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南平：伤痛之后，困惑仍在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最害怕被‘咔嚓’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晃着长长的马尾辫，伸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记者/贺莉丹

　　已是初夏，发生在春天的血腥记忆，尚未远去。

　　3月23日，梦魇一般的清晨，“郑医生”举起手中的尖刀，短短55秒钟内，8名幼童惨死，5名幼童重伤。

　　南平杀童案发生两个月以后，《新民周刊》记者重访南平发现，当地的校园处在森严的守卫之中。

　　一位依旧沉浸在悲恸中的遇难学生的父亲告诉记者，以血、以孩童的生命作为代价，南平换来今日校园之“铜墙铁壁”。

　　南平之伤痛，亦为国人之伤痛，不敢忘，不能忘。而今，重新审视南平杀童案，具备极其重要的范本价值——面对校园暴力事件，学校、政府该如何各分其责？安抚人心的国家赔偿与立法制度如何建立？对于这些美好幼小的生命，全社会应该怎样捍卫？我们怎样才能有效隔绝校园暴力事件或降低伤害的程度？是凭借拍案之愤慨，片刻之热情，一时之良心，还是倚仗可以推广的安保长效机制与“人人有责”的关切？

　　南平实验小学：非常时刻，严阵以待

　　5月的南平，进入漫长的雨季。这个地处福建省北部的该省最大的地级市，平静的市井生活，一如既往。

　　穿着南平八中制服的中学生，挺着胸膛，挤在闷热的8路车上，这是放学回家的路线。小杂货店门口，两个小女孩在水泥地上“跳格子”，母亲在店里看着，跟人聊天。卖牛肉丸的小摊前，一圈孩子坐着，母亲祖母守在一边，肉丸飘在汤里，加了鱿鱼丝、香菜、小葱，满满一杯，2块钱……

　　即使在郑民生居住的被当地人戏称为“贫民窟”的三官堂社区，节奏依旧如常。

　　摩托车笃笃笃地开上山，郑民生的邻居，每天抽空做2000个电阻、才能赚上14块钱的三官堂社区杂货店的郭老板感叹：南平市变了，武夷山市也变了，就是三官堂十多年没变过，公交车还是没有通，买菜得下山，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搬下山了，有钱人，他们不会来我们这里……

　　而在南平杀童案事发地，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对比是如此鲜明。一到上学、放学时分，这里仿佛进入了“战时”。

　　一位年轻的警察站在了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执勤，看上去有点孤单。年轻警察的腰间沉沉的，各种“家伙”，挂了一溜，其中有：喷雾式的辣椒水，警棍，黑色的皮套下隐隐可见的手铐，锃亮的银色。只有配枪的皮套，是空的。这个时候，还是清晨的6时50分，文体路上的小游家猪肉店才开门不久。

　　当地政府后来公布，南平杀童案发生的时间是3月23日清晨的“7时25分，一个更清晰的说法是，7时26分。细心的人会发现，只要在7点半以前，一些孩子索性就在校门口附近文体路上的栏杆边边上站着。“不要太早来学校”——他们被家长与老师这样告诫。

　　二年级与三年级的孩子都纷纷说：现在到校的时间被确定为，“早晨7点半到7点40分”。“如果来得太早，老师会批评的，所以，我一般都7点40分来”，三年级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很认真地说。

　　母亲明确了在南平实验小学一年级就读的女儿黄梦雨(化名)的时间表：必须要7点半以后才能到学校。南平校园惨案发生后，这个7岁小女孩在生活上的直接改变是：每天因此多了20分钟的睡眠；此外，她只能在小区的空地中打打羽毛球，而不能跑得太远。

　　南平实验小学早晨8点正式上课。所以现在，在清晨的校门口，常常可以见到，8点过几分那会儿，还有孩子匆匆跳下家长们的摩托车或私家车，跑进校门。

　　开摩托车送小女儿来上学的年轻母亲，被大雨淋得脸庞湿润，说：目前能做的只是，“看着孩子进校门，尽量让她不离开大人的视野”。

　　南平实验小学的那扇案发后依然关闭的饱受指责的电子门，依然在清晨7点半缓缓拉开。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一过，南平实验小学门口，这块靠近文体路的原本空荡荡的空坪上，忽然汇聚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孩子，宛如放开了闸门的水，他们涌进校园。

　　跻身福建省“百所示范小学”的南平实验小学，一共约有2400多名学生，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南平最好最有名气的小学”。

