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代人的千秋功业

　　冯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门户，是我国最靠近国际宗教势力交汇中心和国际“热点”多发地区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正是一支组建于这样一个特殊地方、承担着屯垦戍边职责的特殊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兵团已走过了56年的风雨历程。其间，三代兵团人在茫茫戈壁大漠间垦良田、兴水利、造绿洲，凭着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神话。

　　第一代兵团人：戈壁惊开新天地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是1960年3月王震将军视察兵团农一师时的题词，也是兵团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1954年10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军驻疆官兵连同家属近17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赋予其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任务。

　　王群英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山东女兵的一员来到新疆阿尔泰，并成为农十师一名青年骨干的。

　　王群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三样东西最能表现当年的生活环境：第一是“地窝子”。当时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在地下挖个洞，支起树干，在树干上铺好树枝及芦苇草，再在上面糊一层泥巴，中间开个斜坡作进出口，就成了“地窝子”。“它夏不避暑，冬不御寒，一觉醒来，浑身是土。碰到雨天，里头会积上一尺深的盐碱水。”第二就是粮食。一个人每月只有二十几斤的粮食，加上肉食、油料和蔬菜极缺，王群英和战友们干活时饿得头晕眼花。有的战友为了填饱肚子，煮甜菜皮、白菜根以及废弃的羊蹄甲和牛尾巴当饭吃，就连地上的草根也成了充饥的美食。“最厉害的是第三样：蚊子。很少有人知道新疆蚊子的可怕。”王群英所在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上的四大蚊区之一。据说，那里的蚊子能把树上的乌鸦咬得一头栽下来。为了坚持劳动，王群英和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全身裹紧衣服，脸上涂满泥巴。

　　1963年，28岁的王群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4岁的湖北小伙肖万金。第二年，他们结了婚，婚后育有两子两女。和王群英一样，绝大多数山东女兵最终都扎根新疆，孕育了第二代兵团人。阿尔泰山灿烂的草原菊，额尔齐斯河两岸的白桦树，见证了他们的浪漫、坚韧和崇高的人生。

　　超负荷的劳动，在许多兵团人身上留下了烙印。王群英晚年被诊断为陈旧性腰肌劳损。

　　兵团人还承担了保卫祖国的戍边任务。1962年5月，新疆“伊塔事件”爆发后，兵团指挥部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四县执行代耕、代管、代牧任务。又按中央要求，在西北部边界建立农场带，以此作为国防屏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群英所在的农十师获得了长足发展。1966年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有了“北屯”两个字和一个相应的小圆点。这让王群英和战友们兴奋不已。毕竟，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农十师的张仲翰师长曾指着那个小圆点说：“别小瞧了这个小圆点，它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第二代兵团人：创伤与重生同在

　　兵团第二代经历了新疆的发展和转型，见证了兵团经受的挫折，也目睹了兵团的重生。

　　兵团建工师发改委的张其明，对这段历史的感触颇深。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宣布起义，他的父亲从一名国民党老兵，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八师(现兵团建工师前身)的一位营职参谋。1954年，张其明的父母跟随部队参加玛纳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在这里，张其明出生了，成了第二代兵团人。小时候，张其明跟随父母辗转于各个建筑工地。直到1957年，父母所在部队入驻石河子，张其明才停止了四处迁徙的生活。而此时的兵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10个师遍布各地，生产、销售、再生产，都在这个集体里独立完成。

　　没过多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文革”开始了，张其明的父亲未经审批即被投进劳动队。这一时期，因中苏关系恶化，兵团过分强调戍边，不重视屯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5年5月24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兵团所属各企、事业单位和农牧场，被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团”、“连”字样，换上了带“市”、“县”等字样的牌子。

　　从父亲被打倒开始，年幼的张其明从“祖国的花朵”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张其明还记得他考高中时的场景：考场里摆着3张桌子，3名来自不同学校的招考老师分别坐在一张桌子旁，考生报哪所学校，就把考卷交到哪张桌子上。张其明每门功课都是头一个交卷，可每张桌子前的招考老师都冷漠地拒收。考完后，母亲无奈地安慰他说：“忍着！将来让你的儿子上大学。”张其明想的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将来吗？

　　此时，新疆掀起了一股移民潮，部分人回了老家，但张其明和母亲没离开，因为家里的男主人还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初中毕业后，张其明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一名普通的兵团职工，辗转于新疆各地，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水利、路桥工程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新疆出现了一些民族分裂行为。针对兵团被撤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王震将军适时地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建制的请求。1981年8月，邓小平指出：“要解决新疆问题，就必须恢复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不能没有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不过，其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此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好转，张其明的人生境遇得到了改观。“我们这些农场子弟慢慢浮出水面，引起社会的关注。赶马车的鞭子、拖拉机的方向盘，开始轮到我们这茬子年轻人握了。我也被列入‘以工代干’(指未办提干手续，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接近‘排级干部’了。”

　　199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兵团人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奉献的人”。1997年10月，中央正式发文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特殊组织，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张其明认为，这是中央重视和支持兵团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三代兵团人：迎接跨越式发展

　　如今，新疆每3.5亩耕地中，就有1亩是兵团开垦的。兵团农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先进水平，使新疆成为我国陆地棉、长绒棉种植基地，番茄、辣椒、葡萄酒、鹿茸等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建工师的王进森2008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被安排在乌鲁木齐的师机关工作。他很认真地说：“是传唱多年的《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吸引我到这里来的。”

　　坐火车赴新疆途中，车外尘沙飞扬，浩瀚的沙海看不到头。一路上，王进森的心头涌起了莫名的思乡之情。想起在山东菏泽的父母，想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不由流下眼泪。

