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勒:黑金淌过戈壁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后,资源税改革将从新疆率先试点。而资源税改革是否能解决新疆能源经济的全部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刊记者/柴春芽 崔晓火(发自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
塔里木盆地北沿,天山血色的身影在沙尘笼罩下若隐若现。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布满盐碱的乳白,烈日下恍如云海。
就在这片无任何农业利用价值的砾漠之下,涌动着巨大的能量。
沿巴音郭楞自治州首府库尔勒至库车的314国道,往西180公里到达轮南油田。采油机日以继夜地打井,油井顶部熊熊燃烧着从油层外逸的天然气。
这里正是“西气东输”工程的源头。通过耗资1200亿元建造的管道,塔里木盆地富藏的天然气由轮南经库尔勒、哈密、武威,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抵达上海。全长4000公里的路径穿越黄河,横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和上海市等9个省(区)市。
如今,每天从新疆东输的天然气为5000立方米,相当于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市每日天然气用量的两倍有余。近年来因下端地区用气量不断膨胀,西气东输的规模以10%的速度逐年递增,2009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纪录——近170亿立方米。在工程启动前夜的2003年,西气东输的管输量仅为0.43亿立方米,7年间增加了400倍。
然而,作为中国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工程之一,“西气东输”解了远忧,却未解近渴。
新疆的油气为千里之外饥渴的沿海城市注入了血液,但距“西气”源头仅30公里的轮台县大道南乡拉帕村,两千多村民却还在烧煤和干木。
与油为邻
“外面的人来打井、采油,把油卖走,和我们一直没有多大关系。”54岁的村民阿齐兹站在他家的粘土砖房里,抱起光脚嬉戏的孙子。在他身后,贴着维族纹路墙纸的水泥墙壁上是一幅清真寺黄昏时分的壁画,一家人每日五次对着它做礼拜。
在阿齐兹住的房间,一米多厚的土墙隔离了初夏的热度。屋里虽然通了电,却没有城市里的民用天然气管道。院子里,这个维吾尔人家囤积了一堆果树枝干用于生火。阿齐兹家的生活水平在拉帕村属于中等,在他家附近,有三家几乎家徒四壁的“五保户”只能靠卖羊和一季度250元的低保金来维持生活。
20多年前,这名干瘦的维吾尔人曾经目睹声势浩大的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在家门口启动。从1989年起,数万名油田工人涌进塔里木盆地,开发了轮南、东河、塔中、哈得四个油田群和近30座油气田。其中的轮南油田正位于阿齐兹家的南面。
“戈壁滩上到处停着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轱辘很大的车。再之后没多久,油和气就从井底下被机器挖出来。”阿齐兹用鞋踩了踩脚下的地,笑着。
居住在油气田旁却用不了气,阿齐兹家的困境与疆内众多农村居民一样令人尴尬。对于这个十口之家,单是度过新疆长达五个月的严冬就需要烧掉大约6吨的煤来取暖。虽然新疆也是重要的煤产地,但本地农民用煤的价格却一点不便宜。
阿齐兹说,他家过冬,即便节省也需要5千元来拉煤,这相当于家里全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幸的是,尽管收购价已经低于1元1公斤,但县领导依然要求农户继续种植政府扶持的杏树。因此像阿齐兹一样无奈种多亩杏树却亏本的村民在全村占一半还多。许多人只得去有钱人家的棉花、核桃地里打长工。
正因为当地居民生活遭遇困境,才发生了沙漠中稀有灌木红柳和梭梭柴被当地居民砍伐取材的现象。南疆农村的少数民族几乎人人为之,有时遇到生长多年的粗壮红柳,村民就用炸药在沙漠里实施微型爆破,炸断红柳深入地表下层的根系,再搬走珍贵的枝干。初次到南疆的人们曾惊讶地发现,维吾尔人常常驾着他们特有的驴车拉上高高一车的珍稀物种回自己家的院子。
阿齐兹自小就跟着父母学着驾驴车、带着斧头开赴荒漠里砍红柳。“我们的刀劈不断粗壮的红柳枝,得用斧头狠狠劈。”
一车的红柳枝,在夏季,做上五六天的饭就会耗尽;而在冬季,取暖点火也用红柳,于是每过三四天就必须进一次戈壁滩,取一批红柳。
“进戈壁滩很难,风沙大得很,有时候风太大了我们只能抱着水袋躲在驴车轮子底下,等风刮完了才能继续走。”阿齐兹回忆说。
随着古老的红柳几乎绝迹,私采红柳终于在上世纪末被新疆的林业部门叫停。现在,余下的大部分是细枝的红柳,而本地居民已经不敢砍伐。“十年前就不砍了,再砍会被政府罚钱。”
戈壁滩上的生活原本就不易,近年来更因为民用能源的稀缺而变得愈发艰难。沙漠生态的恶化影响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维吾尔人喜欢喝的茯砖茶本应香醇,现在用盐碱地下的水泡出来都变得咸而涩,难以入口。
