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新疆
新一轮援疆有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过去13年中从全国各地派往新疆援建的干部达到了3749人。今年新一轮的援新疆计划启动,第七批对口援疆的干部达到了2600余人,这几乎是过去十年里的总和。从最初只有8个省市参与援建,到现在扩大到19个省市援建,对口援助的省市翻了一倍还多,新一轮援疆将是支援地域最广、所涉及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要素最全的一次对口支援。
从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到新疆最高官员的选拔任用,乃至19省市的全方位援建,从政策、战略到人员、财力支持,新疆在西部开发十年的新节点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诚如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所长齐清顺所言:“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对于新疆来说,缺一不可!”
新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小康》杂志深入新疆南北各地,采访当地数十名官员与援疆干部,并与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七位专家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试图探析新疆数十年来发展中面临的困局,当下新政战略引发的变化,不为人知的援疆干部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看到:在南疆,喀什正在为自己的“深圳梦” 而勾勒蓝图,在北疆,奎屯正在成为金三角的新动力。天山南北都在发出“变化”的呼喊,放宽视线,我们试图从过去30年的援藏中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并期冀着新疆在未来十年中找到复兴的力量。
国家战略新十年大幕开启,下一站,新疆!
导读:
国家战略下的新疆之变
去年7月,整个中国和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新疆,那是一次悲伤而震惊的注视。时隔一年,这个美丽辽阔的地方再次迎来了人们的视线聚焦。这一次,是充满希望和欣喜的重新打量
文|《小康》记者 陈艳涛 乌鲁木齐报道
“小西门成功广场商厦一客户因买鞋与摊主购物打架,引起部分群众恐慌,目前社会治安平稳。” 2010年5月1日,乌鲁木齐市民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而当天曾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乌鲁木齐市最热闹繁华的商业区小西门发生暴力冲突,气氛紧张,武警随即进行了封锁。
此前,一辆公交车轮胎爆炸,引起了市民恐慌和谣言传播。很快,乌鲁木齐市民同样收到了手机短信说明该事件的发生情况,也让他们知道了“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从“7·5”事件后,新疆新闻办公室都会第一时间发布由公安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向乌鲁木齐市民传达社会治安情况。2010年5月14日起,乌鲁木齐全面恢复了自“7·5”事件后中断的互联网业务,通信管制也逐步开放。
因渐趋透明而逐渐建立起的市民和政府间的相互信任,给乌鲁木齐这座曾经悲伤而脆弱的城市带来了阳光。与去年那个悲伤的日子相隔近一年时间后,人们心里的阴影似乎正慢慢散去。在新疆所特有的灼热阳光和悠长的白天里,街上的行人平静悠然,二道桥的大巴扎高朋满座,歌舞升平;五一夜市上烤肉的烟火和灯光照亮了长长一条街的半边天。如果不是时常有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巡逻队员在街头走过,这个城市和任何一个夏日里的都市没有任何不同。
但还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从3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之后,两个月里,乌鲁木齐在最短的时间里大规模地迎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要员,19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们率代表团密集赶赴新疆,开展援疆工作的前期调研,随之而来的是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大家都在问:新疆正在和即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出路
新疆,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虽然国家确定2011年为新一轮援疆全面实施年,但各代表团在考察之时就已经启动了一批试点项目。新一轮援疆有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将是支援地域最广、所涉及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要素最全的一次对口支援。仅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规模就将达到100亿元,而中央投入资金规模还将大于省市对口援疆的资金规模。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方位大规模的援疆行动。”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吴福环说。
去过新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幅员辽阔”的含义。面积166.5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足有99个北京大,如此辽阔的疆域对交通运输有更迫切的需要,而且新疆毗邻国家多达8个,边境口岸达17个,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但此前直到2007年,新疆铁路网的密度都仅为全国铁路网密度的五分之一,铁路建设比内地落后了几乎一个时代。
《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曾经批评新疆铁路运营问题,口岸的货物堆积如山,积压几个月无法运出去,商人和客户都怨声载道,四处求告无门。
“记者写的是事实,但自治区党委非常生气,说我们正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铁道部表示感谢去了,你这里还批评铁道部,说它运力不够。”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祝谦介绍说,铁道部为了支援新疆的运输,大概贴了将近2亿的资金。“放空车过去的时候,钱是要铁道部掏的啊。因为运费是按吨/公里算的,铁道部没法把放空的运费加到实物上面,铁路运输每一公里多少钱,这是国家物价局给定的,都是按吨/公里算,拉的距离也长,拉到北京3200公里,不可能加到6400公里的价格。所以放空的钱铁道部给贴了。铁道部已经给了你2个亿,它也是企业,也要吃饭的啊。”
铁道部付出的2个亿,是在为新疆货运双向不平衡买单。
