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相亲引发婚恋思索 86%受调查者更关注人品
婚恋“扰”人
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一条有关电视相亲节目的“整风令”。从年初至今，有关电视相亲的全民讨论，瞬时间进入新的阶段。
2010年，随着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和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等节目的火爆，电视相亲这种明显带有时代体温的交友方式开始经历它前所未有的喧嚣。把隐秘情感放于厅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中，舞台成了各种价值观碰撞的战场。而节目中关于爱情、婚姻等问题的讨论，也被广泛贴上“拜金”、“炫富”的标签。
或许，电视相亲不过是一场场浓墨重彩的真人秀。然而，它的热播、它的质疑，却也刚好反衬出它被拟真化的程度之深。它未必能够吸引每个人观看，但不知不觉中我们确已进入一个“相亲时代”。
“如果我不在相亲，就在去相亲的路上”，“让我们‘相亲’相爱”都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宣言。而相亲的方式也随着时代脚步不断递进。之前，它或许是朋友“搭桥”后“一对一”谈心，是 “同楼交友”、“八分钟约会”这种小范围的寻情之旅，青涩温吞，带着脸红心跳的小情小趣。而今，交友网站、万人集体相亲、公园父母相亲会……种种方式，渐成稀疏平常的都市男女寻觅情感的平台。
而电视相亲引发的种种争议刚好是面镜子，影射了许多人对于整个“相亲时代”的反思——相亲为何卷土重来？时尚现代的年轻男女们为何钟情如此古老的爱情方式？
或许，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爱情也该以“加速度”前进？相亲则可让人们直奔主题，省去相互之间的试探，省去时间、精力与金钱，所有要求放置于表面。
于是，有人不无悲凉地感慨：这真是一个追求“多快好省”、物欲横流的年代。世间再无纯粹之爱。
事实果真如此？在《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及新浪网共同推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现代人的爱情观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凶猛”。比如有结果显示，现代男女对于选择结婚对象最看重的五要素中，人品以86.1%的比例占据榜首。而关于物质条件的选项中，看中已经拥有的财富(房、车等)的人只有10.8%。
这不难理解。无论人类身处任何时代，内心深处总会为某种“善”、某种“纯粹”感动。婚姻或可沾染功利，但爱情永远指向最美好的本真。因而《牡丹亭》里柳梦梅、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之信念；《浮生六记》中沈复、芸娘的至死不复、伉俪情深无论放置何种年代，均可找到样本。
毕竟，骨子里我们永远渴望质朴之爱，渴望茫茫天地间的一点温暖。
主持人
两个光头男人的江湖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如果孟非是冷却剂，乐嘉就是催化剂。一温一火的两个男人，让这个节目风生水起。他们对现场的引导与把控，不可小觑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苏枫
6月13日10点30分，《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微博(http://t.sina.com.cn)上出现这样一段文字：最近人越来越疲惫，这种疲惫不仅来自身体，更来自内心，有人问过我不做主持人会做什么，我回答是游历四方，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口铄金君自宽，现在已无限接近梦想。
短短70字，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微博下，出现了千余条评论。媒体也暗自揣摩起书写者的心态。“孟非萌生退意”，瞬时成了当天很多报道的新闻标题。
铺天盖地的消息，让孟非的粉丝们一时间难辨真假。有人难过、有人感慨，他们无法想象他们的“孟爷爷”会离开《非诚勿扰》的舞台。就像制片人王刚所说，孟非是《非诚勿扰》的灵魂，“观众会对这个节目产生感情，是因为孟非永远站在那儿。”
“媒体对何种事情过度关注，恰好表明了媒体的趣味。”
很多小姑娘通过《非诚勿扰》爱上了孟非。江苏卫视的收发室里，从来没有堆起过这么多求爱信——而且是给一个光头老男人。
这个老男人头皮贼亮，表面老派，内心则暗潮汹涌。主持《非诚勿扰》前，他在江苏省境内以及电视业内已非常有名，作为国内电视民生新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持的《南京零距离》是南京人民啃咸水鸭的必备佐料。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风格，如果有的话，我在新闻当中和在这个节目当中，没多大区别。”主持风格未变，但《南京零距离》中的孟非以辛辣著称，而《非诚勿扰》中的他，对节目则有更多“冷控制”的作用。