戈壁与绿洲
在距轮南240公里外的焉耆县上岔河村,回族村民谭建新望着不远处的采油机也不免摇头。“气就从我们家厨房底下走,但我们却一点用不上。”
和毗邻的下岔河村一样,两个村数千村民多年来都没有享受到新疆的福“气”。此前,地方政府补贴开发了沼气池,但这依然满足不了村民们希望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接近的要求。
长期关注新疆能源经济发展的学者表示,多年来,国家扶植能源企业的倾斜政策富足了国库,养强了企业,但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优势却未能对地方财政和百姓民生产生应有的作用。学者进一步分析,中央新疆工作会议提出的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能源经济利益的一次再分配、再平衡。
“中央对能源经济利益的分配比例一直偏重国家和企业,地方和百姓的惠及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需要一些区域能源的优惠政策既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增加百姓使用本地能源的合理比例。”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疆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资源富矿。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自治区地表以下数公里的岩层富含着全国30%的陆地石油,34%的陆地天然气和40%的煤炭。全疆15个地、州、市中,有11个拥有石油资源。单是在与克拉玛依、吐鲁番并称新疆三大油田的塔里木,“无穷无尽”的油气煤就为在新疆开采近20年的企业实现了累计1000亿元的利润。生产油气衍生品乙炔、甲醇、乙烯等的石油化工下游产业也从这块富矿拿走巨额利润。
据勘探,目前塔里木地区的油气探明率仅为12%,仍有大量的油气宝藏有待开发。
自从能源经济在新疆发展起来,在能源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疆各族民众从能源开采中所获得的回报却相当有限。
2007年以前,轮南油田无法进入输气管网就被白白燃烧的天然气,每天约有25万立方米,如此的数量足以提供近5万户城市居民使用一个月。这种趋势直到油田引进天然气压缩机,才得以避免。
直到5月19日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决定在新疆实行资源税改革试点之前,新疆执行的依旧是1994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由于规定中的补偿费率过低,开采企业始终在低成本的状况下开采国家资源,而地方政府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因此在决策制定的博弈中始终挺不直腰。
研究者表示,恰恰是此前国家对中央税收和垄断行业的倾斜政策,才造成了垄断者坐享行业“暴利”,对新疆资源长期的“非合理”利用,也使“富矿”新疆,地方频频遭遇财政政策瓶颈,民众享受不到本地资源。
据2009年自治区政府的统计,在2009年新疆地区国税、地税总税收的880亿元中,自治区政府的地税收入仅占约43%,为380亿元。不仅新疆地方税收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应占的比例,自治区去年还付出了1400多亿的支出,入不敷出。而单看自治区国税系统的统计,更可以发现,石油税收一直占据全疆国税系统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
“人人都想上油田”
塔里木油田总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13.21亿元,到了2009年增长到530亿元,增长39倍,而巴州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在2009年仅为33.7亿元。
而另一面,疆内城市普遍市政建设落后于周边区域,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也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群众整体的低收入水平和中央近年来的倾斜政策,给新疆地区造成了目前的民生问题和城乡差异。”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树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这种城乡差异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距离阿齐兹的村庄210公里外,是巴州首府库尔勒市。乘飞机抵达库尔勒的乘客纷纷惊叹于位于天山之角、戈壁之邻的地域能建起一座“人工绿洲”。坐拥油气核心企业的库尔勒曾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39位。随着新机场的建成,每周有多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和内地商贸往来更加频繁。而塔里木石油基地更是位处库尔勒市中心的孔雀河畔,占地2000余亩,绿化覆盖率近50%。
