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新长相
或者,从根本上说,上海男人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些观察他们的眼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上海男人——这是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词语,它是一个名词,但更像立场鲜明的语气助词,它所能表达的复杂意味,远远超过山东男人、东北男人和广州男人同类短语……它的存在,构成的是当代中国对于上海的持久误读。
从龙应台1997年在《文汇报》专栏中一篇《啊,上海男人》而引发的旷日风波说起,国人对于“上海男人”的口诛笔伐已经持续10多年之久。如今,回头梳理来龙去脉,不禁发现,就在上海完成王者回归的涅槃同时,上海男人也在改变。
当首都机场外的宣传牌上出现刘翔和姚明,当韩寒的一举一动都成为80后的风向标,当周立波靠海派清口撑起上海人的场子,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中国向上、阳光的一面正由上海男人来代表和传达,他们,为国人乃至世界解读自己,提供了更为现代和具体的样本。
批判史
至今,许多上海人恐怕仍不会忘记,1997年,在摇摆的车厢里就着报纸上的蝇头小字读到这篇《啊,上海男人》时,心头所萌生的一片苍凉而又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儿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啊!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凭借外来者特有的敏锐和不客气,台湾女人龙应台,从此正式拉开“上海男人批判史”的序幕——后来,洪晃曾在林冬甫的沪语节目里,用夹生上海话明着赞许、实则嘲笑地说着上海表哥细腻得收纳Burberry的围巾、王志文同志的袜子永远注意颜色的细节搭配;就连《读城记》里,易中天偶尔也会对上海男人轧上一脚,而且是在时隔些许年后……
而如果说十年前上海男人的“过错”缘于“1年收入赚了100元,87元全部交给国家了,剩下13元上海人再弄一年”(周立波《笑侃三十年》),那么,十年之后,当上海实现节余自用,除了做家务、怕老婆之外,上海男人毫无疑问更加宽阔、隐忍和灵活。
更国际
仿佛是为了扳回一局,世博会开幕前夕,上海社科院公布的“上海人形象实证研究”显示,怕老婆、做家务、勤快等上海男人长期受人嘲讽的特质,似乎更接近世界潮流,调查中,许多西方女人表示,在她们眼里,“上海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丈夫”。由此说来,上海男人是国际货,他们的市场不在于国内,而在于西方。
一批涌现出的新上海男人中,韩寒最近上榜《时代》周刊百大影响人物名单,刘翔和姚明则因在体育上的出类拔萃而早为世人熟识,甚至立足沪语的周立波,也被西方媒体作为上海现象加以解读……其视野之宽,辐射之广,国际性成为新上海男人的标签之一。
事实上,上海男人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与上海一直以来所谓“崇洋媚外”的心理大有关系。上海人骨子里有着外向的眼光,不把内地文化里的出人头地当作荣耀,如果想玩,就玩成国际的。这种骨子里的媚外也一直为国人唾弃,但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对国际水平欲罢不能的追逐中,在乎的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标准。
“更高更快”
上海男人多出文官,少见武将,但上海却接连走出难得的体育优秀人才,如姚明、刘翔、范志毅。
有上海人说,姚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海人的代表。
事实上,除了身高,这个东方小巨人在运动上没有任何长处:他有一只耳朵是聋的,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个劣势;他的臂展比身高要短10公分,在篮球上同样毫无优势;他的跟腱特别短,人跳不起来——这样的条件,一般人恐怕不敢把自己送上球场,但姚明做到了。
成就姚明的,是他的刻苦,是他作为典型上海好孩子的特质——肯下功夫,逼迫自己,愿意将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从头开始。有人说,如果姚明不到美国,他在中国绝对达不到今天这个高度,事实上,大多数上海男人都会选择姚明的路,因为,他们的舞台,不只是中国——这是从小在国际都会中领会到的强者生存的本领。
