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