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经济半小时》7月8日播出：加薪“侵蚀”中国制造？——加薪争议折射中国模式之困，以下为节目实录：　　

　　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调幅度最大的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31.7%，位居全国之首。而从今年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初，江苏率先宣布从2月1号起，将该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从850元调整到960元，涨幅达13%。之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据了解，今年，共有27个省区市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而各方聚焦“涨薪潮”似乎是从5月份开始。今年5月底，在员工坠楼事件阴影的重压下，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从950元上升至1200元。时隔数日，富士康又传出消息，从10月起，深圳厂区部分工种将有条件上调至每月2000元。两次涨幅叠加超过100%。

　　富士康的大幅调薪举措，如同推到了多米诺骨牌，在中国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要求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与此同时，有关涨薪潮将导致至少3成企业搬迁海外等等各种声音也在迅速蔓延。一时间，涨薪潮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

　　那么，涨薪潮究竟会不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危机？涨薪潮难道真的意味着中国制造依靠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从地方到企业，集体出现涨薪潮，受惠的当然是普通工薪阶层。像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天起就从每月800元上调至每月960元，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估算，这次将会让全市约10万名低收入劳动者直接加工资。但对企业来说，尤其一些靠低价竞争的出口加工企业，加薪也就意味着成本增加，它们能不能够承受这样加薪幅度？

　　我们的记者前往珠三角地区，对那里的部分企业进行了调查。

　　6月下旬，记者来到了位于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的真明丽集团，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台资灯饰生产企业，目前有员工8500多人。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他们公司已经大幅上调一线普工的基本工资。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那江门这三类地区它的调整的上限，调整的就是从670调到了810块。就是这边上浮了大概在20%点几，将近21%，这样的一个状况。

　　田丹告诉记者，这次调薪是按照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指导标准来调整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些技术型的工种，他们的调整幅度可能会更大。

　　田丹：有一些技术的可能会，甚至会高一些，到850，甚至到900多有可能。

　　田丹表示，他们公司的一线工人占到了80%以上，基本工资上调20%对他们这样一个近万人的企业来说，压力不小。

　　田丹：比方说每个人一百块，你一万个人每个月就是一百万的一个支出，这样就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与薪酬经理田丹的忧心相比，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对于加薪的压力，似乎显得很坦然。

　　樊邦弘(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我们一直面临这些，因为经济在成长，社会在变化嘛，那么工人的一些要求它会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步的增加。

　　樊邦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控股公司，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相对那些纯代工企业，抗压能力要强得多。

　　樊邦弘：大部分我们同类的企业呢，都是装配，都是装配，再加上因为没有自己的设计，或者自己非常简单地设计，没有很深化的设计，所以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就是没有利润。再加上工资再这样上涨，要面临很大的亏损，这个是可以预见的。

　　这里是东莞寮步镇一家普通的民营玩具制造企业，现有约500名工人。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按照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他们工人的基本工资也有了大幅调整。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东莞以前是770，现在调到了920，那上调的比例就是19.5%，就是20%，所以东莞这次上调的比例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肖森林认为，20%的调薪幅度，对于一般制造企业来说，确实有不小的压力，但是不同的企业，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肖森林：其实在调薪之前的话，我们像我们制造业的其他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其实我们整体的成本上涨还不止20%，可能更多，现在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企业的类别，不同企业的性质，决定它的成本是不是真的都像工人工资提高20%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增加20%，这个也不能一刀切。

　　相对其它完全靠代工的企业，肖森林认为，调薪对于他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

　　肖森林：对我来说的话这种压力还是可以承受的，还是可以承受，你像其实你这种上调的话，比如我们东莞调到了920块，其实这种比例我们企业早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了。

　　肖森林说，他们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现在是1500元，其实早就突破了920元的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不得不靠提高工资待遇来招揽工人。

　　肖森林：比如说同种行业，你现在是一千，你招工可能比较难，他为了更好招工，他可能是1200、1500，这种行业的竞争，他看到他的工资调到1500以后，它的工资又要调1600、1700。

　　这是位于东莞厚街镇的一家港资皮具企业，这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告诉记者，9年前他们将工厂从法国搬到了东莞，正是看中这里的人力成本优势，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企业面临涨薪的压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压力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刘道松(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当然目前短期有些利润会减少，我们认为可能作为个过程吧，我们几个月又重新恢复。

　　梁生是东莞一家劳务公司的老板，在这里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梁生告诉记者，在当前用工仍然紧缺的情况下，涨薪对于很多工厂来说，似乎压力并不是那么大。

　　梁生(劳务公司老板)：相对来说，工资的涨高对他们来说，说没有压力也是瞎话，也多少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说他们整体的想法，就是说物有所值，还是刚才所说的物有所值，这样你工人能够做到，其实工厂无所谓的，可以给你的，可以给你。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涨薪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会产生成本的压力，只不过不同的企业承受的压力程度却又各自不同。有的企业感觉明显，有的企业认为影响并不大，为什么企业压力感受各不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目前真明丽公司工人的薪酬约占到他们销售总额的15%，在涨薪的压力之下，目前主要通过调整工时等办法来对冲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比方说我们会把他上班时间会把他缩短。就是相当于把加班这块的一个工资，可能基数会上涨，但是在加班工资这一块会有一点下浮。

　　田丹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提升自动化程度，尽量减少用工量。他们工人总数从最高峰时的1万5千人降到了现在的10000人左右。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大大下降。

　　田丹：以前一个人可能开一台机或者开两台机，后来通过一些技术改良之后，我们可以开到四台机甚至五台机，这样就说减轻对这个直接人工这样的一个依赖。

　　不过，田丹判断，涨薪压力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依然会存在，而且，在工人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薪酬竞争也会越来越厉害。

　　田丹：像江门或者共和(镇)这边企业，他们对一些比较难招的工种，他会上调他的薪水，那我们事实上也会采用这个跟随策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事实上厂内的人，不仅外面的人招不进来，厂内的人可能也会走掉，是这样子。

　　东莞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向记者透露，他的工厂人力成本大概占到了总成本的25%，他认为这在同类企业里，并不算太高。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有些行业，有些不同的企业，它的人力成本可能会占到它的产品成本里面的60%，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记者：据你了解什么样的企业占到60%？

　　肖森林：就很多像OEM企业的话，它只是做一些来料加工，这个(影响)很大，。工资上调对它的成本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肖森林告诉记者，尽管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他们企业来说，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各种因素，客观上确实增加了他的生产成本，他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产品出厂价格。

　　肖森林：出厂的价格提高了，对于企业的压力是不存在了。

　　记者：但是市场不一定答应，你提高你的出厂价格？

　　肖森林：这个回归来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自主品牌，这个至关重要了。你有自己品牌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价就可以溢价权，如果你还仅仅做一些OEM(代工)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和肖森林一样，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坦言，他们也是通过调高产品出厂价格减少人力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