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动员”下的十九省市援疆

　　从1997年至今的13年里，374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援疆干部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一样，无声地洒落在南北疆的很多地方，现在第七批援疆干部2600余人即将启程

　　文｜《小康》记者 刘彦昆 北京报道

　　《小康》记者见到张叶飞的这天，他即将踏上从首都北京返回边疆伊犁的旅程。张叶飞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委书记，2008年“带着英雄情结”从家乡无锡奔波了一天来到这个边境县城，成为“第六批”援疆干部的一员。

　　而这次到北京，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向参加援疆干部培训班的“第七批”援疆干部讲述两年来的心得和体验。

　　援疆干部培训班在京“高规格”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一并出席开班式，为学员们讲课的大都是高级官员。

　　苏南干部到边疆

　　张叶飞到霍城县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缮供暖管道。与当地群众座谈的时候，有人说：“你们南方干部不知道暖气的重要性，管道常年失修，早上老人和孩子不敢爬出被窝，到了晚上大家只能裹着棉袄被子看电视。”还有群众到县委上访，打出一个标语：“请党委政府给些温暖”，这让张叶飞心里很不好受，他也有些矛盾，别人盖楼修路，政绩摆在明处，而他却要花2000万做“地下工程”，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供暖管道维修工程大功告成，老百姓敲锣打鼓来送锦旗，张叶飞对他们说，为大家送暖气的不是我，而是总书记。

　　张叶飞在援疆干部培训班分享了这段经历，可是讲到故事的结尾，大家哄堂大笑。张叶飞说，我们在内地讲一些“拔高”的话大家会认为是“作秀”，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群众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援疆干部就像桥梁，他感到有责任让边疆地区的人们感受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温暖。

　　张叶飞到霍城县任职有些偶然。无锡市原本要选派一位年龄偏大的政法系统干部到新疆任职，可是几经商讨，最终决定选派一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张叶飞其时是无锡市9个区委书记里最年轻的一位，成为不二人选。张叶飞在出差的路上被叫回，三天后就整装出发，这位熟悉基层工作的苏南干部此前从未到过新疆。

　　从2002年第四批援疆工作开始，张叶飞任职的伊犁州霍城县，实行了“援疆干部担任县(市)委书记”试点，由江苏省对口承担，同时列入试点的还有哈密地区哈密市。张叶飞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去的，他带去了一个领导班子，霍城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财政局局长、经贸局局长、规划局局长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都是无锡干部。

　　2005年第五批援疆干部到来后，试点的范围又扩大到喀什地区的疏勒县、克州阿图什市及和田地区的和田市。据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向《小康》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试点的5个县市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6.8%，其中最高达45.7%；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55.6%，其中最高达92.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长31.7%，其中最高达71%。对此，自治区主管部门的评价是“更好地发挥援疆干部的聪明才智和援疆工作的示范带头作用”，“受到了新疆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和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广泛拥护。”

　　13年3749人进疆

　　隔着遥远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内地的人们对新疆充满了误解和想象。山东援疆干部刚到新疆时，家人在他们的行囊里装上了方便面、榨菜和洗衣粉等日用品，怕他们到了新疆什么也买不上。去内地上学的古丽们，总是被问：你们是骑着马上学吗？——他们无法想象新疆的城市。

　　但是来到新疆之后，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天地。

　　自治区组织部援疆办主任石岗说，有一个浙江的援疆干部，当时在墨玉县当副书记，现在回去之后当市长，他现在每年都组织一个团回到墨玉区继续做贡献。他说：“我每回来一次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心灵的洗涤，再重新受一次教育。”

　　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平向本刊介绍，199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维稳工作并下发了会议纪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选派内地优秀干部进疆工作。1997年2月中旬，第一批援疆干部选派进疆。13年以来，共有3749名干部分六个批次被选派进疆。

　　这种人才支援，最开始叫干部进疆，叫调干。后来逐步推到援疆，选派规模逐批扩大，参与的省市和单位不断增加，第一批参与援疆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和江苏8省市，到2005年第五批援疆，扩大到14个省市和1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2008年第六批援疆时，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由第一批的14个增加到90多个。援疆工作也从最初单纯的干部支援逐步发展到全面、全方位的对口支援。

　　石岗说，最受欢迎的是医生、老师。“喀什二中是一个汉语中学，全地区就这么一个，升学率很低。后面通过山东的援疆干部派老师来，大大提高了升学率。有一次山东的老师要调干，但是没到高考，家长就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不让老师走。”