　　“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这个时候，还是娃娃脸的警察，站在孩子堆中，突然发出一声感叹。显然，他的神色警惕起来，眼睛像雷达一样，不断在人群中逡巡。

　　“家长请靠边站！”校方安排的一位正在值日的男老师，脖子上挂着工作牌，踏了双高筒雨靴，拿着喇叭，直着脖子大声喊。他的四周，至少“潜伏”了四五位老师。

　　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多了两名保安，在上学、放学时分，校门口亦有警察轮流执勤。

　　在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南平实验小学对教师上班作息时间提出了新要求，从3月24日起执行，其中包括，全校老师每天上午7：30之前必须到校，12：00离校；下午2：00之前必须到校，6：00离校。

　　记者获悉，目前每天都有7名值日教师轮班，由一位行政负责人带队，老师们在校门口、斑马线附近、操场三个片区轮值。签到制度，也在进行中。

　　在靠近校门口空坪处的南平体育场门口，亦有安保人员执勤。退休前曾在南平市警察局上班、案发后才调过来的吴爷爷说，5月17日下午，实验小学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校门口惨案发生的那块空坪。即便如此，孩子们汇集在校门口的时候，老先生依然神情戒备地盯着来往人流，“调取电子资料毕竟还得一段一段找，不方便，人眼看，有问题就能够马上发现了”。

　　这样的摄像头，南平实验小学对面马路上的一个杆子上也装了一个，“喏，看见了没？就在那个‘空中一号，本站喜中15选5一等奖’招牌前面的杆子上”，警察指了指。

　　下午4点20分下课、清校，孩子们举着班牌，浩浩荡荡地按照班级排队出来。

　　在下午4点或者更早的时间，家长们就已经将校门口围得水泄不通。那些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也被老师告知，要随班级队列出学校。

　　两名女学生，早就在八一路路口立着。每个班级出来时，她们就在本子上划一笔，偶尔抽个空，瞄瞄手里的漫画书。她们的身后站在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拎了一袋子翠绿的空心菜。

　　每天约有10名这样的学生督导员轮班，“做督导员的都是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孩子们都是主动报名的”，传达室的大叔说。

　　记者试过，没能进入这扇重兵把手的校门，“即便是学生家长，也需要经过老师的确认，才能进入学校”，一位同样年轻的保安，面无表情地对记者说：按道理，你是连传达室都不能进来的。

　　两名白发苍苍的祖父，每天因几趟“雷打不动”接送孩子，接成了搭档，“以前他爸读书那时候，谁接谁送啊！不就是每个学期开学之前，给两块钱，自己去报名吗？现在呢，读到五年级了，还要接还要送，接了送了，还不放心……”总是到得很早的老先生们，聊开了。

　　“幸福人生平安相伴”，宣传标语悬在南平实验小学的围墙上，用的是最鲜艳的大红色。

　　“杀童案是南平的一道伤口”

　　“杀童案是南平的一道伤口。南平的校园，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最为紧张的时期”，当地一位人士称。

　　南平市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被明确为是从今年4月初到6月底，强化三个月的集中整治，“重点针对南平市区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采取自查、抽查、明查暗访等形式，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5月25日晚间10点，记者入住的南平一家政府宾馆，砰砰砰，门响了。门一拉开，两名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走进房间，仔细打量，“就你吗？从哪来的？干嘛的？”

　　此前的5月18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级调研员许兆亭带队的由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成的学校安全工作联合检查组一行6人，在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郭绍生、省消防总队、省安监局等领导的陪同下，从福州启程至南平开展学校安全工作检查。

　　数日来，记者走访了南平当地数所小学与幼儿园，发现穿着统一“南平保安”制服的安保人员确已进驻该市这些学校。并且，在南平，守护校园的专职保安全部配备了警棍等器械，尽管是橡皮警棍。

　　比如，在南平市实验小学附近，还有南平市实幼青少年宫分园早教部与紫云文体幼儿园，现在这两个幼儿园的家长如果要接孩子，都需要经过老师与安保人员的“双重确认”。

　　5月21日下午4点，在南平市北部建溪河畔的黄墩明德小学，在当天下午放学的前10分钟，电子门都持闭合状态，一名正在执勤的保安被另一所学校的老师好心地告诫，“上面还在视察，警棍得拿出来，哨子得挂上”。

　　放学时分，这所位于南平城郊的小学，气氛并不是那么紧张，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寥寥可数。

