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文/何雄飞

　　无数次，在无数个舞台上：春晚、团拜会、留学生茶话会、华侨华人饭局和舞会。《东方之珠》、《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国人》、《爱我中华》被无数次唱响。

　　他们眼含热泪，声嘶力竭，手牵着手，脖子像被一根根看不见的线拎着——唱一句“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向左倾斜一次；唱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向右倾斜一次。

　　新闻会这样写道：来自故乡的歌谣，激起在场所有华侨华人的共鸣，舞台上下汇起一股歌的海洋，在会场上空久久回荡。

　　“远程爱国者”当然想家，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长大的村庄，游过泳摸过蟹的小河，看过A片的录相厅，打过架的哥们，接过吻偷过情的树林。相较之下，经久传唱、国家叙事的主旋律只剩一根中国筋，两位北美华人创作的《妈呀！中国》反倒更朴实更真切，因为那里，能看到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怨纠结。

　　与“伟大”、“神奇”、“奇迹”有关的一切西方赞美，是中国人最爱的一粒春药、大力丸和致幻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中寻找到哪怕一丝中国味道，都会放大咀嚼，常年往复，乐此不疲。每一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金牌，每一张在国际××大奖赛上获得的证书，每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黄色面孔，都会被焊上显著的“中国”烙印，无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否与中国有关。

　　中国人是个纠结体：干了坏事的中国人，以骗老外“我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收获掌声；干了好事的中国人，只要喊一句：“我是中国人！”便能赢得尊敬。

　　中国人一面踩在毒奶粉、毒疫苗、矿难、地震、旱灾、地沟油、××死、高房价的烂泥堆里，一面咆哮着反CNN，反家乐福，反日货，反一切“丑化”中国的西方媒体、人、事以及行径，如果你不和他站在一起，他会反问：“你还是中国人吗？”

　　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是谁？林语堂曾这样总结中国人：“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中国人讲裙带，不守规则爱贪小便宜，爱抱团(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移民海外，做生意扎在唐人街，居家扎在移民村，读的华文报，上的华文学校，遵循华人礼制，有的人甚至至死说不出一句洋文。

　　中国人爱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很高兴》自愚自乐，以为中国成了股东，不用再为世界打工，站出来很硬。但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却完全是另一副自甘堕落的面孔，“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海外归来不久，对此深有感触的龙应台就写下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痛骂吵死人的夜宵摊老板、往河里倒垃圾的小市民、不守交通规则的计程车司机、污染城市的黑工厂、卖毒饮料的小商贩、让学生食物中毒的大师傅……“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老外在中国”之日本 加藤嘉一

　　“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采访/蒋方舟   图—赵钢/新周刊

　　加藤嘉一，日本人，来华7年。

　　他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后，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的“前现代化”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时，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遣唐使”进京记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东京大学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朋友、不会中文的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来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种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拥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友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中国菜很好吃。”

　　加藤是永远不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到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4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更是体现出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的落差，以及其引发的张力。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的拉锯战。”

　　我眼中的加藤君

　　一年318次采访，一年20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写给FT中文网的，也有《环球时报》的专栏)，加藤嘉一仍然坚持着少年时当运动员养成的每天跑15公里的习惯。

　　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出差回来，他晚上故意把自己喝多，打算第二天上午采访的时候能慌乱一些，本我一些，常态一些，结果他仍然是早上6点钟就起床，看了一会儿书，把自己拾掇得得体前来赴约。

　　他也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既然不“控”中国，那他到底“控”的是什么，才给了他动力？他是个“牺牲控”吧。加藤嘉一是个喜欢走弯路的人，短短的距离也要选择最弯曲的路径，一定要触摸到社会最曲折、隐蔽、藏污纳垢的拐角处才罢休。他观察周围的年轻人，总觉得“他们走的弯路不够多”。这不仅仅是对一种中国青年惰性与取巧的抱怨，而且是两者生命强度的截然差距。

　　他身上有着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武士道的经典《叶隐闻书》里有名言：“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死是彻底的生，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而非目的。”而加藤嘉一说：“我不在乎自尊，自尊值多少钱？牺牲才是一种美德，我需要靠牺牲，来提醒和感觉自己是活着。”

