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劳资“转型”之痛

　　半年内“N连跳”，一天内十多家企业发生停工事件。“劳资博弈”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成为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有外媒称，中国的劳资纠纷有扩散、蔓延的趋势。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甚至出现风潮，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回顾先发国家曾经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矛盾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政府责无旁贷。这正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首先，政府定位要不偏不倚，改“亲商不亲工”为居中调停，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其次，应对措施要科学得当，增加对劳资矛盾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的研究，增长调处经验；其三，要进退有度，分寸精准。

　　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有时甚至比“走钢丝”还难。

　　各地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既要考虑到劳动者对“地板工资”、“围墙管理”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临界点，也要预想到一旦短期内涨薪速度过快，劳动关系波动过大，导致资本外撤，技能素质普遍偏低的产业工人，将会出现更大的就业难题。在劳方诉求和资方诉求中寻找出交汇点，在劳方利益和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出平衡点，在资方的自决式管理和社会的人文发展中寻找出精神共振点，是一道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中统筹，在突出矛盾和多方诉求中斡旋的必答考题。

　　长久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前提和秘诀之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这是13亿人民的最大利益。如何应对发展新阶段的“劳资博弈”，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方在利润充足的条件下，缺乏转型动力，甚至还会成为某种阻力。此时，劳方反弹和劳资矛盾的“后轮驱动”，从积极意义上看，正是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动力。

　　顺应“后轮驱动”的改革浪潮，各地主政者宜通过加强劳动立法、硬化执法力度、推动劳资集体协商、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劳资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带领中国平稳渡过劳资矛盾高发期的发展节点，步入和谐劳动、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文/杨琳)

　　《瞭望》文章：劳资关系调整新节点

　　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进入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深深刺痛着社会良知，挑战着公共道德底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型调研发现，近年来多部劳动新法的颁布实施，使不少企业难以违法压低员工工资，转而想方设法利用先进生产设备，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产业工人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进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以实现利润增长。当长期的“地板工资”、“围墙管理”，遭遇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权益诉求，矛盾便一触即发。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指出，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劳资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面临升级调整的拐点；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是各级政府亟须从“亲商不亲工”，转向劳资关系中间人、调停者的定位转型。现阶段的劳资矛盾，从积极意义上看，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强大促动力。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

　　本刊记者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调研发现，一些代工企业员工在超长工时、超低底薪、准军事管理的叠加效应下，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陷于“有生产无生活”的精神煎熬之中。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难得见到明媚的阳光。这是昆山一家台资电子企业员工李佳对自身工作生活现状的描述。

　　李佳说，上白班时，虽然要求7点40分开始做上班准备，但早上一般6点钟就要起床。从企业的集中居住区到厂区，步行要20分钟。进入工作区时，公司保安对员工进行检查，几千人排队，要排上半个多小时。

　　晚上8点，下班走出车间已是夜色茫茫。在大门口还要再次面临严格的搜包检查和漫长的等待，晚上9点左右才能回到宿舍。如果上夜班，则是傍晚6点多开始走出集中居住区，第二天早晨8点下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醒来已是日落西山。

　　本刊记者在无锡、苏州等地多家拥有数千上万员工的电子加工企业采访时看到，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采用两班制。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为了让昂贵的机器设备实现最大产能，电子加工企业只要订单充足都采用“休人不休机器”的做法，让机器设备24小时运转。正常情况下1人应该三班倒，但现在外资、台资企业均是两班倒，这样企业所需的员工总数就可以减少1/3。虽然要付加班费，但因为工资基数低，用工成本还是比三班倒低不少。

　　在江苏，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外资、台资代工企业均采用底薪制。由于底薪只比江苏省96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线略高数十元。为了增加收入，加班成为很多员工迫不得已的“自愿”行为。一位企业管理人员透露，这种薪酬管理办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用公司强迫，员工都愿意接受加班，其实质是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

　　“公司有时一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日”。曾在苏州一家台资电子加工厂工作的朱洪英说，“以前我曾有两个月持续两班倒的经历。最夸张的一次，吃饭时口里含着饭，人却睡着了。实在困得受不了，去厕所里蹲着睡一会已经很享受了。”

