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经历：只是客人

　　凌云

　　从没有想过自己是精英或是移民。我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今后的某一天总是要回国的。来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然后滞留至今。或许就是国人讲的精英移民，暂且充当一次精英但不是移民，因为我还是中国护照。这里只想记述一些经历或心态，以期为那些真正的精英而正准备移民的人做一些参考。

　　来日本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很缓慢，现在经常想如果当时的中国经济像今天这样发展这么快，可能就不出国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又不完全如此。

　　那么，当时是为了什么选择出国呢。这也是每个出国留学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自己第一次面临这个问题是奖学金面试，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很落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同样是亚洲国家而且曾经与中国一样是儒教国家，然而日本经济科学技术却高速发展并可与欧美抗衡，自己之所以出国留学，是希望能够学到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希望由此能够知道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真正原因。结果我的答辩顺利通过。

　　有很多的人认为出国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就好象国外到处是黄金，谁都可以拿。当然，这里不想否定有这样目的的人。但我上述的答辩确实是心声。来日本这么多年，我一直反对为打工来日本，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打工或是为了一个安逸的生活，留在国内或者会更好。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有了改变，而且今后还会有更好的改变。相反，近十几年来，国外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低速或停止发展状态。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度里的心态一定不会有生活在有生活改观或有改变希望的国度那样乐观。每次遇到谈论中国的时候总是遇到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不回国呢。也可以这样讲，无论我们来多久，工作做的如何出色，我们永远是做客，永远是外国人，包括那些已经变更国籍或移民的人。

　　今年的两会，温总理提出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可见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中国的改革关键在于什么呢？ 来日本之后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文章，明治维新虽然已经是100多年前日本的改革，至今仍有我们借鉴的地方。明知维新之前，日本是几乎与中国完全一样的儒教国家。无可置疑，日本发展成今天的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与明治维新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什么是明知维新的关键呢？其中有一点，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作者系日本国立高校教授

　　崔卫平：免于被支配的自由

　　本报记者 韩洪刚

　　访谈嘉宾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人并不只是温饱动物

　　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象，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你会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一现象？

　　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

　　“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活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人格，损害了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

　　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强烈需要。但是“尊严”也很容易被窄化。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但并不等于尊严的全部。尊严还应该包括不受支配，不屈从，不依附别人。一个人快渴死了，给他一杯水，但是在这杯水里又吐了一口唾沫，这个谁会愿意喝呢？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这口唾沫。“喝还是不喝”，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底层人民受苦，他们处于极端匮乏当中，缺乏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是“不得不”这样。近期移民潮的问题，将这个问题暴露得很突出。这些所谓社会的中坚力量，一般称之为“精英”，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不足了。它必然提出了比如有关制度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从结构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支配性关系乃至奴役性关系。

　　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

　　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

　　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之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拿掉。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

　　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死了才算“义气”，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疑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

　　时代周报：我看到报道中的一个例子：一位已经移民的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可见，这位温州商人的情况并非个例。

　　崔卫平：那样整天在饭桌上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健康，也会减寿。一个人不得不吃到吃不动了，吃到将肚皮撑破，吃到再吐出来，整天过这种生活，这个多么丑陋啊。难道人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就没有别的享受了？时间长了，不要别人说，他自己就会反感。这件事情真正是个麻烦：一个社会的上上下下，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有地位的人和没有地位的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都不能根据常理去办(既不根据制度，也不根据道理)，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驱赶着。

　　时代周报：这种人人身不由己的局面，那必定存在一个主体，或者说支配力量的施动者。它是什么？

　　崔卫平：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巨无霸”，一个“巨灵”，它肯定不是仅仅称之为“制度”的某些东西，不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明文规定当中，而是所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像语法埋藏在语言里面，我们不用语法说话，而是用语言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却要符合语法。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智慧”，需要了解语言的背后有哪些特殊的“语法”，并且对此只能心领神会，只能默认，而不能大声说出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如同一只怪兽，一个深渊，听不见它的声响却随时吃人。从前有一个说法叫“异化”，这就是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本来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支配人们自己的怪物。于是就有了一些想要出走的人，想要远离这头怪兽。

　　精英与责任联系，而不是权力

　　时代周报：您是怎么理解精英这个概念的，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精英的？

　　崔卫平：“精英”这个词，有它含混的一面，也有它流行的、通常被理解的一面。比如说获得一定社会财富，即经济精英，或者有一定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精英，这主要是一些媒体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知识精英，现在知识分子根本不成其为精英了，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了。

　　但是，假如不对社会和民族的明天负责任，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以及落实到今天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行为，我们能够将这些人称之为“精英”吗？那些今天有权有势，是无数饭局的座上宾，但是明天被发现是个大贪官，成为阶下囚，他是个什么精英人士啊？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恰恰是他败坏社会的一个根源。在我看来，“精英”这个词是与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对社会负责，对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负责，对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那才能称之为社会精英。那些没有责任感的，只会败坏社会和民族的，不管他资产多少，权力多少，知识多少，我一概都不承认。

　　时代周报：可是，当这些精英纷纷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脚投票”吗？

　　崔卫平：叫“弃权”吧。按理说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怎么说，再恶劣的环境，既然他在这个环境里积累了财富，做成了一个企业，他就需要回馈社会，帮助建设这个社会。这也是人之常情。决定离开，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充满遗憾的。虽然他赚了钱，但是他仍然处在一个暗处，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善行，他的美德，不能成全他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角色，以及获得这方面的荣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人们很少将回馈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我的实现，是体现成功的另一个标准。

　　时代周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办法去重新梳理或者彰显这种伦理的力量？

　　崔卫平：问得好！尽管我们说人人身不由己，但是那些在今天拥有更大权力的人，那些重权在握的人，对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力量拥有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这需要他们拿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一些社会政策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人倾斜；另一方面，即使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体系与良心矛盾的情况下，依据良心办事，而不是依据潜规则办事。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南方周末》报道过四川省教育厅的一个官员，他叫林强。因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埋在钢筋水泥底下，他自动放弃奥运会火炬手的这个角色。我们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掩埋》，关于唐山地震预报，其中有一个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叫做冉广歧，他相信了科学家的预报，他说批林批孔能够在屋内进行，也能够在户外进行，于是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把全县人民弄到户外去了，于是这个县没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死亡。他的这个做法一点也不符合“语法”，但是救了全县几十万人。当时有一个简报表扬了这位冉书记，但是简报很快被收回。这样符合人民利益的人及其做法，在体制内却得不到鼓励，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不鼓励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做法，甚至相反，将这些人剔除出去，制度性地取消良知，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是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