　　牺牲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虽然加藤嘉一不被日本某些主流知识分子认可，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只在乎两种人的看法和意见：一个最高的决策层，另一个是白纸一样的青少年。只有这两者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

　　而加藤嘉一早早地就把自己定位为很多很多年之后，会被历史还原和澄清的那一类人。“比如李鸿章、孙中山……不，还是李鸿章。”是的，相对于孙中山，李鸿章受到的曲解更强也更持久。虽然，加藤嘉一不否认多年后，他也许会从政，但至少今天他仍是个牺牲控——他说，“我要放弃自尊，保护人跨越时空的、本质的、真理的东西”。 (文/蒋方舟)

　　爱国，就请开列一份清单

　　国家从理想共同体发展到利益共同体，中国正经历转型阵痛，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正经受考验。

　　文/肖锋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的爱国是理想主义的，在这位诗人教授看来，国家是一个理想共同体，虽被暗杀尤未悔。

　　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最近撰文称，应当承认执政党也有自身利益。公民维权报道成为传媒热点，公民正取代人民这个笼统称谓。利益群体上升为解答社会现象的关键词。在今日中国人看来，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联想到几年前《新周刊》与新浪网做的“中国欲望榜”调查，排前三位的欲望是自己有更多钱、中国富强和周游世界。个人命运与国运紧密相联。

　　毋容置疑，社会在进步。国家从理想共同体发展到利益共同体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国家被社会学家称为臆想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是利益而不是口号，才是国家实实在在的粘接剂。

　　国家是谁的？国家与民族相联，nation-state，斯人斯土。国家又与政府相关，government代表国家，人民被代表的事时常发生。

　　中国是什么？闻一多一声吼“咱们的中国”，有人会反问：谁的中国？只有让国民有尊严地活着，不只温饱这么简单，国民对国家才有认同感，否则一定会产生分离。分离感正愈演愈烈是危险的。

　　并不是每一位中国人都有一颗闻一多的赤子之心。经过30年急行军式的现代化运动，中国从国家有目标、社会有认同、个人有希望，发展到国家目标仅限当年GDP，个人希望限于有套房，社会认同感则越来越少。

　　当下中国社会稀缺认同感。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正经历转型阵痛，各类恶性社会事件频生，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在此背景下，《新周刊》与新浪网作了联合调查：你认为中国人怀有怎样的爱国情怀，截至5月6日，共计有12655人参加，以下为调查结果的点评。

　　爱国的拧与顺

　　爱国不是简单情感，爱国可能是人类最复杂的情感。中国人百年来的中国控情结，无法用简单词语描绘。既爱又恨，爱国爱到拧巴的时候是常有的。

　　国家富强时，爱国更应保持头脑清醒。至今，西方媒体热炒“中国世纪”，而网民仍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55.9%)。而具嘲讽意味的是，仍有23.9%的网民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只有6.7%的网民认为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是大国了。可以就此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吗？严重不同意者占22.3%，不同意者占21.5%。只有29.0%的网民同意“但中国仍需努力赶超”。完全同意中国已经崛起者只有1.6%。

　　在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方面，网民较为理性。认为不强求、能得当然是好事者占42.6%，但几乎同样数量的人认为中国人离诺奖尚远。

　　中国富了，一部分中国人也有钱了。但用金钱买不来大国地位，买不来大国应有的尊敬。

　　最值得网民玩味的问题是：以下什么词最能代表你对中国的心情？答又爱又恨的是30.3%，答无奈的是19.6%，答热爱的排第三位即18.0%，答为之奋斗终生的是9.4%，答焦虑的是9.1%，还有人选择了愤怒这个词(7.5%)，及纠结(4.4%)。许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个五味瓶，总被打翻。尤其是最近两年，大悲大喜，大恨大爱总是伴随着中国人。

　　中青报曾发表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焦虑？”回帖中我记住这两条：1.中国少数人垄断资源，多数人为剩余的一点资源争夺，大家能不急吗？2.低收入阶层完全没有保障，养老、医疗、子女教育都没有保障，如何能不焦虑？于是只有金钱才能给人一点依靠。但货币也在不断贬值，所有有点小钱的中产和白领，依然焦虑。