　　尽管身处大都市，王进森仍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适应大西北的干燥和冬天的寒冷。

　　就在王进森开始适应乌鲁木齐的生活时，“7·5”事件发生了。当时，他躲在一个维吾尔族老板的店铺里，逃过了一劫。现在，每当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他仍然有些紧张。

　　事件发生后，建工师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制，先后集结了440人。王进森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维稳任务。后来，他还参与了乌鲁木齐市307路公交车线路的维稳执勤任务。

　　“7·5”事件发生后，王进森父母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到内地工作。他的女友也对新疆的形势充满了担忧，委婉地表示愿与他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地找工作，实在不行可以先考研。可是，王进森并不这样想。他坚定地认为，“障眼浮云难蔽日”。在他的劝说下，不久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朋友也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半个多世纪的风沙，三代兵团人历尽艰辛，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沙漠变良田，戈壁建新城，瀚海通大道，这惊人的奇迹，今天仍在延续。

　　维吾尔族——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自述

　　艾克拜尔·尼亚孜(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

　　我叫艾克拜尔·尼亚孜，是一名普通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细细回想起来，这也许与我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

　　从哈密王朝走来

　　我的曾祖父是守护哈密王陵的众多谢赫中的一员。谢赫是一种宗教职位，有“伊斯兰教长”或“王陵守护者”之意。哈密王陵位于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是清朝哈密王及其王室成员的墓葬建筑群。在过去的新疆伊斯兰社会，谢赫除了守护王陵，还担负着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任务，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拥有深厚的宗教知识，还熟知本民族、本地以及王室的历史。曾祖父所在的时代，正是统治哈密近200多年的哈密王室走向没落的时期。他去世没多久，哈密的最后一个王室——比希尔王室，就被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

　　我的祖父为人厚道，能写会读并且熟知历史文化，被当时的哈密农民起义军领袖尼牙孜迪汗尔招为随从秘书。后来，他还将女儿许配给了我祖父。

　　上世纪30年代末，新疆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1938年，尼牙孜迪汗尔被军阀拘捕后死于乌鲁木齐。这一年，我的父亲出生了。祖父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祖父手中的戒尺。不到10岁时，父亲就能阅读《古兰经》，还能用维吾尔语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医护人员奇缺。1954年，父亲经考试被录取为新疆第一所卫生学校——乌鲁木齐卫生学校的首届学生。后来，这所学校的最初几届毕业生，成了自治区医疗卫生界的骨干力量。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父亲与母亲相识并相恋。每当谈起这段上学经历，父母说得最多的，就是假期回家过程中的艰辛。当时，乌鲁木齐到哈密全是土路，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卡车出发后，一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没有座位，大家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夏天酷热难忍，冬天寒风刺骨……而且经常需要3天时间才能到达。但父母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段生活。

　　父亲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母亲则被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医院，成为一名医生。1962年，哈密地区成立卫生学校，父亲带着母亲回乡，到该校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几乎陷入停顿。为了打发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父亲经常独自到熟悉的农村和山区牧业公社行医。在这一时期，父亲学会了哈萨克语和汉语。他常说：“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医疗水平提高了，还学到了许多知识。”

　　1969年，父母有了第三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几年后，国家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父母工作也越来越忙。父亲整月出差在外，母亲在医院经常加班，还要照顾我哥哥和姐姐，只好把我寄养在一户回族人家，直到我8岁那年，才把我接回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无论说维吾尔语还是汉语，都带着一口浓浓的回族腔调。父母担心我长大后会因这种发音而被人笑话，每逢寒暑假都会将我送到外公家。

　　外公家住哈密市回城乡。他是哈密最大的清真寺的主持。在外公家的日子里，我每晚都听外婆讲历史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热衷学习历史、文学和地理知识。

　　有一次，有几个重要的客人来到外公家。他们是从日本来的一个摄制组，到哈密拍摄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些人走的时候，送给我几本丝绸之路上风土人情和古迹的图册。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图片中的古城、古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钟爱考古事业

　　1985年，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后来，我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并进入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考古工作是艰辛的。我们有家不能回，长年奔波在考古工地上，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白天冒着酷暑或严寒进行发掘，晚上编写考古记录，修正各类平剖图，整理汇总报告；在野外工作时，每天深夜后才能睡觉，唯一能休息的时候是刮风、大雨或下雪天……新疆的遗址、遗迹大都分布在戈壁、沙漠中，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个馕、几瓶水跑一整天。最怕的是车坏了和刮大风。1994年，在喀什，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埋了起来，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满头、满脸、满嘴的沙子。1996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罗布泊荒漠结束对一处墓地的发掘工作，返回途中，在距离库尔勒绿洲还有90公里的地方，沙漠车的底盘发生了故障。我们整支考古队被困在荒漠戈壁上，食物只剩下几个馕和几瓶水。11月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我们躲在挖出的一个半露天地穴里避寒，两天后才遇到路过的石油勘探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返回库尔勒。类似的险情，新疆考古工作者中的多数人都经历过。

　　考古工作也是喜悦的。每当清理出一座墓葬，每当发现一片墓地，每当找到一个遗址，所有人的疲劳和艰辛顿时化为乌有。

　　2003年，我到日本国学院大学深造。3年后，我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的维吾尔族人。同年，我回到国内，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考古研究岗位。

　　长时间的考古工作，使我对新疆这片土地，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维吾尔族就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这里不仅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更给予他们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世人早就关注的丝绸之路，还是正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北方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草原路，新疆都曾经是其中的关键路段。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闪耀过异彩的辉煌成就，都曾经通过新疆彼此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在古代的亚、欧大陆上，远古居民曾东来西去，不绝于途。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如此理想的保存古代文化遗迹的自然条件，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得天独厚、它处难求的。我做好了为我热爱的新疆考古事业终生奋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