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三代之根

　　长期以来，兵团被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它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着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走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扶犁”的组织在新疆工作会议之后，看到新的出路。在新疆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支持政策对兵团同样适用，要把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作为兵团特殊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的有效措施，增强兵团自我发展能力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新疆石河子)

　　早上9点，整个石河子市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韩勇开始收拾他的夜市小摊。此前一晚，他的几个兵团朋友来此叙旧，喝“二八七”，然后醉意阑珊地睡在小摊的帐篷里。

　　“二八七”是韩勇十多年前常喝的“小白杨”酒，产自八一酒厂，“二八七”是“小白杨”酒的价格，以前两块八毛七，现在市场价了，涨到了三块多。

　　朋友们和韩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终于还是回来了。”

　　让韩勇这个“兵二代”回来的因素很多。首先，“7·5”后，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兵，兵团不在了，而根还在石河子。

　　其次，“7·5”后，来石河子的人多了，房价从1000多涨到近4000，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这个地方更是眼看要火起来了。

　　第三，作为兵团人，总有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支配着他，让他回到兵团。

　　于是，出走的“兵二代”回来了。

　　一手拿枪，一手扶犁

　　韩勇是典型的“兵团后代”，他出生在兵团，父母均是第一批兵团职工。

　　他的父亲是华北野战军的一员，抗美援朝的时候，守卫鸭绿江大桥，遗憾的是一直留守位于中国这一端。“解放战争没参加，抗美援朝没过江”，韩勇说，这是他父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1953年，这支部队押解犯人进疆，行程数万公里，目的地是石河子——一个当时只有20多户人居住的荒凉之地。这里只有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大沟，远看就像流淌着石头的河，“石河子”因此得名。

　　原本以为两三年的时间就能回老家河南，但很快，这些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解放初期，边疆初定，国家迫切需要一支部队在新疆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而驻疆的部队面临着难题，驻疆的17万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拥有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却无力供应。本着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屯兵农垦的精神，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当年10月，解放军驻新疆10.5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韩勇的父亲成为了农八师145团看守所的一名狱警，任务是把犯人改造好，然后转为兵团的职工。

　　随后，韩勇的母亲也被部队从河南接过来与丈夫团聚，两口子窝在“地窝子”里。为了让兵团职工安心在这里屯垦戍边，已经成婚的，其家属都被部队接到了新疆。

　　而那些未成婚的，则成了兵团最初面临的问题。“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而解决的办法则是从湖南、山东等地找来大量的女兵，于是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

　　从“组织介绍，个人同意”到成家过日子。三四对新婚夫妇住一个“地窝子”，她们成了第一代兵团母亲。

　　韩勇出生于1971年，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候，从大局利益出发，兵团人多生孩子，增加人口是政策。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内地闹饥荒，但在新疆，无论如何，至少能吃到糖渣。”

　　经过十年的发展，当年新疆兵团的总人口已经达到31.15万人，农牧团场总数发展到158个，耕地达到1212万亩，粮食总产7.2亿公斤。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4年开始，又有数十万转业官兵、城市知识青年从内地赶来，加入兵团的生产建设行列。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任何人都会被感染，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些被信念支撑着的人们，不断开展着劳动竞赛：这个排早晨6点钟下地干活，连长在大会表扬了，紧接着记录第二天就会刷新到5点。

　　韩勇无数次地听母亲说，在他出生前一个月，母亲头上还披着麻袋，挺着临产的大肚子去拾棉花，每次弯腰，就只能捡一两朵，“一朵棉花才多重，她一天拾一百多斤！”

　　四不像

　　兵团这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在那时就已成型。在新疆，十个师合纵南北，连横东西，生产、销售、再生产在这个集体里完全独立完成。到1966年，兵团工农业总产值9.77亿元，占到新疆的1/4以上。

　　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在韩勇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仍处于“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兵团是“重灾区”。与1966年初相比，1967年粮食总产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3.5万公顷。

　　到了“文革”，兵团屯垦戍边的作用被否定，是“只抓粮棉油，不分敌友我”。于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党委向中央提请撤销兵团，理由是，“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

　　1975年4月，中央批准撤销兵团，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兵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

　　同年6月，石河子地区成立。韩勇的父亲被调往石河子地委，母亲则去了“八一”被服厂。

　　那时韩勇尚未懂事。母亲依然拿着“三八九二”(38.92元)的工资。“兵团撤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厂还在，工人就几乎不失业，只是转换了管理体制。”

　　但兵团撤销后，师长负责制取消，市长成为掌舵手，原兵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另谋高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序。在兵团撤销后，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

　　韩勇的哥哥那时正在读小学，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兵”“团”“连”的字样，换上了带有“市”“县”的牌子。

　　除了记忆，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兵团撤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撤销兵团三年间，农垦总局增加了44个，粮、棉产量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财政亏损达6.67亿元。

　　兵团撤销后，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那几年，诸多矛盾开始凸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意识到建设兵团的重要，在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后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当年12月3日，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一夜之间，此前那些被取代的“兵”“团”“连”，又开遍新疆。

　　但兵团恢复后，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它的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变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小平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

　　它以企业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却又肩负着守疆卫国之职责，成为军、政、社、企一体，社会形态比较完整的政权组织。

　　于是，对于兵团出现“四不像”的评价——“是政府，要纳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进工会；是军队，没经费。”

　　70年代在新疆出生的男孩，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当兵的道路，“因为当兵是包分配的”。到了80年代，“兵二代”转业，一时间，分配成了他们的难题。

　　为了给这些年轻人找到出路，1983年，新疆兵团的经济逐步放开，兵团内开始出现小卖部、零售店，他们解构着“大锅饭”的传统。号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艘航空母舰”的兵团，开始了向市场化转型。