　　爱国情怀拧而不顺，当视为未来常态。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的研究指出，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如是，才能让国民爱国的情怀顺顺当当起来。

　　爱国的实与虚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曾著文盘点过民族英雄：20世纪第一个10年，是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击美国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对于这个盘点，你大可以商榷。但有个问题必须提出来：9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英雄是谁？

　　英雄缺位或许是和平时代的特征。当问到现在中国有了“神六”、“神七”，还有大飞机，你觉得应该开建航空母舰吗？网民的回答颇为理性，回答可以建、只要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和经济能力许可的占54.2%，回答太应该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排第二(31.7%)，也有小部分人认为不关我事、无所谓的(14.1%)。

　　凌志军版的民族英雄盘点遗忘了民族企业家，没有卢作孚等民营企业家的爱国行为，中国的抗日格局都会改写。他们才是爱国的实干派，非爱国的口头派。一百个口水爱国主义者顶不上一个实干爱国主义者。

　　60年前，王爱国、张爱国们批量诞生，中国人把爱国写进自己名字里。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说比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爱国少了，而是爱国的方式变了。

　　爱国也不关乎是先谢国家还是后谢父母。一个连亲人和周围的人都不爱的人，如何去爱社会、爱国家？还是少提些爱国的华而不实的口号吧。

　　爱国的冷与热

　　2008年抵制法国家乐福事件是以80后年轻一代为主角的。当时知名博友王小峰发文《我不抵制洋货，只抵制蠢货》，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提出了理性规劝。结果他们被年轻一代网民骂为老梆子、软骨头。

　　愤青们绑架民意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你去天涯军事论坛或强国论坛，你会误以为当今中国是愤青们的天下。只有调查能揭真相。本次新浪调查问，你会因为历史或政治的原因，抵制日货/法货/美货吗？回答只要国货过硬、根本没有抵制一说的占半数(51.7%)，回答干脆不抵制日货、法货等洋货、只抵制蠢货的占23.7%，回答会、就应该抵制只占少数(21.7%)。愤青本来就是社会的少数，或者，愤青只是世代成长的某个人生阶段罢了。

　　在回答“你觉得外国人可以评上劳模吗”这个问题时出现了一边倒的答案，答可以、只要他们给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占到了88.0%。这是本次调查唯一一个获高票通过的问题。

　　传媒把没有实际效果的愤青骂战称为口水爱国主义，将别有用心打爱国名义的误国者称为爱国贼。在和平时期，爱国不表现为冷热，而更表现为长短或实效。

　　爱国的去与留

　　谁让你生在中国！这是当今人们对社会问题无法释怀时常用的感叹。也有心灰意冷者发出“赶紧移民吧”的帖子。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李敖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这里就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在此，我们当顶李大师一下。

　　如果有机会，你会移民国外吗？回答会、国外确实有国内没有的机会的占42.6%，回答会、但出去是为了回来的占27.9%，而回答不会、爱国就应该留在这里只占少数(18.6%)。30年出国留学，从淘金镀金到移民定居，总量上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台湾的经验是，到经济腾飞时，开始决定不回来的又陆陆续续回来创业了。

　　其实，很多中国人出国后才学会了爱国，这是事实。只有在国外，才会意识到母国强大后的自豪感与安全感。中华民族传统教育自古就讲究报效之心。只要国家强大，国家有施展拳脚的巨大空间，海归会成为潮流。

　　所以去与留不是问题，不应成为爱不爱国的衡量标准。

　　恋人谈婚论嫁需要罗列一张清单。初恋者我爱你、你爱我浓情蜜意被实际考量取代。你爱我，怎么个爱法，请列出清单来。你爱我哪点，你能付出什么等等。同理，爱国需要列出清单，爱这个国家的哪点，恨这个国家的哪点，不妨一一列出。爱国更需要一张行动清单。

　　爱国不是单相思，恋爱都是双向的。你的爱国需要一张清单，同样，国家也应开列一份清单，对国民的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一系列承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其实能倒过来说才是公平的，爱国需要一张双向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