作为油气的枢纽产地,塔里木油田和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在1996年以前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的周永康,在1989到1990年之间,曾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2008年春节,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还专程来到塔里木油田考察慰问。
在库尔勒,石油系统职工的可查工资普遍达到每月5000元,是当地公务员和教师待遇的两到三倍。“人人都想上油田”,每年许多年轻人都会被丰厚的待遇吸引入职。在油田的招聘启事上,在生产一线工作的本科生,见习转正后年收入均在7万元以上,硕士则在8万元以上,与周边县城居民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中心,商场林立,其中一些高档百货的服装、首饰价格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无异。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新城改造项目的杜鹃河畔的祥云火炬,甚至可以在夜晚利用天然气燃起高达6米的“圣火”。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闭幕后,5月21日周五晚的《新闻联播》用一组5分多钟的篇幅报道了巴州的巨大发展。《新闻联播》引用巴州农民伊力哈木的话说,去年他的年收入达到了7万元,今年又买了车跑出租。“现在惠民政策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伊力哈木对着镜头说。
伊力哈木所在的达西村一直是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2005年5月4日,胡锦涛主席曾给达西村青年回信。去年6月,习近平副主席也探访了该村。
资源税落地
而根据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决策,有关新疆能源经济的改革落脚在两大方面,即资源税改革和进一步放宽天然气的利用。学者表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将部分改善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而放宽天然气的利用将有利于提高本地百姓的能源使用水平。
王宁分析说,按新疆2009年原油产量2700万吨、每吨收取30元的资源税来计,从量计征的地方税收仅为8亿多元。而改为以国际原油价格来计算,同样的原油产量则将带来40亿元以上的收益。如果再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的资源税收入,预计新疆的地方资源税收可能增加到100亿元,终于能“比过去好”。
但王宁同时指出,即便如此,资源税仍然解决不了新疆能源经济的全部问题。
有分析称,按中央的精神,资源税大约在5%到8%之间浮动,但如此低税率,不仅远低于沙特等中东产油大国,就算和德国、法国等低税率国家相比,它们的原油资源税也是中国的34倍,因此改革效果如何,尚需观察。
“要实现新疆能源经济的合理发展,还需针对新疆高企的能源价格作出相应的政策。”王宁表示。
即便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由于缺少地方财政补贴,新疆的天然气价格始终远高于周边省份,甚至高于西气东输的终点上海。此外,疆内的电费,尤其是农村的电费,虽然在近些年随电网改造有所降低,但整体水平依然让众多百姓望而却步。“有的用不上电器,有的即便有电器也不敢用电。”
但作为国家能源富集区,未来地方财政的改善,首先将采取天然气逐步普惠民众,李树辉分析说。
巴州发改委发言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扩大天然气利用和资源税改革等背景下,有关部门将完善天然气管道及城市管网。
“巴州是‘西气东输’首战和气源地之一,但目前除库尔勒市外其余八个县城城市气化率都不高。”巴州发改委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回复中表示。
据地方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平均每天约有210万平方米的天然气输往沙漠周边的巴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3个县市的上百万人已经使用上了清洁而便宜的天然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