　　一名黄墩明德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在此前一个礼拜，因父亲腿伤，基本上都是在路口等候她在另一所学校读小学四年级的姐姐，两个孩子步行40分钟，返回位于马站的家中。

　　记者看到，在这所小学，绝大部分的孩子选择结伴而行，步行回到附近的家中，老师告诫她们，“尽量走在人多的地方”。

　　黄墩明德小学的学生们，脖子上挂着带照片的学生卡，这是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由校方统一制作的，“跟红领巾一样，每天都得带这个卡，不然就进不去，如果忘了，还得回去拿，还会扣1分”，一位三年级的孩子嘟囔。

　　位于南平市繁华地带的流芳小学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下午放学时分，警察与保安执勤，学生们结伴回家。

　　南平市教育局、公安局、市委并未跟记者透露为校园安保所付出的成本。但是当地媒体一个公开的数据称，南平市拥有高校4所、中等职业学校20所、普通中学173所、小学585所、幼儿园618所、特殊教育学校10所，在校中学生16万人，小学生18.8万人。当地校园安保压力，可想而知。

　　在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地一个派出所，共有21名干警，却要担负辖区内13所大中小学的安全任务。“如果把学校变成全封闭式和荷枪实弹站岗的警察，那学校就失去了教书育人的意义”，这个派出所所长对媒体说。

　　几乎所有当班的校方保安与警察在接受记者问询时都会强调，将力保孩子在其视野范围内不出事。“但是，我们的视野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一位当地警察这么感叹。

　　“从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安保模本是绝对有效的，能够绝对消除校园暴力事件的，犯罪者总是在寻找作案的时机。但是，该做的工作，一个都不能少”，南平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评价当地的校园安保工作，尚需时日。

　　一些全国通行的安保措施也在南平推广。以流芳小学为例，5月17日上午，学校所在的当地区委、区教育局一些领导向该校赠送了“警用钢叉”、辣椒水、警笛、高光手电筒等防暴工具。

　　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段，南边的广东省中山市，特警们公开展示据说是国内首套自行创编的“钢叉防暴术”，先由特警传授给各镇区公安分局民警，再由民警传授给各自辖区的学校保安。

　　一周多以后，流芳小学一些六年级的孩子对于这个明晃晃的“警用钢叉”的记忆拼凑起来，无非就是在校门口附近“见过两次”。这个看起来有点笨重的大家伙，是9年以前，8名日本池田小学学生付出生命换来的防暴武器——这个，孩子们并不清楚。

　　人心是最佳保护网

　　一位南平实验小学的学生家长用“心理扭曲”来形容郑民生，“校园安全需要防范的靶子在哪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位护住幼小女儿的父亲，这样总结。

　　关于郑民生有没有精神病，成为一个被回避的被贴上道德标签的谜团。对郑民生的杀人动机的解释，至今停留在对其判决书上的八个字，“恋爱受挫”，“悲观厌世”。

　　就像生病要对症下药一样，许多人追问：郑民生作案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之前的反常行为，没有被发现？

　　在三官堂杂货店的郑老板看来，长相“清楚”的“郑医生”为何会拿刀对准小孩，至今令人费解，“如果说是恋爱受挫，他和他那个女朋友分手都一年多了，该过去的也都过去了”。

　　讲来讲去，还是无解，最终几次回归到那个著名的“悲观厌世”上。

　　基于此，校园安保工作，只能被动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当地安保人员的神经，绷得宛如拉紧了的弦。

　　一些来自普通市民阶层的具体的经验，或许是可以被归纳的。

　　郑民生行凶的那天早晨，南平市城市建设管理支队房地产管理大队副队长游钦章按照惯例在南平市体育场健完身，准备返回家中的他，远远看着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孩子倒在地上，附近还有围观群众。

　　那时，游钦章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他走近时，才发现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操着一把刀，“乱喊乱叫，他喊着，‘杀一个，赚一个’”，而地上，躺着的都是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游钦章与几位市民冲了过去，他当场大吼了一声，“把刀放下！”紧接着，他抓过郑民生，摁在地上，并踢远了郑民生那把当时已经滚落于地面的尖刀。

　　人们现在常常称呼他为“英雄”。这个曾在江西当过兵的退伍军人至今在想，“为什么这么简单地就成了‘英雄’”，在跟郑民生交手的过程中，他发现，郑民生身材中等，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强悍，“我不觉得他力气很大”，“拿刀对准小孩，他就是一个懦夫！”

