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王永会，去年5月流产过一次，现在又有了7个月的身孕。她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直到现在，每到周六、周日，心里都会感觉到一阵空虚。“那是下午四点，我在板房里不舒服得很，肚子有点痛。后来计生的人来检查，说肯定保不住了。那个痛啊，比生我以前孩子还恼火。晚上八点多，落了。”

　　在永兴板房，有个再生育母亲怀孕三个多月后流产，夫妻两人抱头痛哭；另一个刘姓的母亲，在震后，头一次在怀孕五六个月后流产，第二次怀孕不久又再流产，现在患上抑郁郁症。

　　汤艳云认为，再生育潮中的流产有时是心理上的原因，“怀上了但是心情还不好，想到前一个孩子还是很伤心，这种心理因素就可能影响到她的内分泌、卵巢等功能，影响到维持妊娠的继续进行，从而引起流产。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父母年纪大了，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不好，所以流产率相对要高一些。”

　　流产的阴影，让计生等部门开始在板房社区开展孕期教育，以减低再生育妈妈们的风险。在擂鼓，一名孕妇为了保胎，天天都躺在床上，几乎从不下床活动，由丈夫专事照顾。而另一个再生育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营养吸收过多。肚子大得恐怖，皮肤是透亮的，几乎是没法走路。

　　不孕的焦虑

　　“在北川再生育的这个群体里面，由于年龄比较大，很多家庭都存在困难，绵阳到目前生了接近九百多个孩子。地震两年了，能自然怀孕的都已经怀过，生过了，剩下的都是疑难杂症。”一位绵阳市计生干部这样对记者解释。

　　在擂鼓镇，王芳估计至今未能怀孕的再生育父母占总量的30%以上，而在永兴板房等老县城丧子父母群体中，这个比例更高。

　　高龄，成为再生育的拦路虎。很多失去读高中孩子的父母，是在1980年代进行绝育的，当时结扎手术对输精管的腐蚀比较大，于是一些40多岁的再生育父亲，即使做了输精管接通手术，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生育效果。对于大龄母亲来说，精神原因也会引起内分泌的失调，扰乱其卵泡成熟、月经的规律，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的生殖功能也在不断走下坡。

　　永兴板房区，时常可以看到一锅一锅的中药在煎，这是渴望再生育的父母们希望能早日受孕。在擂鼓，计生站外时而也会出现一些江湖郎中，打着“包生”的旗号，向没能怀上的父母们兜售着生意。还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或者抱着娃娃的母亲，也给那些未能怀孕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怀上了的是安慰，没怀上的是恼火。”文孝惠说。

　　向碧琼是永兴板房区里再生育行动最早的一个，直到记者采访时，她还在每天煎药调理身体。在地震过后的两个月，向就跑到医院去取下了节育环，又解决了输卵管堵塞的问题。虽然一名来义务咨询的北京医生告诉说，因为年纪太大，她再怀一个孩子的希望已经不大了，但是向碧琼没有选择放弃。现在她见到了社区里跟遇难女儿年纪相仿的女孩，还是忍不住要哭，她还是想生。她到四川各地到处找中医、找偏方，现在正在吃三百块一副的中药方子。“什么送子观音，神婆都看过了，有时看完以后还去拜一下庙子。”她说，“生孩子是任务，没得孩子干脆不要活了。”

　　为了生孩子，向碧琼夫妇以及擂鼓的牟廷华夫妇，都在去年到成都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做试管婴儿的市场价不菲，从两万到三万元不等，尽管是国家买单，但向碧琼已被之前的治疗耽误了时间，她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一两年下来，身体就要进入更年期了。在去年底，我的月经已经乱了，越来越少。”向碧琼说。

　　做试管婴儿的过程是繁复的。在夫妻尤其女方经过大量的检查项目以后，医生用药物人为地使女性月经周期间生成的多个卵泡同时成熟，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它们取出。卵泡在试管里，与从父方提取的精子受孕，最后在受精卵分裂到一定程度时植回到子宫。在操作期间，试育者还要服各种药物，但还不能保证这个受精卵发展为女方子宫内胚胎。

　　向碧琼并没有如愿。医生告诉她，卵子受精不成功。她到现在还在生气。“做一次就要挨几十针，死了算了。”牟廷华则是做了三次(根据政策，第三次自费)，也是不成功，她的丈夫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认为医院有敷衍、赚快钱之嫌。牟廷华的丈夫抱怨说：“我怎么知道那个受精卵是不是我和我老婆的？除非我亲眼看到我的精子和老婆的卵子受精，我就认了。”

　　成都生殖中心的一名医生私下向记者解释：很多再生育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态，即使做试管育婴也只有不到30%的成功率，医生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理解这些父母的感受。

　　2009年12月18日，家住北川任家坪山上，43岁的刘洪英成功地生下了四川灾后再生育中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并被誉为“创造了奇迹”。这个儿子被命名为王涪蓉，年纪比刘洪英的外孙女还要小，见到生人总是会笑。“万幸的万幸，一次就成功了，”刘洪英一边用鼻子拱着5个月大的孩子，一边对记者说。

　　整整三个多小时，这位高龄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一刻都没有放开过。

　　放弃或者继续

　　奇迹是个别的。

　　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北川把没能怀孕成功的再生育父母集中起来，进行了生育力的评估——对于哪些人需要继续检查，哪些人需要继续治疗，哪些人尝试试管婴儿，计生部门重新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梳理。“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再生育的希望可能真的是要落空了。”汤艳云坦言。

　　“很多父母的心态，如果还像原来那样的话，他们是想不开的，他们是永远不放弃的。我们也只有让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告诉他们，幸福还是有其他的途径。”王芳无奈地说。

　　对于北川地方政府来说，伴随着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到来，灾区再生育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及再生育工作，当地很多干部都对记者摇起了头。

　　流产过一次的王永会，现在挺着大肚子在家门口闲荡。为了保住宝贵的胎儿，她辞去了工作。

　　做了三次试管育婴都以失败告终的牟廷华，找到王芳，告诉这个为她生孩子折腾了将近两年的计生站站长，自己决定放弃了。

　　向碧琼仍然天天在吃药，计划在夏天进行第二次试管婴儿的尝试。她说，“现在住在板房，一天吃了耍，耍了吃，钱用光了算求了。像我们这种北川人，没有再生育就没有奔头了噻！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娃儿身上，我们再辛苦都愿意。”

　　向的好朋友杨建芬连尝试试管婴儿的机会都没有。去年初，这个44岁的北川女人，被医生告知生育希望“很渺茫”。她的丈夫在地震以后终日酗酒，而且年纪也达到了54岁。

　　在今年春节，杨到农村老家，把一位亲戚的女儿带回了板房收养，这令酗酒的丈夫重新有了点生气：他开始走出社区，为新女儿买衣服，买水果，买大虾。

　　“多么想，一直想，一直到今天都想要个女儿。”像很多北川父母一样，杨建芬还是习惯性地把遇难女儿的照片带在身上，而她的养女，也被改名成自己遇难女儿的名字。现在杨最关心的是，国家能否帮助她养育这个新女儿。“我们这些最终生不出来的，只能收养了。但现在只有再生育政策，我以后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