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那些纠结于中国的人和事

　　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

　　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

　　这就是“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100年来，从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抗日军民、民族企业家、反内战的文人、抗美志愿军、红卫兵、劳动模范、自卫反击战战士、改革开放弄潮儿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年轻人，从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创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网络公民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控”为国运而悲喜，与中国人的处境同进退。尽管他们是如此地投入，但结局也许是其余生、后代还要继续与中国的人与事纠结下去。

　　当别人看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控”看到意志和美德；当别人赞美中国的进步光鲜，“中国控”看到问题和劣根性。“中国控”对中国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如张海儿所言：“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以至于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

　　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文/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民运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民运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独裁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流亡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

　　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林语堂

　　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

　　文/比恩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林语堂不无得意地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林语堂的这种自得，恰恰也正是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时代的他的全部内心纠结所在。

　　在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份里，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个奇特的身世使他对西方价值的认同甚至“爱慕”，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来得真诚而强烈。所以，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投入新文化浪潮时，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谈欧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辈文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语堂未必是“谈欧化”的最佳人选，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称不上成绩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语堂。

　　1935年7月，在庐山避暑的林语堂应他的美国朋友赛珍珠之约，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开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写后来为他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语堂出人意料但却坚定不移地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超级粉丝的角色——这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冲突。他不仅用包括《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国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论证“长衫优于西装”。基于这种粉丝心态，林语堂轻易地掠过了中国旧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堕落的丑恶现象，即使看见，也会很自然地对它们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有一个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林语堂身上的这一矛盾，他说：“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

　　林语堂毫无疑问也遭遇了这种撕裂，他为此深感矛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八十自叙》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这一冲突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当面对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凭着“理智上的义务”盛赞西方的好，当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他又会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为他们奉上对于中国最美的赞颂。为此，世人揶揄他“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但林语堂却当仁不让地予以笑纳。

　　1940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对林语堂曾作如下恭维：“你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而比这更让人开心的赞美据说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访东南亚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读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这个赞美，1976年去世的林语堂已经听不到了。

　　柏杨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文/丁晓洁

　　1984年，柏杨对前来庆贺生日的朋友说：“我活了65岁，全是艰难的岁月！”半年多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3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在那里做了一场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他这般解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柏杨在这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并且一一道破中国人的劣根性：“脏、乱、吵”、“不能团结、窝里斗”、“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演讲，并非柏杨的初衷，大陆和台湾都没能给他合适的土壤，刚听到他要演讲的题目，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当时中国人这种激烈的自我批评实在罕见，据说在美国的演讲结束后，柏杨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听众都是安静散去。不久后演讲稿经过录音整理，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柏杨因此闻名，因此备受争议，而“中国人”三个字，也成为他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话题。

　　《丑陋的中国人》一度让柏杨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有日本记者问柏杨：“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柏杨回答说：“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柏杨为基督徒)

　　正值思想解放时期的中国，柏杨对国人的批判也许恰恰是另一层面上对国人的正名，他在书中也是这么写的：“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对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在柏杨所处的时代，是鲜见的事情。20多年后的今天，柏杨说过的话已经不能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了，像他一样能骂，甚至比他更能骂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人却依然只是凑个热闹，而鲜有佼佼者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

　　柏杨一生未拿到任何文凭，1947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到台湾后又因为一幅漫画而遭遇“文字狱”的无妄之灾，在监狱里度过了9年26天。日本华裔作家黄文雄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他却在狱中读史十年，写下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晚年柏杨说：“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2006年，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在大陆版《柏杨曰》的序言里最后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2007年，柏杨逝世半年前，他坐在轮椅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下了6个字：“重回大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