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六年半

　　回家

　　暮春的伏牛山东麓平原到处是碧绿的麦田，白杨树的叶子已经褪去了鹅黄的底子，小河两岸的油菜花向远处铺开。59岁的徐林东，把脸紧紧贴向车窗，窗外是日想夜想家乡的气息。

　　4月25日下午，在驻马店市、漯河市精神病院被关了六年半的徐林东，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4天前是谷雨，这两天直到半夜都没睡踏实，我闻到了油菜花的香味，还听到了小麦抽穗的声音。”徐林东望着车窗外，满眼都是诗情画意。

　　车上，大哥徐林甫动情地对二弟徐林东说，我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从来没有像你今天这么风光过：村书记掏钱给理了发刮了胡子，镇政府出钱给添了身新衣裳，还免费给做了个全身体检，最后从精神病院出来，还有源汇区、大刘镇、大王村的大大小小领导专车护送回家。

　　下午5点，车子终于到达大王村。

　　徐林东，一个箭步，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挨个握住在场村民的手。他给在场的每一个男人发烟，如一个衣锦还乡的游子。即使新买的裤子的裤腿被踩在脚下，裤子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撕下来，在髋部晃悠着，他丝毫未加理睬。村民越聚越多，烟不够发，徐林东赶紧拿着大哥给的100元钱，跑到了旁边小卖部，又买了两条香烟。

　　眼前的徐林东，让乡邻们感到些许陌生：徐林东皮肤白了，穿着咖啡色夹克和灰色的西裤，像个城里退休的老干部。在握手间，他们感慨，徐林东老了，走时黑发现在已经花白，眼睛也已经浑浊。最让他们可惜的是，徐林东的口才，8年前说起话来像决堤的洪水，现在已经木讷迟钝。

　　自从8年前徐林东离开家乡到北京上访后，这是大王村的乡亲们第一次见到他。听说徐林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大家都摇头唏嘘。

　　在人群里，徐林东有些激动，围着身边看热闹的许多娃娃，他都不认识了。这不打紧，他现在最想看到是，自家的小院。

　　大门紧锁，门前杂芜的荒草已漫过了膝盖。人群潮动中，被惊起的大片蠓虫在人们头顶飞舞。大门钥匙已不知所处，表弟张得旺把锁砸开，却见多年前被风刮断的树干已经腐朽，横亘在门内。

　　家已经破败不堪。徐林东探身走进左厢房，8年前离家时，这里是他70多岁老父亲经营的面条铺儿，如今只剩墙角的一堆烂草。门楣上，当年郾城县政府发放的星级文明户的牌子上“五星级文明家庭”的几个字依然熠熠闪光。走进正房，发黑的玉米秆儿堆在客厅。卧室里，蜘蛛网布满墙角，只有墙上还有当年他张贴的几张人物画，画中的周润发，还是像8年前一样，年轻，帅气，拥着位姑娘，眯着眼微笑地望着他。

　　徐林东说，自己最像父亲，遇事耿直敢言，看不过不平的事。在兄弟们反对徐林东帮张桂枝状告乡政府，甚至不惜反目时，只有老父亲一直默默地支持他。然而大哥徐林甫对徐林东说，在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2005年，老父亲选择了自杀。

　　听了这话，徐林东默默地走出屋子，双手抚胸，站在门口，良久。他抬头看了看前面邻居的两层小楼，半天挤出了一句话：“这几年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邻居的官司

　　因为邻居张桂枝的一场官司，徐林东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

　　张桂枝的五口之家，原本生活波澜不惊。在这个家里，张桂枝自己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落下坡脚的毛病，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1年分宅基地时，张桂枝的长子王占杰分得一份，但土地使用证被村里莫名扣押。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当年的申诉状中称，张桂芝拿到使用证后，她发现宽度少了7尺半，觉得自己土地使用证有篡改的痕迹，而邻居医生王永安的宅基地却比当初分的多了，她认为是王家占用了这7尺半宽的田地。

　　因为这处宅基地，张桂枝和邻居王永安开始了十多年的不对称“战争”。“对方老找机会趁我丈夫不在家时打我，我就是不服气。”张桂芝回忆道，“后来，一位村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乡里帮我悄悄复印了当年分宅基地的规划底单，证明我的宅基地面积确实少了，但他们就是不给我纠正。”

　　张桂枝坚持认为，大刘乡政府土管所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为此，她甚至和大刘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了肢体冲突。

　　“看到一个腿脚不灵的女人，在村里常常被打，我实在不忍心了，才决定帮她去告乡政府。”徐林东说起自己的初衷。

　　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他曾经拿着证据找乡长，去了不下50次，但乡长一次面也不给见。

　　郾城县人民法院(郾城县后改为漯河市源汇区)最后判乡政府处理，乡政府又以张桂枝家宅基地超过2.5分地的理由，让张再割去一部分宅基地。在乡村，宅基地是农民最大的保障，张遂上诉至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宅基地纠纷，让两个笃信通过法律途径可以找回公平与正义的农民，没料到有一天会陷入了令他们无法自拔的泥沼。

　　对于徐林东的执着，侄女徐聪敏认为，这跟他的性格有关。在她眼里，二叔虽然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飘逸、瘦、硬”，从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直”，另外二叔喜欢看法律方面的书，没事就扎堆和人辩论，“一圈子人都说不过他”。

　　和徐林东一起长大的邻居说，徐林东为人热心，就是太直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不知道拐弯儿”。

　　徐林东的“善举”，在徐家兄弟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徐家大哥说，他们都不同意，一是双方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二是徐家在大王村也是孤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他倔脾气犯了，我们也劝不住，看他挨打也帮不了，我和老三家被扣上老上访户帽子，不停地受到政府的警告。”

　　“失踪”的人

　　2003年8月10号，徐林东和张桂枝又一起坐火车去了北京，他们记不起这究竟是多少次北京之旅了。

　　最初，他们白天去国土资源部、国家信访局等机关排号递材料；晚上，回到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分别找河南的上访老乡凑合着住一块，有时候也得临时窝在桥洞下或者街角。

　　后来，张桂枝拾破烂换钱，几十块买了辆三轮车，配上炉子、锅碗瓢勺，将就着做饭吃。拾破烂卖钱多了，张桂枝还租了间简易的房子。然而不久，许多老乡被当地驻京办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我再也不敢跟老乡们在一起了，害怕被他们带走，可是我的河南口音就是改不了，有一天，我在一个郊区的大垃圾场正在捡垃圾，被驻京办听出来了，他们通知了乡里，我被带回了大刘。”张桂枝回忆说，“他们反被着我的胳膊，掐我胳膊，钻心地疼，嘴里还不停地说，‘让你还告乡政府！’”

　　回来后，大刘乡政府几个工作人员轮流看着桂芝，把她关进大刘南王庄的一家敬老院，一关就是32天。张桂枝说：“一名叫李会戈(音)的工作人员坐在我肚子上抽我的脸，一位工作人员用皮鞋踢我的头。”

　　张桂枝开始绝食，4天滴水不进。后来，工作人员放松了看管，张桂枝翻墙逃了出来，趟过齐腰深的小河，躲到了亲戚的家里。秋收后的阴历十月下旬，张桂枝再次踏上了最后一次的北京之旅。

　　张桂枝逃出敬老院后，乡里工作人员赶到北京，开始搜寻徐林东。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

　　三弟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知道二哥徐林东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河南漯河、驻马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