比如，女孩们有时对男嘉宾刻薄过了头，24张大口对着一个绵羊似的男嘉宾，孟非往往会用调侃自己的方式把话题转移，不经意间保护了场上那个男人。
有时，看到男女青年面对某个情境搞不清对错黑白，孟非也会以年长者的身份，点拨感慨。比如谈到年轻人买奢侈品的问题，男女嘉宾会呈现出不同的消费观，有人认为适度消费是可以的，有人则认为买奢侈品是可恶的，不同观点会在现场交锋。这时，孟非站出来只问了一句，“你们在想给自己买这个买那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的父母买什么？”
孟非觉得，一个电视节目总有一个道义责任在，它体现一个主流媒体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媒体对何种事情过度关注，恰好表明了它的趣味。于是，当《非诚勿扰》走红后，无数同行拉着他问拜金话题时，这个颇具阅历的男人表面虽仍旧平和，但厌倦感却从眼神里透出来。他很不解，为何铺天盖地的采访里，从没有人愿意和他谈谈，那个单纯、质朴得几近少见的国家救援队队员。
不过孟非有种信念，“从第一天起，我便忠实地记录了节目发展的变迁。我知道，所有我今日付出的这些努力，其真正的价值终将被人们所理解和明白。我坚信我们可以传达和赋予这个节目以更崇高的文化使命。”
“这个节目可以传达很多娱乐之外的精神”
同样看重节目“文化感”的，还有孟非的搭档，另一个同样不太年轻的光头男人——性格色彩分析专家乐嘉。
进《非诚勿扰》前，乐嘉对综艺类的娱乐节目有种说不出的拒绝，尤其受不了主持人模仿港台腔口吐“哇噻”“好厉害喔”等种种句型。当制片人王刚得知乐嘉一年看电视的总计时间不超过50小时后，无奈下开出一张电视单让其恶补。
“不断学习”中的乐嘉每次想到自己今后居然要和女人讨论衣服、美容话题，都觉得自己势必会沦为傻乎乎的花瓶。这让他一度很烦躁。好在孟非的一条短信，及时救了他——“刚刚在看我们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看，还挺好看的。”
两个男人最终在节目中找到成就感，是开播不久后栏目组第一次聚餐。所有人都喝高了，乐嘉拉着孟非耳语，搞不清他们中的谁说了一句“这个节目可以传达很多娱乐之外的精神”。说罢，二人皆感“于我心有戚戚焉”。
所谓娱乐之外的精神，乐嘉这样定义：最大限度地引领大家穿透到人性更深层的本质、展开更广泛的思考、感知更多样化的人生。其次，对参与的每个个体，尤其是男子，助其认清自己，如果他们能对自己有全新的洞见，我坚信这对他们来讲，远比他们带走一个女人在人生中要重要得多。
相对孟非在节目中的“文”，乐嘉则激烈、麻辣。因而，他在帮助男女嘉宾展开思考、认清自己和他人时，言辞极富进攻性。当一个年薪10万的男嘉宾表示要买爱马仕这种顶级名牌时，乐嘉马上跳出质疑：“我的收入比你多一些，也许是多两些，我买不起，为何你10万年收入可以买得起？”除了消费观外，乐嘉还想确认，男嘉宾是故意降低自己的收入，还是虚荣地吹牛，抑或只是在节目中开个玩笑而已。
因为言语够辛辣，乐嘉一度被人称作“毒舌”。但他自己却说，“人痛苦的时候才有成长”。节目中出现过一个男嘉宾李宝宝，这个男孩连温饱都无着落，却在台上拼命疾呼要做明星，成为王宝强第二。对于这个“有梦想”的男孩，乐嘉给予了狠狠打击。在他看来，“能有正确的审时度势的自我评价，对于那些有梦想却充满无力感的人尤其重要。如果我的冷水能够浇醒李宝宝或者电视机前和他有着同样梦幻的观众，我会很欣慰。”
某期节目的录制现场，一位来自英国叫做“王豆腐”的嘉宾让乐嘉印象深刻，这个家境富有的小伙子在准备的宣传片里，呈现出来的却是宿舍里满满的易拉罐，于是，女嘉宾集体灭灯。乐嘉很愤怒，他立即提问了“王豆腐”几个问题——你家很穷吗？你为什么要捡易拉罐？“问之前，我听说这个小老外家境不错，我是要通过反问来映射不少人以貌取人。”
乐嘉问话之后，话题被孟非接了过来——“小伙子很好，很有环保精神，现在是低碳时代，环保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多年新闻主播的历练，可以让孟非给许多问题一个社会性的挖掘和延展。两个光头男人，在他们的舞台上默契配合，相得益彰。
电视机前，有人不满意乐嘉的咄咄逼人。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参与节目的嘉宾，事后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比如，与乐嘉在节目后联系的，就有那位国家救援队队员王松。王松有天在网上和乐嘉说，有记者报道，自己父亲已经去世了。王松不明白，父亲明明只是得了慢性病怎么就变成死了呢？“这是个极其朴实的小伙子，我们有时需要通过朴实来反省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乐嘉说。
舞台下，故事继续