　　在昆山一家电子加工企业，员工白立澎悄悄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就餐时间有一个小时，光是走路、排队就要半个小时，吃饭像打仗一样。说是吃饭，其实更像在给一台机器加油，真没心情品尝饭菜滋味。”

　　“我几次想辞职，可想到身在农村的父母四处借钱供自己读书，还欠着上万元的外债，就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虽然那两个月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资到手，可当盼到能有休息日的消息时，还是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朱洪英说。

　　浙江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反映，他在服装厂打过工，全部工作就是紧张地踩着机器踏板，不能说话。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在这种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快乐可言的工作环境中，什么文化娱乐、朋友交流想都不敢想。”徐文财说，“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我不相信，这种长时间的心理压抑，到所谓的心理关怀室1小时就能解决？”

　　在产业工人大量聚居的杭州市下沙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陈雁飞表示，近两年来不断有人出现异常行为。如有的员工半夜大喊大叫，有的站在楼上往下扔东西，有的半夜里哭泣。

　　“现在社区里还没有出现极端行为，可这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陈雁飞说。

　　“围墙管理”的被动生存

　　随着媒体对爆发劳资纠纷企业报道的逐渐深入，一种所谓“围墙管理”的模式揭开了神秘面纱。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在大型外资、台资企业很普遍。

　　在珠三角一些大型企业走访时，本刊记者了解到，随着业务扩展，这些企业的规模扩张迅速，在有限的厂区面积内，员工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城中城”。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台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员工的生活服务，企业便形成包吃包住的“小社会”模式。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地方政府也乐得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务，从而助长了这类“围墙管理”的形成。企业生产管理、员工思想动向很少为外界所知。

　　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局、安监局及深圳市观澜街道办事处干部反映，辖区内的一些大企业因为是纳税大户，当地政府明令不得干扰其经营。因此，不少部门平时不进入这些企业。必须沟通情况时，需事前通知，层层联系，还要接受后备箱和随身携带箱包的检查。有的企业在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有关部门想进企业调查，在相关文件上盖了十几个公章才被放行。

　　管理一个拥有上万甚至几十万员工，“围墙管理”似乎成了唯一选项。这种全面渗透进员工生产生活的管理模式，让员工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

　　深圳一家知名企业跳楼自杀幸存员工田玉、饶乐琴说，在企业里，很多地方是员工“禁区”，到处都有保安盯着，感觉很压抑。21岁的员工汪云说：“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尼奥，当发现这个巨大的‘系统’对每个人的监控如此强势，就会彻底丧失安全感。”

　　本刊记者在沿海地区调研中看到，在这类企业围墙内严格的宿舍管理下，员工如同被“绑架”一样，陷入“没有生活、没有家庭、没有社区”的生存状态。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这种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掌握员工所有的作息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劳动力，并且在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更高工资和福利的情况下，让员工对企业形成依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深圳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等专家认为，一些“巨无霸”企业进行封闭式运作，治安、卫生、食宿等都在公司围墙内完成。只要“围墙”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深圳市总工会对一家大企业500名员工的抽样调查表明，对工资收入非常满意的只有0.2%，对社会地位非常满意的只有3.6%。近40%的被调查者表示，企业内部缺少“精神保障”，人际关系冷漠。

　　本刊记者现场采访看到，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周边的文化娱乐设施匮乏。光明书屋距离富士康北门大约100米，这里公开售卖黄色影碟。一些影碟名字淫荡下流，封面不堪入目。在富士康旁边的深圳友良妇科门诊，“无痛人流”广告十分醒目。据诊所周医生介绍，来这里堕胎的主要是富士康员工，可以打8折。“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做几十例，一般每天也要做十多例。”

　　富士康北门外的清湖东村，上百栋小楼内几乎都开设了网吧。在清湖东村六巷的“友谊佳”网吧，本刊记者随意打开一台电脑，发现里面存有上百部色情电影。一名网管告诉记者，来这里的几乎都是富士康员工，很多人通宵上网。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分析，这种“围墙管理”对第一代农民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是有效的。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入厂，需求增多，企业和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仍用围墙隔断联系，放任政府管理与企业运行的脱节状态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