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的胶囊联盟
文_特约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胶囊公寓”撕开了北京房价飞涨背景下的繁荣面纱,让人看到了大都市背后庞大密集“蚁族”的生活。随着改革进入第二个30年,中国人的穷富分野也进入了第二代。他们依托前辈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轨迹继续前行,但在追逐梦想的首都北京,有的人获得的可能是整个世界,有的人获得的可能只是一枚“胶囊”。
“穷二代”这个名词概括了那些弱势又充满希望努力拼搏的人群,“胶囊公寓”则成为他们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无论言辞多好,这种仅能容纳一张床的2平方米小屋,与超过半数的房屋空置相比,无疑是财富被攫取后留给“穷二代”最形象的礼物。
黄氏胶囊有8间
“觉得那不是给人住的,我来北京,宁可住多人间的学生公寓,也不愿意住那样的屋子。没有窗户,让人窒息。那么小的地方,进屋直接脱鞋上床……长期住,对身心都不好。”沈阳姑娘庄宁说,“本来北漂一族对生活的心态就很重要,一直住那种地方,心里肯定憋屈死了。”
“胶囊公寓”位于北京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居民楼上,是78岁老人黄日新的发明。
首个与黄日新老人签订租房协议的山西姑娘张琪在见到记者的时候特别疲惫。“住在这里几天,我发现自己变得焦虑、狂躁和疲惫,中午到国贸办事,坐10号线到这里,感觉特别漫长。”她搬进“胶囊公寓”后,最大的愿望是能睡一个好觉,但就是睡不着。“我的身体根本没法接受,我感到特别孤独,今天特别想找人讲话。”
六郎庄在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和中关村的距离是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一名居住在六郎庄的青年告诉记者:“我们这栋楼里,有许多在中关村卖电脑的。”
在中关村做软件工程师的谢常财的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500元。“我觉得挺有新意,对刚毕业处于过渡期的大学生,有一定的价值,能起到缓和作用,毕竟对于在城市里每月挣2000至3000元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拿出八九百元在城区租一个房子,显得难以承受。”他已经不是刚毕业大学生,但为了节约钱住在六郎庄。
2010年4月,记者多次来到这里,并在“胶囊公寓”体验了一晚。324房间内的“胶囊公寓”有两间,其规格为120厘米宽,220厘米长,200厘米高;328房间和332房间内的“胶囊公寓”分别有3个,宽度缩小为90厘米,长度和高度不变。房间内摆放的胶囊公寓,就像在一个方盒子里整齐摆放的火柴盒。
“胶囊公寓”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一张床。不过,床头上还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方有一个明亮的大节能灯,灯下有4个插座和一个网线插孔,符合新生代的生活习惯。其月租金为小胶囊250元,大胶囊350元。“我的‘胶囊公寓’墙壁是用钢板和混凝土做的,具有防火、防盗和防热功能,还申请了国家专利。”黄日新老人说。
“我主要希望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或者是在街上流浪的弱势群体建造一个安身之所。”黄日新介绍,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日本的胶囊旅馆,但日本胶囊旅馆太豪华,造价太贵,每间达到1万元人民币,每月租金也高达640美元,“我的‘胶囊公寓’研制期间的造价为一个2500元,规模化生产成本大约在1500元,月租金200元到250元,属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可承受的范围”。
北京处处是胶囊
黄日新是一个热能装置动力工程师,在其78岁的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设计了北京东郊全国最大的北京华能热电站热能动力装置,二是年轻时代帮助翻译了前苏联奥运冠军的《论跑》并在中国出版,第三件事是他在1956年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的800米比赛第三名。2009年下半年以来,老人进入通过发明解决中国困境的激情中。
“小说家的作用是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作为科学家,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明,为社会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政府解决目前突出的问题。”黄日新告诉记者,“在我的‘胶囊公寓’诞生前,北京已经处处都是‘胶囊公寓’,在天通苑,在唐家岭和小月河,只要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聚居的地方,就有胶囊公寓,不过他们是用木板隔成的,10平方米的房间放上3张高低铺,住上6个人”。
唐家岭的名气,是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的调查报告《蚁族》出版后迅速形成的。唐家岭位于北京海淀区城铁十三号线上地站到西二旗站的西边,是北京的城郊结合部,原住民仅有5000人,却居住了5万外来人口,绝大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从这里出去的电影演员王宝强,是房客们心里的传说。
廉思调查后认为,“蚁族”是一群来自西部农村或者县城的高智商群体,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渴望融入大城市,但没有“富二代”或“权二代”的家庭背景,只能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群居”不合法,但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存在着群居的事实。在中国农科院东边的天马公寓就是聚居点之一,山西大学在北京实习的学生高源和崔鹏今年7月将毕业。他们开始住的是8人间,后来住到20人间,房租都是每月290元。“同一个宿舍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谁今天来了明天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最难受的是根本没法睡觉,贵重的东西也不敢放在身上。”他们找到黄日新,听到“胶囊公寓”已经住满人的消息后,脸上很失望。
“看了《蚁族》之后,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这些孩子都读了大学,可政府却不能为他们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让他们成了蚁族。他们高智、弱势、群居,很坚强,作为过来人,有必要帮助他们。”黄日新对记者说,从2009年起,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最开始叫“蚁族公寓”,后来听从别人建议改叫“胶囊公寓”,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黄日新说:“胶囊公寓的定位是‘流动人口的临时居留所’,本来设计的思想就是既让你住得舒服,也让你住得不舒服,住得舒服的意思是比唐家岭的上下铺和在街头流浪要舒服,开支也不高,但如果找到了工作,工资收入有改善了,住房需求提高了,就会觉得住得不舒服,自然就要搬走了。”
胶囊虽小也是家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下半年以来,北京房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在2010年3月份,北京三环内的房屋普遍进入3万元时代,而房价上涨最疯狂的通州,期房价格从每平米5000多元一直升上2万多元。房价飞速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于炒房。
