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平顶山兴东二矿事故调查

　　发生于6月21日凌晨1时40分的河南平顶山兴东二矿东井的火药自燃事故，第一轮官方通报是共造成47人遇难，28人受伤。据本刊记者掌握的情况，6月23日又有两名遇难者遗体升井，死亡数字有所攀升。而之前4月22日发生在此矿西井的瓦斯突出事故，本应引起上级负责人的警觉，却因为私了与瞒报，未能引起重视。于是悲剧继续上演。

　　记者◎丘濂

　　遇难者与幸存者

　　6月23日晚，夜风清凉。白天，有不少兴东二矿的矿工聚集在矿区门口讨要工资，十分喧闹。入夜后，矿工散去，门口煤场的铲车也停止了轰鸣。间或一辆公安部门的车驶入大门，车灯打亮四周，可以看到4辆静伏在门口不远处的面包车，以及几堆窃窃私语的人们。仔细数来，将近30个。他们从七八里外的叶县遵化店镇蒲楼村赶来，是井下电工王春汉的家属或同村村民。此时距官方宣布“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已将近两天。官方通报中称，6月21日当天有77名矿工领取矿灯，初步确认两名矿工未下井，剩下75人中有47人遇难，28人受伤。两天来，王春汉的家人多次跑了分布在南阳、汝州、鲁山、郏县、叶县等地停放遇难者遗体的殡仪馆，也去了接受伤者的解放军某医院和平煤集团总医院，都没有发现王春汉。他们相信，亲人仍在井下。

　　从矿区后墙偷偷观察救援进程的人不断送来消息，说里面的救护车已经做好了运人的准备。王春汉的儿子王晓光与几人合计，想在救护车出来时候，马上拦住辨认。王晓光刚从郑州的一所大专毕业，接到消息时他正在当地找工作。两天来他在希望与绝望中不断摇摆，备受折磨。和父亲一起在矿上工作的工友证实，6月21日交接班时，他们亲眼见到了王春汉，但47具遗体里确实没有父亲。在下井矿工人数与救出人数吻合后，王晓光一度感到了救援工作的停止。他曾多次要求矿上能组织人员继续搜救，然而相关部门做的最多的却是一次次把他们从矿区接回宾馆。

　　此时一位参与救援工作的叶县畜牧局干部和王春汉的家人沟通：井下的确刚刚发现一名遇难者，他会被直接送往平顶山殡仪馆，家属可以去那里认领。22点左右，一辆救护车呼啸而出，王晓光和本刊记者乘坐的面包车紧随其后。但进入市区后，因为要等候红灯，看不见救护车的踪影。还是另一辆刚刚买来还未上牌照的车，一路闯红灯，最早和救护车一起到达市内的殡仪馆。

　　没有认出亲人遗体时的号啕场面，因为没人说得清这具尸体是否就是王春汉。经过严重浸泡，尸体已经变形。王春汉的工友能想起的两个特征是，王春汉前几天才理过发，是板寸，他的矿灯编号应该是“电工01”。而眼前的死者头发较长，矿灯编号是“10”。在人们讨论那究竟是不是王春汉时，王晓光就远远地坐在地上，将头埋在腿中，一言不发。6月26日上午，DNA化验结果出来，那确是王晓光的父亲。关于矿灯的解释是，下井时不一定就会用属于自己的矿灯，也许哪个好用就拿了哪个。

　　比起王春汉的家庭，矿工杨继波的亲人是幸运的。他们很早就知道了杨继波还活着，而且只受了轻伤。

　　井下的主巷道分东西两边，西巷布置有一个掘进工作面和一个采煤的回采工作面，当天共有17人，因为西巷停电，正在搞维修。东巷是两个掘进面和两个回采面，杨继波和其他5位工友在第一个回采面向主巷道采煤，已经采了30多米，还有十几米就会采到头。