和孟非一样，《非诚勿扰》也让乐嘉收获了更多粉丝。他的心理咨询邮件比过去多了50倍。信中，常有人和他探讨节目，比如某期《非诚勿扰》中，出现了一个因为家境原因跟女朋友分手的“篆刻男”。下节目后，乐嘉收到了35封关于“篆刻男”话题的讨论信。大概有20封是来自男孩，他们都正面临和“篆刻男”相同的情感困境，问乐嘉应该怎么去和女方父母谈？另外10封，是女孩的来信。讲的情况则是父母不同意，但是两人很相爱，让乐嘉告诉她该如何鼓励男朋友。
乐嘉收到的众多来信，其实很难一一归类：有人和他讨论马诺的言行，认为她是个“做事欠考虑的孩子，一不小心触动了不少人敏感的神经”；有人在夸奖，节目中一个节俭的“富二代”，“竟然能够一年之内不买衣服，真是个不错的小伙”；有人和他诉苦，自己收入中上、相貌中上、家庭中上、工作中上、人品端正，“可相亲之路为何如此坎坷”；还有人让他转告对制片人王刚的建议——舞台上灭灯的声音太难听，否定得太嚣张，“堪比集束炸弹和子母雷，拒绝别人的爱情时总该有点‘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味道”……
这些千奇百怪的讨论，或许映衬的正是《非诚勿扰》飙升至4.5的收视率。因此有人评价，假如《非诚勿扰》是脱离现实的、与你我他无关的，很难解释已经播出的34期，几乎期期获同时段收视第一。
从这个角度看，两个光头男人在他们的“江湖”确有王者风范。
但人心亦是江湖。在那里，一温一火的两个人，并不握有掌控权。
对话孟非：
人性中流露出的那点小东西，转瞬即逝
文｜《小康》记者 苏枫
《小康》：你觉得《非诚勿扰》为什么火了？
孟非：一个节目的成功，有很多必然因素，也有很多偶然因素。特别的成功，可能就是叠加的偶然因素特别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节目制作确实很精良。
电视是一个视觉的东西。你看我们的灯光、舞美、音效，我都干了半年了，每次我站在台上说：“有请24位女嘉宾”，当音效起来，24个女人向我走来时，每一次我都挺激动。这就是一种气场，你在观众席上体会不到，只有站在我这个位置，才能感受到那种磅礴而来的气势。
《小康》：你在节目现场，对尺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而且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到节目当中。这是你刻意的，还是天生的会控制？
孟非：有些东西确实是天性使然。主持人在任何一个节目当中，他性格中的某种特质，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天生很high，在台上就会蹦蹦跳跳，那是一种表达；电台主持，他可以张口就说，嘴动得比脑子快，这也是一种方式。像我，可能在每档节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东西流露出来，根据不同节目，流露的尺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做新闻的时候，就是一种新闻的方式，在娱乐节目当中，就是另一种呈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一个有张力、有个人特质的主持人，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如果没有，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什么是合格的主持人、什么是优秀的主持人，这里面有差距。在我看，一个节目定了一个模式、流程后，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完整、准确体现这个节目风格的主持人，他如果可以忠实地表达出这个节目主创人需要他表达的东西，这就是合格的。如果说一个主持人能够赋予这个节目灵魂式、不可复制和替代的东西，那就是个优秀的主持人。
《小康》：你是怎么把握现场那种很微妙的平衡的？
孟非：没有什么技巧可言，这个工作技术含量很低，门槛也很低，不是靠知识，更谈不上艺术，在我看来，这个工作是靠常识。
我特别反感有人把我描述为“月老主持人”。我没有促成或撮合谁的义务和责任。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可以被描述为流程的执行者。很简单，有请谁谁谁、下面干什么，这是最简单的流程，实习生都会做。
一个电视节目总有一个社会责任、道义责任，一个主流媒体应对社会承担责任。什么东西可以呈现，什么东西不能呈现，这就是我要掌握的尺度。
比如，有个女孩说一个男孩牙长得不好，龇在外面，她说：“接吻多难受啊”。一句玩笑，无伤大雅。但涉及到一些不适合呈现的东西，主持人如果不控制，场上会越讲越离谱。
《小康》：有离谱倾向时，你会很明确地打断？
孟非：不会的。但我会用一些话提醒，让台上人感觉到我不允许话题往另一个方向去。
《小康》：有个“富二代”上场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你对现场话题的引领。