买不起房逐渐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逃离北上广”正在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还有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经联盟秘书长陈云峰表示,胶囊公寓是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奔5万之后产生的时代产物,“是对现在房地产政策及高房价非常绝妙的讽刺。年轻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要在这么一个连翻身都要扶墙的‘胶囊’公寓当中生活”。
黄日新介绍,他的“胶囊公寓”经过《北京青年报》报道后,被新浪乐居版的编辑发现,“胶囊公寓”才被人们广泛知道,并制作成一个模型放到新浪的展台上,成为2010年北京春季房地产交易会的焦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部分国外的媒体都派出记者守候在胶囊公寓,等待着有可能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新浪网更是在胶囊公寓摆放在六郎庄3个月后,利用其巨大的网络平台,组织网友体验试住,随后产生了几位愿意最先吃螃蟹的人。
山西姑娘张琪是最早从试住状态转为租住的人,她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曾经获得首届中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山西赛区的第一名,从网上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以后,就来到胶囊公寓试住,后来决定租下来。“胶囊公寓是一种概念,实际的意义在于引导社会可以这样做,但它的效果还有待检验,我觉得它的巨大作用在于挑战人类居住的生存极限,我在这里住过之后,下一步可以考虑看是否可以在大衣柜里居住了。”
租客孟小来来自甘肃,他的网名叫“黑骆驼”,最大的爱好是写诗,他自称是几家公司的顾问,长于策划。孟小来说:“当我从网上看到黄老做的胶囊公寓以后,我必须去支持他,而支持他的最好的方式是去租住他的房子。”他2010年4月10日来到六郎庄,直接就和黄日新签订了租住协议,他居住的是一个宽120厘米的胶囊。
孟小来告诉记者,他在西安原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过去经常来北京出差。“在北京我住过朋友家,也住过浴室,也住过高档的宾馆,但始终没有家的感觉。”他说,本次到北京来也属于无奈之举,因为已经跟妻子协议离婚、净身出户了,“现在我在胶囊公寓,胶囊虽小,但我终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来自天津的温娇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的环境管理专业,今年23岁,是个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北京打拼,两年来一共挣到5000元,她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母亲资助。
她的梦想是唱歌,还出过一个专辑《单边爱》,发行量是2000张,“主题歌是我自己写的”。她告诉记者,她曾经去找过一些歌厅、咖啡馆做歌手,“但人家都嫌我没有经验,我很受打击”,“现在我仍然希望找到一个能唱歌的工作”。
“我以前是和朋友合租房子,一个月要花500元,太高了。我看到胶囊公寓的报道,就找过来了。”温娇说,“那天我打电话,黄老说还有一个女孩在等着租房子,让我3点半来。”“我担心最后一间房子被租出去了,所以就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租到了。”
记者看到,温娇居住的胶囊公寓属于小型的公寓,宽度大约为90厘米,床头桌上放着温娇的笔记本电脑。“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出去转转,买一点吃的东西回来。”她告诉记者,她每天的生活开支是25元,早上吃灌饼,中午和晚上吃盖饭。
在4月22日记者采访温娇时,“胶囊公寓”里还是充满了怪味,与两周前首次采访闻到的气味不相上下。“我平时都把门开着,让刺鼻的气味散出去,要不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受。”
居住者的联盟
2010年4月22日下午4点半左右,78岁的黄日新老人在一份《关于组建“胶囊公寓联盟”的头号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由胶囊公寓的设计者、租客、网友和媒体共同组建的“中国胶囊公寓文化及产业联盟”宣告成立。
这是胶囊公寓联盟的成立仪式,没有漂亮的礼仪小姐,没有官员剪彩,也没有教授捧场。不过,现场媒体有十家左右,其中不乏美国路透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黄日新老人签字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也没有谁报以热烈掌声,只有黄老不停地对媒体记者说:“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让我实现北京500万流动人口都能有个栖身之所的梦想。”
胶囊公寓联盟的发起人有黄日新,孟小来、温娇、周玉静等住客,“是中国第一个由设计者、租客和社会人士共同成立的居住联盟”。黄日新老人被推举为“胶囊公寓联盟”主席,孟小来任秘书长。在黄日新签字后,孟小来对黄日新说,“我们就是有组织的人了”,说罢,两人哈哈一乐。
“胶囊公寓现在还有很多不足,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有文化,不能仅仅只解决住的问题。”据称,该“联盟”先期将募集20万元的资金,设计新一代胶囊公寓,对胶囊公寓的不足进行改进,“现在我们计划再做50套”,孟小来说,黄日新已经付出了4万元的成本,自己也将投入1000元。“本联盟以推动并改善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住宿条件及生存状况为宗旨。”
黄老告诉记者,现在的胶囊公寓地处城乡结合部,“我的梦想是让我的胶囊公寓从乡下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本来是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我这个胶囊公寓是一个公益事业,我想告诉政府,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不过,在近日北京市法制办公布的《关于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草案)》中,北京市最低租房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胶囊公寓”可能成为非法建筑。黄日新老人表示:“政府规定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也好,7平方米也好,还是更小的房屋也好,不能光是出一个规定就完了,总得有个可执行的办法。”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北京市有关领导对“蚁族”聚居唐家岭产生看法,正在着手改造唐家岭,但怎样解决这些刚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的居住问题,并没有说法。这可能将导致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只能选择更远的地方居住。而六郎庄也属于北京市2010年规划要在3年内拆迁的村庄,其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上级要求今年就要全部拆完。”
(责编/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