一府两院’与代表交流的信息却很少，以致最近政府在修建什么工程，代表都不知道。”

　　记者调查发现，选民和代表互不认识非常普遍。蒋明指出：受官场某些官员不下基层的不良风气影响，一些代表小组调研视察老是往政府机关走，往富裕地区和实力强的企业走，而走农村、走社区的少了，与群众聊天拉家常的更少，“一些代表一年可能都不到农村走一次。”

　　“一方面，代表缺乏联系选民的意识，特别是干部代表，他们被选上往往渗透了组织上的意图，很难说是体现选民意图。另一方面，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缺乏选举意识，当地也很少宣传，从有的乡镇连人大牌子、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可看出。”张宏认为。

　　媒体曾报道，深圳市民李红光在《南方都市报》自掏一万多元做了一个广告，内容是她自己写的十二条建议的题目，征集有意在“两会”上提出这些建议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此可见群众与代表交流渠道的匮乏。(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在民意勃发的时代，人大代表本应是代表民意最权威、最主流、最理性的力量。然而，在“两会”上只唱赞歌、从不投反对或弃权票、履职空话套话连篇、监督形同虚设现象也不鲜见，这些人大代表行权履职不力有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