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新疆的运输通道能力目前都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与内地东部省市之间货物运输品类的差异都很大,双向货流极不均衡,东行方向的运量远远大于西行方向的运量,东行方向常常大量积压货物,无法运出,而西行方向却常常唱空城计。
以喀什为例,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王勇智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贸上一直是出的多进的少。去年受金融危机和“7·5”事件的影响,出口是7.14亿美元,进口只有几千万美元。而且多数都是转口贸易,很多东西也不是喀什制造的,是从内地运过来再转口出去的。去年的出口服装鞋帽占了65%,其他日用百货不到30%。”
这一状况即将得到改变,6月10日,新疆自治区与铁道部签署加快新疆铁路建设发展会议纪要。从今年起到2020年,铁道部将投资3100多亿元,在新疆现有3599公里铁路运营里程的基础上,新增铁路运营里程8000多公里,打造“四纵四横”铁路骨架。到2020年,新疆铁路将覆盖所有地市级城市和90%的县级城镇。兰新第二双线建成开通后,乌鲁木齐至北京客车运行时间不超过12小时。
“关键问题不在于铁路建多少,而在于货运双向是不是能平衡。新疆就2000万人,消耗品需要的东西很有限,但是需要运走的是大量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祝谦对《小康》记者说。
答案
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铁路建设相配套的,必然是新疆的工业发展。
新疆不少城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专业人才匮乏,一些地方官员很想大力发展工业,但在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的城市,如何才能吸引有实力的工业项目落户?似乎唯有给出比内地大多数地方更优惠的工业发展政策,才是问题的答案。
作为“特殊经济开发区”的喀什,就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投资环境。王勇智介绍说,喀什“特区”享受的政策是经济特区还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惠政策的叠加。“我们现在在收集深圳、珠海、天津保税区的政策,结合地缘区位优势,选择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所用。我们还将申请一部分政策,包括土地、用电、用水、社会保险补贴。除了国家政策,我们还利用财政资金和对口援助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正在积极申请喀什国际航空港解决落地签证的问题。”
深圳等特区当年的“特”主要体现在利用外资和项目审批、财政收入、贷款、税收、土地、外汇及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享受较大自主权和优惠。但对于新“特区”喀什和霍尔果斯而言,当地官员觉得以新疆先天不利的工业环境来说,这些优惠政策显然还不够。
王勇智在接受采访时说:“两免三减半在内地前几年就是这个政策。再放在新疆像喀什这样的地方肯定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我们提出能不能再延长到五免三减半。五年之内全免,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开始减半。另外还要给特殊的土地政策,这个地方有别于内地,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下,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严格意义上讲,最后占用国有未利用的土地,应该给投资者零地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来鼓励发展生产。”
还有地方官员提出根据新疆特殊的发展条件和目前的落后现实考虑,在内地受限的“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企业,是否可以在新疆某些地方放开发展?在几天后《小康》记者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位专家的座谈会上,地方官员的这些提法遭遇了专家们的激烈反对。新疆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认为:“新疆的生态非常脆弱,有多少水才能开垦多少土地,水资源的分布也不均匀,绿洲作为新疆人活动的基本单元,有的地方人口已经超负荷了,和田、喀什地区不能再增加人口了,更不能放开‘两高一资’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是战略性问题。”
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甚至将放开“两高一资”企业的想法称为“疯狂的念头”。“新疆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资源也非常紧张,在喀什建立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无异于涸泽而渔、自绝后路。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下,最后占用国有未利用土地,也是不可能的,你难道会把一个工厂或者一个企业建到戈壁滩或者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吗?城市在扩张、发展的时候,必然是要侵占到基本农田的。”
新疆社科院经济学所副研究员周潇不久前刚去过南疆,看到了当地努力营造一种低成本的经营环境来筑巢引凤,支援本地县市的经济发展的行动。她认为目前新疆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我们的优势就是能源和资源,不能一刀切,高能源消耗和高资源消耗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是会持续的,这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关键要用提高效率的方式来补偿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耗,把污染、生态的恶化降到最低点,让它带来更多的效益、吸纳更多的人就业。”
伤痛
要发展,人才是绕不开的话题。人才流失是新疆人心里抹不去的伤痛。
新上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了一组数字:近20年来新疆人才流失达20多万人,其中高级教师、学术带头人、技术创新骨干、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达10万人。新疆近年每年考入内地院校4万多名学生,毕业后大概只有27%的人返回。
南疆三地州和偏远贫困地区人才严重不足。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新疆大学原党委书记、新疆经济学会会长鲍敦全,是上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认为人才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教育条件、科研条件、学校本身设施,问题都比较多。低工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就是生存环境往往达不到基本要求,再加上不安全问题。”
