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史卫燕    发自北京

　　知识分子很重要，用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的

　　闾丘露薇曾经是电视记者中的宠儿。

　　她很早成名。在凤凰卫视，她采访过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钱其琛、唐家璇、王岐山……

　　2001年11月，闾丘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腹地喀布尔的华人女记者。她素面朝天，镜头前又往往光彩照人。她是可以感染人的，不然老板不会选她——她是凤凰的第二名记者。

　　那时，老板刘长乐跟她说，“好了，你可以出书了。”她以为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结果花了20天时间写完，刘老板又说，“好了，现在你自己去找出版社吧……”

　　她是一个理性的人。在采访或讲座中，她很愿意和大家探讨新闻角度、内容深度、采访技巧、政治分寸、处理方式等专业问题。问她，“如果和上司有分歧你会怎么办呢？”她说，“我会啰啰嗦嗦，不停地讲讲讲……”但是，“公司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如果他能爱上我”

　　她其实是时髦过、波希米亚过的。高中立体几何没考及格的文艺分子，复旦大学哲学系活泼喜人的女学生，咖啡店年轻的女招待，热爱音乐的电台主持人。她不是没有读过三毛，“长裙飘飘，披散着头发，若有所思地走过校园门口的草坪”。她不是没有渴望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熟知简爱的经典对白“虽然我穷，我不好看，但是我也有权利爱人”。

　　初恋是在中学快毕业时。那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大男孩。“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个样子，心里想，这个人从前在哪里见过。”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这个城市不停地走啊走，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街道总是太短。他们去看电影，偷偷地拉手。一个月后他去了美国。他离开上海那天，她一个人在街头走了一天，望着天空，猜想哪一架飞机里面有他。

　　干练、简明的闾丘露薇，她的“长情”同样令人惊讶。13年之后，当她结束第一次婚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只是想知道，他还好吗？他现在是什么模样。至于他还记不记得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只是我知道，这段爱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已出发》的结尾，她忽然很动情地写道：“当我站在巴格达的清真寺前，炮火在我的周围不断响起，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和他相比，生命对我来说也不重要。当赞美的声音，热闹的场面围绕我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如果他能够爱上我，这些赞美、名利都离我而去，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他能够爱上我……”多么典型的一个女人对世界的告白。“战地记者”闾丘不曾“免俗”。“赞美”、“名利”算什么呢？配得上她的欢乐、悲哀、感慨和微笑吗？穿梭于炮火之间，你不能只用“勇敢”来形容她。

　　或许不该问起前尘往事。她笑着打断，“那个人不是现在这个人。”她再婚，快乐又自足。带着品相温厚的夫君参加朋友的饭局，大大方方地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玩……”

　　她比过去胖了。在北京喧嚣的三环边上，她一边招手打车，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要紧，我老公喜欢就行。”

　　经常突然消失的母亲

　　“4岁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她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

　　所以当母亲说希望她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帮忙，她毫不犹豫地去了。

　　闾丘露薇还记得那个夏天。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

　　母亲总是嫌闾丘不漂亮，在她眼中，那样就很难找到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很年轻的母亲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你是我女儿。

　　她的童年没有母爱，也没有玩具。小女孩闾丘喜欢穿漂亮的的确良连衣裙在弄堂走过，想引起别的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但她发现，邻居、朋友家里的玩具“总比我多”。她问父亲为什么不给她买。父亲默不做声。奶奶在旁边说，“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这些都是要钱的，不知道你爸爸工作有多辛苦吗？”

　　20多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爱漂亮，几乎是她的“翻版”。很多时候，女儿吵着要买玩具时，女儿的香港奶奶说着和她的上海奶奶同样的话：这些东西是要花钱买的。你不知道妈妈工作有多辛苦吗？

　　当时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到钱。她是那种“哪怕口袋里面只有两块钱，但是也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生活。

　　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房东就会来找她要房租。她看着那个地方，简直想哭。

　　一次，母亲不知怎么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深圳，自己却不知去向了。闾丘手忙脚乱地找了个仓库存放这些饮料。这一大堆饮料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却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小店一家小店地推销。“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现在她无法想象回头去做那样令人难堪的事。

　　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饮料从后座上摔了下来。那一瞬间她忽然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

　　“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做例子。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产。”

　　许多年后，闾丘告诉记者，她认为母亲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直觉的聪明很多，看机会很准，但有的时候没抓准，或太贪心，或眼界不够，就一下子失败了。”

　　直到今天，闾丘依然不清楚母亲到底在哪里，在哪一国、哪一省，她只是每月往一个固定的账号打钱给她。

　　好在女儿和她不是她和母亲的模式。小女孩会给她打电话，甚至告诉她自己喜欢上了哪一个男生。这让她感到欣慰。

　　闪婚先行者，负资产一族

　　闾丘想远离母亲安排的生活。她跟自己说，“我想结婚了。”于是她就结婚了。

　　1993年，在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上，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和他的一班朋友在一起，和我的母亲聊天。我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忽然间他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瞬间让她触动——但现在她已记不清那是个什么样的动作。

　　也许当真有缘分，“他的证件掉了，不能够当天回香港，于是我的热心的母亲说，不如住在我那里。”之后，他拿了证件回到香港，一切发生得很快。

　　母亲知道她和又穷又没工作的男青年拍拖，极力反对。她和母亲闹翻了，从家里搬了出去。上海是回不去了，她留在了深圳，成为“闪婚”先行者。“从初恋到结婚，每一段感情总是让我奋不顾身，从来不考虑后果。”当时他们认识了不到3个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我喜欢格林童话，因为我相信，公主和王子从此快乐地生活着。”

　　现实并非童话。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常在各地出差，有时他们一个月才见一次。“而对于他的一切，他做一些什么，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曾经爱过什么人，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