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刚刚从江浙、广东、江西等地赶回来的。在沙坪镇李白村，何成章弟兄三人正忙活着为不幸遇难的老母亲料理后事，他们三人分布在重庆、昆明和上海，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在上海一家玩具厂打工的老小白白净净，已经说起标准的普通话：“干了10年，工资还是1000多块钱，在上海一斤白菜都要2.5元，怎么可能留下来？”春节买不到火车票，更为了省下不菲的路费，他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现在带回来的女朋友，也是老家一起出去的人，“挣出建房子的钱就回来”。

　　这几天正是水稻插秧的时节。山区人多地少，每人只有五六分地，家家门前一小块不规则的水田几乎就是全部的经济来源。打工，挣钱，回家建房，几乎成了所有年轻人的目标。何成章的儿子才17岁，也跟着父亲在昆明打工，已经干过饭店、快递、发小广告等好几种职业。“建筑队小工最累，只干了20天就跑了。”而在梁平县回龙镇采访时，26岁的谭明江则跟我们说起了东北话，虽然夸张的儿化音听起来不太像，但他的解释是“东北人胆大、实在，说东北话吃得开”。他也是刚刚从江苏赶回来，家里的房子垮了一层，80岁的爷爷幸免于难。

　　灾难与阶层

　　“那一家两个儿子，一个贩毒坐了牢，一个就知道打牌赌钱；那一家就一个儿子，先天残疾；那一家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混社会，挣了钱也不往家拿；而那一家，两个儿子，前后脚出了车祸，也都落下了残疾。”站在自家二楼阳台上，谭秉权指着眼前的4座灰瓦老房子跟我们一一介绍道。

　　城乡距离不用多言，可在梁平县回龙镇寒岭村这样一个几百米见方的小山坳里，灾难面前的阶层之差竟也如此明显，倒是谭秉权的瓷砖小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他的两个儿子，老大在北京打工十几年，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在广州投资了一家电器加工厂；老二在广州当兵，退伍之后拒绝了复员安置，又回到那里帮哥哥管理厂子。听到我们夸他儿子有出息，他就提高了嗓门：“怎么说我也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啊。”

　　他带我参观两年前刚刚花20多万元建的这座楼房，十几间屋子大多空空荡荡，地上布满尘土，只在一楼客厅摆着一张旧床，那是请来的看门人睡的。谭秉权老两口并不住在这里，他们在镇上买了套28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家在北京有房子，在广州有房子，在重庆也有房子。”村民们打趣说他是村里的首富，两口子默默笑着。说起北京，他们马上兴奋起来，“2008年的奥运会，我还去‘鸟巢’看了4场比赛呢，那个黑人跑得真快”。

　　谭秉权斜挎着一个小皮包忙前忙后，里面有两沓人民币，那就是他说的那个“两个儿子车祸”的家庭刚刚得到的抚恤金。因为68岁的奶奶和16岁的孙子、4岁的孙女一起遇难，政府按每人1.5万元的标准发了这笔钱。大儿子谭传平拄着一根树枝，一瘸一拐地领我们去看废墟，几十米的泥巴路就摔了两个跟头。10年前那个早晨在广州被车撞断腿后，这个家庭就彻底败落了，肇事司机逃逸，十几万元的医疗费全部靠东拼西凑，到现在还欠着3万多元的债。雪上加霜的是，弟弟也在第三年遭遇了车祸，到现在腰都无法挺直，只能在县城干点零活。

　　16岁的儿子谭林和4岁的侄女谭宇菡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本来打工十几年就快攒够修房子的钱，却因为车祸梦断，妻子也相继离婚而去。谭传平拾起一块灰砖，往地上一扔就碎成了好几块。“这房子还是我修的呢，那时候大工一天才3.5元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一个围观的村民说道，立刻引来了一阵附和，“连半斤肉都买不起哦”。

　　陆续到来的记者中间，讲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头发上打着摩斯的中年女人，穿着蓝色的工厂制服，原来她就是谭传平的前妻，刚刚从深圳赶来。大风到来的那天中午，她还刚刚接到儿子要资料费的短信，100元，再加上每月150元的生活费，她答应第二天就给儿子打300块钱过来。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晚房子垮掉后，儿子在废墟中打了两次“110”，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县城的叔叔：“奶奶和妹妹都死了，快来救我。”很可惜，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这一天正是三人遗体从县城运回家的日子。现定制的三座木棺一到，响起一阵鞭炮声，八个壮劳力吃力地抬起来，唱着悲戚的号子，一字摆放在堂前。弟兄两个为了在何时、何地安置他们而起了争执，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着，弟弟却突然哭了起来。

　　离开这里，步行返回的时候，在梁平县与垫江县交界处的路边，一栋非常时髦的欧式别墅很是显眼。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窗格，方形的烟筒，看起来很像电影里欧洲带壁炉的乡间别墅。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坐在屋前懒洋洋地抽烟，旁边一位穿着考究、戴着金耳环的老太太正在侍弄花草。

　　他们是这房子的主人，以前都是镇中学的老师。三个儿子，一个在北京开公司，一个在重庆开公司，一个在镇上当副校长。男主人谭继有告诉我们，刮风那晚他们只听到了树枝打在墙上的闷响，这座花了七八十万元建造的房子当然不用担心。风小后老两口起来打开铁门，收留了七八个附近的村民，他们的房子已经倒塌或者裂了缝。