　　杨继波向本刊记者回忆，6月21日凌晨1点40分发生矿难的时候，他们刚和下午班的矿工交班不久，也就向外拉了三四车煤，放到下山巷的滑煤槽上。没有听到任何响声，他们只是看到黄白交织的烟雾朝工作面涌来，顿时觉得很呛。杨继波、刘关伟还有何绣平三人的逃跑路线相同，都是顺着一条回风巷跑到了平常运料的轨道巷，想通过和轨道巷相交的联络巷，跑到皮带下山巷。杨继波告诉本刊记者：“我一开始还戴着自救器，后来觉得太闷了，根本喘不上气，到联络巷的时候我就把它扔了。”结果，摘掉自救器的杨继波就晕倒在联络巷刚刚过了风帘的地方，4个多小时后才自己醒过来。由于烟雾还未散尽，皮带巷里的运输带又占据了巷道一半的空间，杨继波说他一路跌跌撞撞，碰到木头支架上好几次，他的脸上和胳膊上都有伤口。在皮带巷里又走了200多米，他遇见了中平能化集团矿山救援大队的队员，这才被急救车送走。之后杨继波得知，何绣平到了联络巷后返身去找别的工友，不幸遇难。同一工作面的6位工人，只有他和刘关伟活了下来。他说：“大多数人都是一氧化碳中毒呛死的，身上没伤。”

　　兴东二矿

　　兴东二矿分为东西两个采区，6月21日的事故发生在东部采区。两个采区共有三个井筒，却不是一般矿区所布置的一口出煤主井，一口下人、下料的副井和一口风井。实际上，虽然两边都是兴东二矿，也有一个共同的法人代表，名叫苏套，两边其实有各自的矿长，东边的叫刘建国，西边矿长为黄永贵。东西两边的主井都兼有主、副井的功能，既输出煤，也下人、下料。风井是矿井安全出口及专职出风井，位于西部采区，为东西两边共用。

　　东井初建于1998年11月，1999年12月建成投产，当初位置并不在现在的地点。从兴东二矿的院墙向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有一根红白桩子插在一片松软的黄土上，黄土掩盖着一些金属框架。那就是东井过去的井口。2007年3月，附近的济南驻军扩大训练场地，需要东井停止使用，随后东井迁到院墙之中。

　　东井最早的建设者叫李慎先，当初他既是东井的法人代表，也是矿长。像杨继波这样的老矿工，都可以准确说出李慎先的名字，“李慎先只干了两年左右，后来矿井几次转手，我只晓得老板姓什么，叫不出全名”。

　　李慎先曾经是平顶山矿务局(平煤集团前身)十一矿的矿长。1993年5月8日，十一矿己7采区17071风巷掘进工作面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并波及相邻的17060回采工作面。当时有113人在作业，其中64人安全脱险，10人受伤，39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110万元。李慎先作为矿长，遭免职，调到了为平煤职工提供疗养服务的水库疗养院担任行政工作，之后又去平煤集团天力公司挂职，在那里退休。一位和李慎先短暂共事过的职工告诉本刊记者，退休后，李慎先就拉着十一矿几位退下来的队长，建了兴东二矿的东井，“平煤集团的职工，退休后如果体力好，搞些小煤窑来挣钱非常普遍。而且如果你和国有大矿的关系好，像绞车、水泵、风机这样的设备都可以借到，就节省了成本。假如懂采矿技术的工程师就更加吃香了，小煤窑的老板会请你当技术顾问”。

　　根据资料，兴东二矿位于平顶山市东高皇乡王斌庄村东500米，是隶属于王斌庄村的村办集体企业。王斌庄村的村干部却说，兴东二矿和村子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每年交给村子1.5万元左右的协调费。现在的王斌庄村和兴东二矿隔着一条马路，而过去，王斌庄村的旧庄紧临兴东二矿的位置，都在马路的一侧。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旧庄的所在地因为处于平煤八矿的塌陷区，村民得到了补偿款，搬到马路对面重新安家。“严重的时候，拖拉机陷到田里，需要人给拉出来。”一部分村民现在把旧庄的宅基地变为堆煤的煤场，他们按照买主的需要，从各个地方进煤聚集到煤场来卖。就在煤场旁边的兴东二矿也是进煤的来源。