所以,姚明并不是上海男人中的异类,在个性气质上,他与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上海男人一样:不张扬,不强硬,不好斗,不出头。最多,也只是舍得对自己狠心。
刘翔的转折点在于2008年的奥运退赛,因为一个转身,之前所有的荣誉和痛苦,都被全然否定,愤怒、攻击和谩骂扑面而来,几乎没有人能够走出集体情绪裹挟的怪圈。对此,刘翔、刘翔的教练、刘翔的家人,不回应,不解释,不反驳,一直保持着沉默,刘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疗伤,养伤,恢复训练。与此同时,上海的媒体也不发一言。这是上海男人的作派——敌对情绪面前,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会,保持沉默。甚至中间数次有粉丝探访被刘翔飞车甩掉的新闻传出。一年后,刘翔选择在上海复出。那一枪,他跑出了13秒15,表现堪称完美,而赛后的调查更是显示九成网友对刘翔复出感到满意。
姚明说话幽默得体,刘翔举止自然大方,身为土生土长的上海男人,其言行举止可视为上海男人的缩影:有耳不听窗外闲话,有嘴不辩门外是非,不张扬,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
更冒犯
上海人骨子里向来有种爱谁谁的劲儿,90年前,女作家张爱玲堪称当时的离经叛道者,后来,上海男人陈丹青继承这股遗风,清华辞职后便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叫骂。而十年前,当陈丹青从体制抽身,归附自由,正值少年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后从校园中退学,两个年龄相差20岁的上海男人,从此是同一阵营里的战友。
韩寒的冒犯,体现在对于世事的畅所欲言,也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个“真”字。这种品质在十年前并不普遍,更何况那时他只是一个黄口小儿,所以,韩寒的勇敢,就在于将男人的反叛与80后的锋芒炼成自己的武器,如《西游记》中的红孩儿那般拉开架势就开始叫阵,哪管什么颜面与关系。当初与作家白桦的对骂,多数人怪他不尊长者,但后来发现,这厮眼中只有真伪,非但长者错了要反,那些当权者该骂也骂,直到今天,每当社会事件出现,等待韩寒的檄文已成大多数人的习惯,当集体发声消于无音,那么韩寒响亮的声讨无疑比辟谣更有公信力。
如今,十年过去,在即将上位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群体中,最为冒犯者,仍为韩寒。他非但没有江郎才尽,反而一直在保持匀速出书;他也没有如有人预言的三分钟热度那般放弃赛车,而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赛车手;他的每一篇博文都针砭时弊叫骂四方,每一次发言都是新闻媒体的焦点,他的身后,是众多面目模糊的80后、90后甚至70后,各人心中自有一个韩寒,只不过,每一个,都有其不为人知的功用。
而韩寒,无疑刷新上海男人另外一重定义——那就是,除了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和享乐至上的良民心态,上海男人同样可以是政治的、犀利的、在公众表达中毫无避讳的那一个。
更狂妄
新上海男人中,也有硬朗好斗的,譬如范志毅。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球场外,范志毅都腰杆子挺得笔直,一副威武样子。他踢球踢到亚洲足球先生,打架打到满城风雨,甚至有“范大将军”的美誉。
如果说范志毅的好斗多少带有武力的粗犷,那么周立波的斗便是狡黠而飘忽。事实上,从性格深处而言,周立波身上具有的,更是旧上海男人的性情——江湖气、油滑气和成功面前无法自控的狷介之气。周立波的才气不可忽视,但种种劣迹也一并传出,年轻时坐牢,前妻博客曝光的暴力与吸毒公案,与大哥关栋天之间的决裂和宿怨,以至于后来与郭德纲之间的隔空互掐……无怪乎有人说,周立波身上,上海男人的促狭一览无余,但同时,他也有着新式男人的机智、幽默和抗压力感——他懂得自嘲,并对迎面而来的嘲笑绝地反击。上海有句老话:“做人要做杜先生。”周立波要成为的,就是一个如杜月笙一般“讲义气”、“说话算话”的上海男人,当然,这义气和江湖都是上海式的。
从余秋雨颇有矫饰的大师风格,到韩寒直爽率真的个人表达,上海男人在变,但不变的是,总有人真心喜欢他们——每个时代都会有特定的面孔和符号,每个时代的上海都有仅属于当下的男人们。
而正如当年龙应台写《啊,上海男人》,从开始动笔到最终完成,她自认对上海男人不曾有过任何促狭的想法。或者,从根本上说,上海男人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些观察他们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