鲍敦全1962年从上海来到新疆时,他们那一批知识分子被称作“7938部队”,意思是每月工资是79块3毛8,“7938是什么概念呢?上海大学毕业生拿58块钱,南京那边是54、55、56,有的地方拿52块钱,甚至有的地方拿48块钱,你想我们拿80块钱和40块钱有多大的差距?那时新疆的工资排在全国前三位。”
只是时光流转,如今早已被内地甩在了后面。
“我好多同学在上海复旦,他们收入比我们高多了,我的孩子在上海,他的收入比我们高好多倍。过去新疆老百姓的收入,在70年代、80年代,在全国都是前三位的。西藏、青海、新疆,后来慢慢落到第五位,我们现在是29位,甚至于全国倒数第一。”
新疆曾经想方设法留住人才,其中包括让很多人至今诟病的土政策——“出疆证”。这个在当年深具“新疆特色”的政策拖延、为难了很多意图出疆的人才。但这样的方法,显然既不能留住人心,也堵截不了流失的速度。
“那些有一定能力的人,到一定时候就走了。包括我本人,80年代就要走的,但我是享受国家津贴的干部、专家,要走的话要经过单位、组织同意,单位一讨论不放,所以留了一部分人。但是有的人就没法留了。”
让鲍敦全一直感慨的是,曾经当过新疆大学副校长的数学专家张福基教授的出走。在学界曾有“福建的陈景润,新疆的张福基”的说法,但后来张福基教授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新疆大学,去了厦门大学,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从1996年开始的干部援疆工作一直是放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13年里,组织部援疆办见证了6批3700多援疆干部在新疆各地的生活和工作。至于为什么将援疆办放在组织部,说起来却又有一个让人有点心痛的理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援疆办主任石岗告诉《小康》记者,“1996年新疆反分裂形势非常严峻,汉族干部流失很多,特别是南疆。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新疆缺汉族干部,中组部就牵头从各地各省各部委调汉族干部进疆。后来除了干部还有人才,就越派越多。人数不断增长,还加入其他的内容,所以就放在组织部了。”
在新疆采访期间,各种行业和岗位的人几乎都有人提到一个问题:收入太低,工资太少。一位市委书记聊起这个话题来滔滔不绝:“一个是本身工资低,再加上又没有其他收入,内地工资那么高,还有阳光工资,而新疆呢,像乌鲁木齐人均两万一,伊犁州一万。到了县一级乡一级,一万都拿不上,一年才几千。都知道新疆人才外流,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留不住人,老的要回内地去,大学生宁愿在内地打工也不回来,为啥呢?一个最深层的问题,还是收入低。”
他回忆起当年新疆的好时光。“原来新疆工资最高,到内地买东西的都是新疆人。那时候,买一瓶酒、两盒烟、糖,凭新疆工作证就可以享受,政治待遇也很高。现在新疆人工资在全国排倒数第几名,而政治待遇呢,一听说是新疆干部、新疆人,到宾馆去没有房子,安检让你脱鞋、解皮带。到商场去,听说是新疆来的,就成了小偷的代名词。要经济地位没有经济地位,要政治地位没有政治地位,新疆人到内地去到处受歧视,我们是国家干部,还是汉族,少数民族感受更深,当然内地人好多搞不清楚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一看你是新疆身份证都一样对待。”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重视,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要“吹响新疆跨越式发展人才‘集结号’”。张春贤对如何使用人才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方,他说:要注意处理好“儿子”和“女婿”的关系。对引进的外来人才,要当作“上门女婿”,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最终让他们变成“儿子”,否则也会用不好,留不住。对现有人才,更要使用盘活,防止气跑“儿子”。
援疆
援疆,成为新疆重新开始的助跑机。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后,19个援疆省市先遣组党政代表团已全部完成在疆的调研。巧合的是,最晚来的考察团正是湖南团,他们原本计划4月26日来考察,结果4月24日宣布张春贤出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先遣队就改变计划跟着张春贤提前来到新疆。
据新疆自治区统计情况,截至5月底已确定试点项目71个,总投资22.03亿元,其中省市援助14.05亿元,地方配套7.98亿元。
5月16日,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在喀什揭牌。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朱廷峰6月初接受《小康》采访时说,深圳市先期进疆的工程建设队、支教队和支医队已经投入工作一个多月了。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后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市长挂帅的援疆领导小组,并且很快出台了援疆工作实施方案,每个部门要衔接的工作做了详细要求。
朱廷峰告诉记者,他们给赴喀什工作的前方指挥部提出这样的要求:“尽快融入当地风土人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现在他们正在为喀什做城乡发展、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等多个规划,“以喀什党委政府为主体,我们来提供专项研究成果和专业技术人员。”
朱廷峰还说,发展经济总需要产业支撑,这些产业项目都会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要素,他们会以“搭桥”的方式吸引内地企业来操作这些产业项目,而深圳市的财政投入将主要用于民生项目的建设。伴随着深圳市前方指挥部的揭牌,喀什市第十八小学和城乡社会福利供养中心两个试点建设项目也在喀什动工了。投资规模2700万元的第十八小学预计年内竣工,在喀什优先体验到援疆成果的将是孩子们。
自治区援疆办主任石岗一直在跟媒体讲新援疆模式很好,力度很大,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的他,希望人们“一定要历史地看、延续地看援疆这件事。过去13年里各省的援疆也做了不少工作。各地已累计向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折合人民币43亿元,与新疆实施合作项目1200多个。而且是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他们很可敬。”
2009年7月,整个中国和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新疆,那是一次悲伤而震惊的注视。时隔一年,这个美丽辽阔的地方再次迎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聚焦。只是这一次,是充满希望和欣喜的重新打量。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新疆大学原党委书记鲍敦全说他曾经以这句话安慰那些在“7·5”事件后悲观沮丧的亲友,也以这句话期待新疆的未来。
(李雅男、郭晨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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