　　因此兴东二矿也在平煤八矿的采区范围之内，它开采之前八矿没有采净的资源。来自许昌的矿工李顺德(化名)也在东巷的第一个回采面采煤，他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放完炮，煤壁松动了，我们过去用手一推，就到了一条过去的巷道。巷道里是木头的支架，也有的地方用的是工字钢支撑，很多地方已经塌了，看上去有将近20年的历史。技术矿长过来，告诉我们这是八矿过去的老巷道。”大煤矿开采完，小煤矿往往可以重复开采它丢掉的煤。“一种是护巷煤柱，假如大煤矿的巷道开采在煤层中，为了保证开采完毕后能安全从巷道中撤出设备，巷道两边的煤是不会开采的。这就为小煤矿第二轮开采提供了空间。护巷煤柱也可能存在于两条顺槽之间。从主巷道会打一条通风顺槽和一条运输顺槽到达煤层，再将两条顺槽联通，构成回采面向主巷道采煤。那么这一对顺槽和下一对顺槽之间也有护巷煤柱，留在那里，避免顺槽的垮塌。”原平煤十一矿工程师张业纯向本刊记者解释。

　　“过去开采技术有限，往往采用分层开采的方法，即碰到比较厚的煤层，要分成2次至3次，才能将煤采净。一次采两米左右，然后要在底下铺上假顶。等到一年左右，顶板落下来，里面渗出的水再慢慢将它砸实，锈结完好，才能继续开采下一层。”李顺德说他在兴东二矿挖煤时，也曾看到有些年头的铁丝网假顶，“已经生了锈，并且很多地方都破了窟窿，应该是八矿开采完上一层就舍弃掉的”。张业纯则说，很长时间以来，国有大矿丢煤很多，回采率不高，“这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对矿井的强力开发，年年搞超产，或者采肥丢瘦，对煤质差、断层多、压力大、水大、瓦斯大的地方不予开采。这样的结果是，煤矿的服务年限达不到国家要求，小煤矿再次开采也有余地”。

　　兴东二矿开采的是戊组煤层。相比埋藏在它之下的己组和庚组，这种煤灰分高，煤质属于中等。而旁边经营煤场的王斌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兴东二矿出的煤价钱不算便宜，大概500元/吨，比别的地方平均高了100元。

　　被隐藏的矿难

　　如果不是这次东井的矿难，4月22日晚21时左右兴东二矿西井发生的瓦斯突出事故也不会再次浮出水面。5月26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曾播放过对兴东二矿“4·22”矿难的调查，这是该事件第一次通过正式媒体的新闻播报，而不是流传于网络的帖子。遗憾的是，调查次日的重播迫于压力被取消，电视台官网及新浪网上的视频也被删除。

　　当时从事调查的记者告诉本刊，他们的新闻热线从4月22日到23日就接连收到了3位群众的举报，分别来自死亡矿工的邻居、幸存矿工和附近村民3个不同的角度。但那时因为有玉树地震和内蒙古骆驼山煤矿透水事故要跟踪报道，电视台并未及时关注此事。进入5月，该记者根据网络上汇总出来的一份包括了11名死者姓名和居住地址的名单，经过了4天调查，对其中7位的情况进行了落实。本刊记者则走访了名单中另外两位遇难者董要伟和张桂年的家属，他们都是平顶山市叶县洪庄杨乡张集村人。

　　罗燕(化名)很年轻，今年才25岁。她和遇难时38岁的董要伟相识于广州打工期间，当时董要伟已经结婚，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张集村。罗燕和董要伟去年回到村上，董要伟和妻子离婚，却也未和罗燕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尽管两人已经有了孩子。也因为如此，在赔偿款的分配上，罗燕带着孩子只拿了不到1/4。出事那天，董要伟和大哥董光要都是晚班，从16点到24点。两人并不在一个工作面，董光要逃过一劫。罗燕告诉本刊记者，和矿上进行一次性私了的赔偿金额更高，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方式。他家和张桂年家都得到了80万元的补偿。因为董光要也在矿上上班，他还争取到了10万元的“跑事费”，张桂年家只得到了额外的3万元。与巨额私了费相对的是这回东井矿难后政府提供的赔偿数额：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相加，约为26.4万元。