　　“如果能够早发现这个人，后来他哪里能够杀害这么多学生？”事情发生后的许多天，慢慢拼凑当时的细节，游钦章常常这么自问。

　　“只是这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如果早发现他拿着刀去杀小孩子，我会揍得他半死！”现在，这个51岁的男人会这么抿紧嘴唇，捏着拳头说。

　　而另一个让游钦章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事发当天早晨，在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的那棵枝条青翠的桉树底下，当他死死压制住郑民生的时候，其余的孩子，依然像平时一样，眼睛看着前方的校园，“直接往校门的方向涌，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发生在身边”。

　　所以现在，每次经过南平实验小学门口的时候，游钦章都会习惯性地打量一番，他觉得，“现在用再多的办法去维护孩子们的安全，都不过分”，但是，即便是警察，也有上下班的时候，并且，是人总会累，“最主要的措施不是说给学校不是配备什么样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要动员起来”。

　　环卫工人刘瑞英依然在校门口的路段扫地。现在，大雨的日子，她常常看到看到接孩子们的父母亲直直地站在雨中，全身都湿了，看着看着，她的双眼就湿润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她护住孩子，也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人心才是最佳保护网，如果人人都有正义、仁爱之心，即便发生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凶手也不会伤害到这么多学生”，游钦章说。

　　在台湾，如果小孩发现安全有威胁，可以跑到路边贴有爱心标志的商店求救，此外，还有对孩子安全隐患高度关注的“妈妈志工团”。

　　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积极的校园安全防控系统经验，被部分南平学生家长反复。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这些以血泪代价换来的护卫孩子的模本，尚未在南平推广。

　　以南平实验小学为例，在上学、放学的时间，文体路上，福建沙县风味小吃店、比比酷文具店、红圃日杂店……到处涌动着孩子们的脸庞，这里的每一处，都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天地，“这也可能是潜在危险的发生地”，一位孩子家长说，“学校门口过去几步，怎么办？”他追问。

　　黄梦雨母亲的眼睛，常常饱含着泪，她说，她至今深感愧疚的事情是，事发当天，南平实验小学小太阳文具店的前面，一个孩子被砍伤躺着，而她当时没有能力过去救，“因为我自己的女儿也被吓得手脚发软，紧紧拽住了我的衣角”，人同此心，现在想想，这些细节常常刺伤她的心，“那些孩子，也是孩子”。

　　如果有“妈妈团”，黄梦雨的母亲说，她会参与。

　　如果组织义务执勤的社区校园义工队，游钦章说，他也会参加，“现在连锻炼身体的老年人，都说，要一起保护孩子。大家一起下手，他就没有作案的空间了”。

　　而律师郝劲松希望从制度层面来看待校园安全这个问题，除了强调在学校建立专业的安保队伍以外，他呼吁实施校园安全立法，“全国中小学生的安保措施应当法律规定，现有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等都过于虚无缥缈，没有明确学校应该做什么、当地政府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来保护学生的安全，所以应当立法以保障安全”。简言之，明晰的权责归属制度必须建立。

　　此外，郝劲松也认为，国家赔偿应当尽早实施，以确认责任归属，“政府、学校不管是那一级都应立即承担责任。国家援助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后续政策要迅速出台，给予学生安全以制度保障”。

　　这一代的孩子，仿佛处于保险箱里的童年，在未来，会对他们的内心产生怎样的影响？

　　目前看来，在曾经发生过校园杀戮的南平，这个问题，并未提上日程，也并非是当前最为迫切的。

　　或许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明白，这一代的孩子，会怎么看待他们自己与他们周围的这个世界。

　　南平市黄墩明德小学门口，日光悠长的下午，终于到了放学的时分。马路垭子上的冰激凌店门口，围了一堆孩子，讨论的声音分贝大得惊人：迟到不是每人就扣1分吗？咱们班怎么会被扣了这么多分啊？！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最害怕被‘咔嚓’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晃着长长的马尾辫，伸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在场的另外10位她三年级的同学，无一例外地，睁着她们清澈的眼睛，小鸡啄米一般地点头。

　　现在最快乐是在什么时候？“就是这会放学的时候呀，可惜5点半就得到家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你得保证，一定做到按时回家！”另一个小女孩，驮着她粉色的卡通书包，慢悠悠地往上山的石阶上挪，眼神往路的另一头飘。

　　回家的路，在校门的左边。可以染指甲的漂亮的凤仙花，长在校门的右边。

　　但是，现在，孩子向左转。几乎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