　　屋内明晃晃的大理石地面一尘不染，脱了鞋走进去，悬空的客厅上方一盏大吊灯，镂空的木质悬梯，拐角处摆着一座巨型根雕，那是老人七十大寿时收到的礼品。院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冲洗地面，原来，老两口专门请了个清洁工，每月800元，连制服都是五星级酒店里的绛红色样式。

　　老人平静地向我们感慨：“这里没有土地，没有矿产资源，想要发家致富，只能依靠教育。”但现实并不理想，李白村何成章的儿子告诉我们，班里四五十人能考上正规高中的不过五六个，而全村在外上大学的也不过只有一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

　　采访最后一天，赶到沙坪镇李白村的时候已经是16点。这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除一人死亡外，还有20多人受伤，66间房屋完全倒塌，206间房屋成了危房。

　　一位副镇长正在村委会的二楼统计村民们的受灾情况，村民们一个个单独上来，按照表格上的分类逐项报上自家的损失。房屋间数、面积、修建日期，还有土地面积、种植何种作物等十几项指标，详尽而复杂。挽着裤腿的村民用方言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副镇长不时插话打断，继而争执起来，看起来村民们对这位戴着眼镜、穿着皮鞋的领导干部并不害怕，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

　　副镇长告诉我们，原来，前一轮自行上报的损失情况并不准确，甚至有很多水分，“有的房子只刮起几片瓦，也算垮塌，也要政府救助，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得已，只好镇里安排领导亲自下来统计。

　　村委会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一楼的两个卷帘门已经被刮飞，刚刚送来的救灾物资堆放了满满一屋子。这天下午的主要任务是分发物资，人群中，一个哑着嗓子喊来喊去的高个汉子就是村支书吴大斌，旁边瘦瘦小小的是村主任袁平，拿着本子记账的是村会计。看得出，吴大斌是中心人物，每一种物资的分发都要他最后拍板。

　　但这个拍板可不容易。整整一下午，他都在不停地提议、争执、劝说，大喊着“没意见就这么定了”。不等周围的人反对，吴大斌就跳上大米垛，一袋袋扔下来，“一组12袋，二组12袋，三组13袋……”聚拢在周围的10个村民小队的队长，一边冲过去认领东西，一边嘴里愤愤地说着什么。有的说自己小队老人多，应该多发些油；有的说自己小队地少，应该多发点米；还有的说自己小队倒房子的多，什么都应该多发些。一个年轻点的小队长直接两手一摊，“发多少要多少，反正回去分不平均，肯定是要挨骂了”。

　　因为物资多种多样，而每一样又都做不到人手一份，整个下午的分发就一直被吵吵嚷嚷包围着。不时有赶来的村民，一脸愤怒地直接找到村支书理论，“为什么昨天的方便面没有我家的？”“为什么昨天的被子没有我家的？”直到分发衣服的时候，有人高声提议：“不行就两个人一件，你上午穿，我下午穿。”立刻招来一阵哄笑。

　　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小队分得10个手电筒、12对电池、4箱食用油、12袋大米、8箱矿泉水、40件衣服、1箱方便面、3箱饼干、1箱牛奶，另有少量棉被给了房子完全倒塌的人家。一直到21点，分发工作终于完成，人群散去，一个气呼呼的老太太与村长的争吵也被大家劝说开来，吴大斌终于有时间跟我们坐下来说话。

　　“相比那晚上救人，分发救灾物资才更让人头疼。”他的嗓子已经几乎说不出话，风暴过后到现在3天只睡了四五个小时的觉。原来，风灾过后第二天，政府运来30多顶帐篷，连夜搭建起来后，少量到达的方便面和水等物资就先发给了帐篷里的村民。可到了第三天，“大家看到不住帐篷就分不到东西，都急了，纷纷挤进帐篷里”。所以，这一轮大规模的分发物资，只能按照平均原则进行了。

　　当过4年兵的吴大斌说话办事都带着一股子劲头儿，妹妹受伤，姐姐遇难，他都没顾上。“当个支书，一年5400元工资，能够电话费和交通费就不错了，可不知道要挨多少骂啊！”正说话间，门外又响起了一个妇女的吵嚷声，吴大斌腾地冲出去，朝她喊道：“别吵了，把我妹妹的被子给你家还不行吗！”可等老婆把被子拿出去给她的时候，那女人竟拒绝接受，嘴里嘟囔着走开了，原来她就是来说理的。

　　“干这个工作，只能先跟大伙声明，所有东西，我家一点都不要。”吴大斌无奈地摇摇头，“没办法，这就是乡村现实。”那为什么还要受累不讨好干这个村支书呢？听到这个问题时，他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很认真地说道：“我可是写了7次申请书、填了6次志愿才入的党啊！”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夜色已深。不远处山坳里，突然蹿出五颜六色的礼花弹，照亮了远处起伏的大巴山。炮声回响在山谷中，足足持续了10分钟。原来，按照这里的习俗，死者下葬的前夜都要燃放礼花，以求保佑生者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