　　尽管“4·22”矿难可以从矿工、村民以及少数几位受害者家属口中得到证实，但大多数家属在拿到赔偿金后，都选择了保持沉默。本刊记者在平顶山新闻网上发现，应对群众举报，今年5月18日，平顶山市卫东区核实举报兴东二矿问题工作组发布了核实后的情况说明。说明中称：“2010年4月23日17时许，我区接到媒体反映，卫东区兴东二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区委、区政府对此举报事件高度重视，成立了核实工作组，于4月23日接举报第一时间赶赴该煤矿，经过现场核实，入井勘察，兴东二矿主、副、风井井筒及井架完好无损，无爆炸冲击迹象，风井风机(主扇)运行正常，井下各种气体参数正常，防爆门完好无损，也无爆炸冲击现象，井下未发现人员伤亡，初步认定无瓦斯事故发生，并向有关方面做了汇报。”在这则说明中，“瓦斯突出”被“瓦斯爆炸”的概念偷换。一位曾经在西井做工的工人告诉本刊记者，西井发生的只是一个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造成该工作面的人员窒息而亡，并未发生爆炸。

　　这位工人也证实，“4·22”事故之后西井就停止了生产，矿工都被解散回家。而和西井相连、共用一个风井且同属一个法人代表的东井本应在此时停止生产，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却继续出煤。5月2日，卫东区区长云建军、副区长潘震带领区委组织部、政府办、监察局、安监局、地矿局的负责人深入辖区内的煤矿进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余燕卿，区总工会主席赵建国作为兴东煤矿的分包监督人，也在检查人员之列，和区长一行共同到兴东二矿实地察看。矿工李顺德告诉记者，矿上应对区里的检查，不用做任何准备，因为区领导都不下井，只是在地面转一圈。而对付随时可能到来的更高一级别的检查，矿上对许多能看出生产痕迹的地方都做了伪装。“比如井架上天轮的四周，包了一圈蓝色的彩钢瓦，这样就看不出天轮在转动，井口在出煤。矿区有两个煤场，靠外的一个是空的，煤都储藏在里面较为隐蔽的那个。更高级别的领导会下井，我们就把通往采煤工作面的巷道用木料和土堵住，上面挂个牌子‘禁止入内’，然后在井下装作在搞维修，而不是采煤。”兴东二矿的采矿许可证只到6月。进入6月后，兴东二矿继续打着“维修”的名义采煤，甚至在6月7日，区政府对该矿实施断电后，矿长刘建国仍然私自接通电源组织生产。李顺德说，6月份实际只有下午班和晚班两班工人在劳动。这一来是因为早班包工头陈丰手下的工人总抱怨工资比其他两班给的少，大部分不干回家，早班就被取消，二来也是白天上班太引人注意。此次事故后，平顶山市委常委会对云建军、潘震、余燕卿、赵建国四人做了免职处理。

　　李顺德说，一直以来，他都对兴东二矿井下作业的安全颇为担忧。他刚来的时候，曾经和矿上的管理人员吵过一架。“因为风筒布坏了，风机送风时只有少量的风到达工作面，我们觉得又热又闷，也很怕瓦斯的浓度会增高。”谈到这次的炸药自燃事故，李顺德说：“炸药库里曾经堆放有两种炸药，一种是乳化炸药，还有一种是粉末状的铵梯炸药。”根据《民用爆破器材“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安部《关于做好淘汰导火索、火雷管、铵锑炸药相关工作的通知》(科工爆〔2008〕203号文)等文件的要求，2008年6月30日后，全国范围已停止使用铵锑炸药。而今年春节后才来兴东二矿上班的李顺德却发现，这里仍在使用。“并且无论是哪种炸药，包装炸药的牛皮纸、安放炸药的纸箱上都没有印任何标记，完全看不出炸药的来源渠道。炸药的质量不好，有一次我拿到的一卷乳化炸药，后半截都是空的。”炸药堆放在主井下去直走再拐弯的一处硐室里，硐室约五六平方米大小，2米多高。正规炸药硐室的设计是，硐室会被安排在离主、副井不远的地方，由副井进入的新鲜风流经过硐室，再从硐室所在巷道的另一端，通过一条与它交叉的巷道从主井出去。这样的空气循环系统在兴东二矿是缺乏的，而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劣质炸药与较差的气流循环，都有可能是炸药发生自燃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