　　这些援疆干部到来以后，努力为受援地区争取项目资金支持，13年来累计向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折合近43亿元。但是在张明平看来，“钱的问题不是最重要”，援疆干部带来了内地好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他们与新疆当地干部的双向交流也很重要。

　　张叶飞初到霍城时感受到，当地干部一方面维稳的意识很强，但是另一方面搞经济“等、靠、要”的依赖性也很重，还有不少消极情绪，对地方的发展没有信心。无锡的干部给大家讲苏南地区的发展历程，把专家学者请到霍城县讲课，并且前后送出去2000多名当地干部到内地考察学习。

　　让张叶飞感到棘手的另一个问题是技术人才的短缺：搞大棚，全县只有一个人懂大棚技术；搞林果业，懂林果技术的也只有一个人；到医院就诊，腹部以上的手术都做不了……于是无锡市不仅为霍城县派出了领导干部，还派出了很多专业技术人才，例如派出医生以7人为一个批次，在霍城县工作10个月，现在已经有四个批次，这些医生为当地医疗状况的改善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过，也有人在担忧援疆干部的安全问题。山东援疆干部、喀什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晓黎说“7·5”事件后，从山东返疆的干部让家人很担心，问他们回去后政府会不会给每个人都佩上枪，“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要没有枪该怎么办？”

　　第六批援疆干部初到喀什时，此前的担心一扫而空，喀什以大大出乎他们想象的美丽安详展现在他们眼前。那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四处鲜花绿地的喀什很迷人。只是几天后，就发生了“8·4”暴力袭警案和“8·12”、“8·27”暴力恐怖案件。如今的曾晓黎再说起这些事件时平静淡然，但当时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震动可想而知。

　　处在地震带上的南疆，还动辄以小地震“欢迎”远来的援疆客人。一次4点多级的地震，把所有的援疆干部都惊醒了，从楼上跑到楼下聚在一起。一个山东来的女干部泪流满面，整夜再也不敢上楼睡觉——这是个让人又怕又爱的地方。

　　在援疆干部为新疆自治区发展做出努力的同时，自治区也在努力改善这些干部的生活条件。张明平告诉《小康》记者，自治区建立了援疆干部交流服务中心；自治区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对援疆干部在疆就医实报实销；第六批援疆干部基本实现“一人一套住房”。

　　“哭穷”的北京干部

　　比起第六批援疆干部，李革华2001年去克尔克孜自治州任副州长的时候，条件要艰苦许多。刚开始李革华住了一个月宾馆，条件没法跟内地比，老鼠在宾馆里到处乱窜。后来他被安顿到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银行宿舍，军分区的司令员把他拉到军区食堂解决伙食。从广电总局的岗位上到新疆最贫困的地区任职，李革华适应得很快，他说：“比起那些贫困牧民，一个州里领导的日子艰苦不到哪去。”

　　李革华不是计划内的援疆干部，他本来要被派到甘肃援助西部地区工作。可是那年“9·11”发生后，形势发生变化，原定援助西部地区的200名干部被抽调了15人派往新疆，李革华出发的时候还有些紧张感。到当地以后，他又感到压力。他说，当地领导很期待援疆干部带来资金和项目，“幸好在内地认识一些朋友”，他拉来了投资建卫生院、养殖场，赞助福利学校。他也常回北京到一些部委单位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受委屈的时候也不少。

　　一次去某部委，一位科长还没等他开腔劈头盖脸来了一句：“你不就是来哭穷的吗？”李革华很生气，立马和对方拍了桌子。说起这些往事，最让李革华难过的不是自己受侮辱，而是内地很多人不了解边远地区的真实状况，也不理解在这些贫困地区要做点事情有多难。

　　2003年底，李革华回到了北京。几年后再回忆这段援疆经历，他说，去的时候感到是援助别人，其实援疆干部才是收获最多的人。在克州的生活很丰富，他从此对生存与发展的理解也不同了。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第六批援疆干部张叶飞，进疆第三天，当地干部带张叶飞去看边境线，他激动极了，祖国的概念清晰起来。他对《小康》记者说，到过新疆才看到了完整的中国。