　　80年代初的石河子，只有幸福路一条商业街，当时，人们消费都是到沿街的几个大的国营商场。那时，幸福路就是“小上海”。

　　到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零零星星地摆起了小杂货摊，“兵二代”们尝试着小打小闹的自由市场快感。

　　到90年代。随着部分国营企业转轨，下岗失业人员、待业青年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人们开始有了经商的意识，于是自发地涌到了这条充满着商业气息的街上，幸福路上搭起了一路的棚子。“里面分成一格一格的，每人一个摊位，解决了很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轮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内地人淘金的目的地。

　　因为是知青，韩勇的大姐去了民政局，二姐去了外贸局，哥哥去了二轻局。小姐姐则没有那么幸运，最终只能咬咬牙，在家里拿了几百块钱就在“小上海”摆摊卖服装。

　　1990年，韩勇开始读石河子农学院。“最初学的是外事外贸，因为外语差，就转到政法系学了一年，然后直接当兵走了，在部队里呆了三年，而且入了党。

　　1995年，韩勇退役，成为一名经济警察，石河子的若干家大型国企都在他的辖区范围内。“在兵团，经济警察的身份很奇怪，国家编制，但由企业发薪水。同时，我开始服预备役。”韩勇说。

　　转业后，第一年每月拿100多元，第二年每月300多元。“日子稍微好点的时候，我下岗了。辛辛苦苦站了三年岗，结果就成了社会人了。”韩勇说，“那时候真羡慕团场的职工啊，我们都下岗了，他们至少还有地可种。”

　　在那个国企改制的年代，“下岗”也是兵团的关键词。2001年，兵团国有企业比例下降到了70%。

　　而兵团的农业却好了起来。随着新疆棉花产量的升高，去新疆采棉花成了很多内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们甚至专门到新疆去承包团场，如果风调雨顺，一年算下来，棉花就够卖十几万元。而团场的职工，“坐享其成”即可。从1990年起，兵团开始从内地接收采棉花的季节工，从1990年的几千余人到2005年达到近70万人。

　　回到“小上海”

　　世纪之交，石河子面对的现状是矛盾的：一面是被联合国授予“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一面是这座新兴城市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并非坚实，曾经辉煌的工业企业多已衰微。

　　这批工业企业均依靠农业而生，比如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等等。兵团是靠农业起家的。绿洲经济以大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棉花为主，这样的格局在兵团近10年基本没有改变。这是非常脆弱的结构，一旦农业出了问题，整个经济就会出问题。

　　下岗后的韩勇在城里转悠，试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

　　他身后的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军垦色彩：道路把这个城市切割成整齐划一的方格状。以子午路为界，往西是西一路、西二路、西三路，往东是东一路、东二路、东三路。建设路往北，则是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街道两旁栽着不止两排树，更多的是四排、六排甚至更多。

　　在50年代的城市总体规划中，石河子被分为三个区域：西区为工业，中心区为商贸、文化、居住区，东面为开发区。中国军人特有的执行力，保证了这个规划在其后的50余年中从未更改。

　　这座完全由军人选址、设计和建造的军垦新城，在韩勇眼里却日渐萧条。在西区，那些嵌在一个个由道路组成的小格子里的工厂，均已风光不再。曾经声名赫赫，堪称石河子工业支柱的八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和第四机床厂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里一字排开，有的已是人去厂空。

　　在东郊，开发区里除了一座楼宇，一座电厂，一家新安酒厂，其余空旷荒寂。

　　韩勇最终选择离开石河子。他来到乌鲁木齐，开始做摩托车销售，一直做到了新疆大区的销售经理。

　　这些年，他走了内地很多地方，不乏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只是脑海里，石河子的过去和未来，就像两幅切换不断影像，挥之不去。

　　“7·5”事件后，韩勇把工作辞掉，回到石河子。此时的石河子，在已经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开发区内。就在韩勇离开石河子的这几年，“康师傅”来了，“娃哈哈”也来了，还有台湾的旺旺和燕京啤酒……

　　石河子开发区已经成为成为新疆产业集中度最高的食品加工基地，接踵而来的还有一批国内实力雄厚的纺织企业。

　　令韩勇感叹的是，企业的背后已经找不到兵团的影子了。

　　“想休息一段时间”的韩勇决定在“小上海”摆个夜市摊，“看看人来人往。”小摊刚摆二十天，不为挣钱。他的14岁的侄子偶尔会过来转转。这个男孩的成长似乎已经脱离了兵团的痕迹，和普遍的“90后”一样，喜欢走路塞耳机，喜欢情感细腻或吊诡奇异的小说，喜欢把个性和自我摆在最前头。他父母希望他能够去内地读大学，然后“就不要回来了”，他自己也想去内地“见见世面”。但在农场，韩勇的哥们14岁女儿却对爸爸说，就是再穷，将来也不回到团里来。

　　城里和团场的孩子，很多人都想回到内地。尽管兵团现在一直试图从内地吸引新移民，而且还对生第二胎奖励2000元，但仍然抵挡不住人口逐渐流失的趋势。兵团现有人口250多万人，退休职工占了近五分之一，更年轻的“兵三代”都想着去内地见见世面，而在兵团里，如今多是些来淘金的新内地人。

　　“兵三代”的回流在专门研究兵团的学者郭宁看来，“是正常的，人往高处走。很多孩子都没有到过内地，想去看看也是正常。在新疆经济落后于内地的情况下，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郭宁说，在石河子大学，目前每年从内地招收50%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每年还有25%的学生会留在新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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