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据张子佩回忆：“从1931年到1935年，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像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那几年里，不止一个人跟阎锡山这么说，但他始终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他说：“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崩溃……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1932年，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实践了他的“物产证券”。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