　　“国家动员”与新机遇

　　早在2009年下半年，由来自中央直属部委近40个部门的500余人组成了调研组奔赴新疆基层，就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维稳等10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调研。据一位参与此次调研的人士向本刊透露，这次调研采取了“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谈得很深入，也能听到一些真心话”。让他感触颇深的是“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都掉了眼泪”。这位人士告诉记者，对朝鲜族曾经有一次成功的调研，当时一个延边老干部与调研组交流时先“唱起赞歌”，调研组中一个朝鲜族成员立即用朝鲜语说了了一句：“还是来点实在的吧！”这让老干部十分惊讶，谈话的氛围立刻不同了。因为有朝鲜族人参与，调研后形成的报告也很深入。让上述人士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此次进疆调研组成员里没有维族人士。

　　此次调研成果成为有关新疆新决策的基础。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援疆”迅速成为热词，新一轮援疆被看作是新疆发展历程的“重大机遇”，香港《大公报》刊文称“‘发展’和‘民生’成为坊间舆论的主调”，“新一轮援疆必将是一场国家层面的大动员”。

　　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平说，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大的特点是：由单纯的干部援疆转向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全方位对口支援。参与援疆的省市扩大到19个，对口支援县市扩大到新疆自治区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结对关系进行了强弱匹配新调整，不仅仅明确实物工作量，还明确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培育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不仅确定了今后5年、10年的分阶段目标和任务而且明确了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对口援疆工作完成的情况还要进行考核。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中央明确规定了要拿出各地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到新疆去进行相关工作。

　　事实上，第六批援疆工作以来，新疆就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工作思路，例如提出援疆工作“输血型”和“造血型”相结合，由一般性物质支持和建设标志性基础设施向加大智力支持和开发、更加关注民生等等。现在，“着力解决民生突出问题”，“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当地群众自身发展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张明平说，这是他们过去想到却没有做到的。

　　面对这样的新机遇，新疆自治区已经开始对工作机制进行调整，成立了专门的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由自治区主要领导挂帅，成员单位有20多个部门单位，与各省市沟通协调机制建立起来。张明平透露，明年进疆的第七批援疆干部将有2600余人，按照计划党政干部比例将占25%左右，专业技术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将占到75%左右。

　　有尊严的共同开发

　　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蒋兆勇对《小康》记者说，援疆新政策很有意义，但是“援助”两个字显得“生分”了，“内地支援省市要避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提醒援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给与新疆各民族民众以尊严，建立市场机制不能以破坏当地绿洲文化和生态环境为代价。

　　在探讨如何更有效利用新一轮援疆政策时，许多专家学者都表达了上述观点。民族问题专家明浩(应采访对象本人要求使用化名)告诉本刊记者，此次援疆政策“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当地群众自身发展上”是他最感兴趣的内容，“要激活自身发展动力让当地人感受到尊严是第一要素。”

　　汶川地震以后，明浩到北川考察，发现马路上到处挂着感恩的标语，“很让人反感”，援疆要避免这种做法，他说，“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是责任和义务，不要本末倒置”。在新疆，明浩也发现一些细节问题。一位做民族工作的干部带他到清真寺却不脱鞋，还大声说：“我到这里从来不脱鞋。”明浩又注意到在新疆的大型央企“对民族政策的执行滞后”，他们的标识牌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标注维汉双语。

　　明浩说，新疆发展的主人翁是新疆各族人民，援疆的决策应该让当地民众参与进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用内地的眼光看问题往往会脱离实际”。他进一步说，援疆也要注意维护新疆地区的公平正义，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他希望民族问题从维稳的角度上升到主持正义维护公平的高度。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向《小康》表示，她个人更赞同用“共同开发”的概念来诠释新一轮援疆工作。对口支援新疆的方式借鉴了支援汶川灾后恢复重建的模式。这次举办对口支援培训班，发改委也把汶川援助模式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讲给学员听。参照西部大开发的经验，她认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抓两头”，一方面积极推动基础条件较好的天山北坡经济区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在贫困的南疆地区要重点做好民生项目。

　　李应明对记者说，不仅仅是新疆的南疆地区，在西部诸多边远贫困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专业科技人才十分匮乏。他们到一些西部地区考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国家为乡镇卫生院统一配备B超设备，没人会用；远程教育配备了电视、电脑等，有时候一个软件下载就难住了当地的老师，再加上有些地区电压不稳，有的设备上都落了厚厚一层土。所以，李应明认为对口援疆要着力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能力，而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还是要靠教育培养人才，这是新疆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

　　(感谢蒋兆勇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小康》实习生李雅男、郭晨琦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