孟非：“富二代”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这些东西更适合在新闻中表达，为什么要在一个真人秀节目中使劲讨论贫富差距呢？我们的节目可以以某种方式去呈现，让人们看到女孩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就可以了。我比较赞同节目男嘉宾郑天龙在节目中对于“富二代”的看法：“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的民族，我认为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穷的，我认为在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也会不断地出现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
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节目中可以讨论，但讨论到什么尺度，花多大篇幅去讨论，这明显表明了一个媒体的趣味。打个比方，《非诚勿扰》某位女嘉宾的新闻，有的媒体可能只在娱乐版做成豆腐块那么大，有的媒体则是头版大照片，而当日英国首相当选的新闻照片只有女嘉宾的四分之一大。同样的事实，在不同媒体上被放大的尺度，表现了媒体的品位。
《小康》：但有人说，《非诚勿扰》是靠炒作话题起家的，是一个话题性节目。
孟非：别人有权利这么想，但我不认为这个节目是一个话题性节目。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娱乐、很high的东西，有娱乐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它是娱乐节目。就像这个节目呈现了很多公共话题，但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话题节目。
《小康》：你录节目前和这些嘉宾都是不接触的？
孟非：从不。我在台上比观众多知道的，就是嘉宾的那三条片子。所有的片子头一天晚上要看完，我知道片子里面会放什么，我会预期、估计判断一下现场会有什么反应，现场呈现的效果和屏幕呈现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
至于现场，我得捕捉住嘉宾说的每句话，字字关键，因为人性当中不经意流露出的那一点点小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
《小康》：在现场，嘉宾说的一些话，你当时会不会也觉得很猛？
孟非：会！有些时候有些词让我始料不及，我根本就听不懂是什么意思。80后的人，她们说：“羡慕嫉妒恨！”我说：“什么？”“羡慕嫉妒恨！”“您再说一遍？说慢点。”我听了三遍还是四遍，下来之后问别人她刚才说了什么，他们说是：“羡慕-嫉妒-恨！网络语言。”年轻编导说我out了。
经常会这样，这也挺好的啊。一个40岁左右的男主持人，和一群80后、90后的女嘉宾在对话中出现的那种差异感，恐怕也是节目生动的一方面。
《小康》：《非诚勿扰》火爆后，其他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也蜂拥而至了。
孟非：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有社会评价存在。
《小康》：你觉得现在的婚恋节目和十年前的婚恋节目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是这个社会本身的婚恋观变了吗？
孟非：我觉得我们现在赋予这个节目的社会责任过于重大了。十年、二十年内，我不认为中国人的婚恋观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我也不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完全呈现出今天中国社会年轻人婚恋观的某种嬗变。
《小康》：你一直强调媒体的责任感，《非诚勿扰》这个节目能够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孟非：在节目里，我们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我们不想呈现不健康的东西，或者说，在这个节目里有某种娱乐因素的时候，我们知道底线在哪儿。
这只是一个节目而已，只是一个男男女女在这认识的节目，特平常特平凡，它既不庸俗低下，也不会实现宏大价值。就是普通男女互相认识，合适一起走，不合适再见。当大家对节目的期许过高，就已经把问题异化了。
不过，一个派出所所长跟我说，《非诚勿扰》火了后犯罪率变低了，大家都忙着围在电视前面看节目。
《小康》：这个节目会有寿命嘛？
孟非：每个节目都一样，跟人一样。当节目特别high的时候，人们会怀疑是托儿；当出现一个特正面的人物时，也说是托儿。作为主创者只能把心态放好。当你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所有人都带着不同型号不同尺度的放大镜检视你，这很正常，我们应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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