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闾丘移民香港，并应聘成为香港传讯电视中天频道的翻译。由于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定，3个月后，她跳槽到TVBS任电视记者。TVBS面向台湾观众，而且题材受限制，1997年，她转投开播不久的凤凰卫视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

　　“孩子还没有满月，我又换了工作，进了凤凰卫视，而且开始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传播学硕士课程。那两年的时间是相当吃力的，因为白天要工作，每个星期还有两个晚上要去上课。我还是坚持自己带着孩子。”

　　当时凤凰人很少，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压力很大。她是“老土”的香港新移民，一不小心成为了香港庞大的“负资产”一族。

　　1999年买了房子。因为金融风暴，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下跌差不多4成，特区政府的大小官员出来说，楼价已跌到谷底，小市民可以置业了。

　　刚到香港时她租了别人的一间房，卫生间和客厅是公用的。她想有个自己的家，于是“英明”地买了200万港币的房子，还觉得卖方亏了差不多100万。“当时属于高利息时代，每月还银行差不多2万港元，而且还要20年的时间。”

　　不料楼价还在继续跌。不过是4年时间，她的房子已经跌到100万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传媒公司也不景气，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家公司都要依靠裁员来控制成本。一家家的公司倒闭，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她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兴趣，那该有多好。”

　　工作上的低潮期，她在丈夫面前哭过，“但是他一点都不明白”。

　　所以，对内地的所谓“房奴”，她说，绝大部分香港人早都这样了，不过并不“逆来顺受”，“现在内地的问题是，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前景”。

　　“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闾丘刚到凤凰卫视的时候，台里只有一个新闻栏目《时事直通车》，窦文涛主持。那会儿窦文涛还是很严肃的一个男士。记者一共3个，所有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外加几台电脑。吴小莉和窦文涛还在播打印在玻璃纸上的新闻，用脚一踩，自己看着念。

　　“有一次播财经新闻，脚一踩，就掉下来了。我笑个不停。那时很简陋，但是你觉得很充实。一天要跑6条新闻。白天不停地跑跑跑，跑完回来6点钟，开始写写写，写完剪，9点钟播出。”

　　“出去采访别人会看不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是哪个台？把摄影机放在无线电视旁边，无线的人就会想，这家伙又来占用空间。现在变化好大，像个大台了，有一些新台出现，遭到别人歧视时，我就会觉得要对它们好一点。”

　　2003年伊战爆发，她去了巴格达。当时伊拉克签证非常难拿，她跑两会时就去和伊拉克签证官“天天交流思想，聊得甚是投机”，结果别人的签证都是两三个月才拿到，她两三天就磨下来了。“那时签证是10天到期，要换人时只有我有签证，就去了。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她成了赫赫有名的“战地记者”，胡锦涛在俄罗斯访问时曾给她赠言：“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

　　她平日讲话明快、温和，而工作的时候，“很急，很凶”。“我会骂人的。不是骂人，是训斥，你怎么能够这样子，毫不留情。但我能让大家觉得我是对事不对人。”她笑着说。

　　她没有诗化自己的人生，“在香港，记者这个职业，让人好好地生活都有点困难。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金钱。至于战地记者，这世界打仗的机会不多，即使打了，能够参与报道的媒体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成为战地记者。”

　　2006年，哈佛大学为全球资深媒体人士提供深造机会。她选择读博士，修自己感兴趣的美国宪法。她创建了博客“一五一十”，当作作业，希望大家能成为“公民记者”。最后“使命感”让她选择回到老东家。“因为如果我没有来凤凰，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作自我翻新，这需要一颗永不放弃的心，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工作。悲观的人止步不前。闾丘露薇有她适应主流世界的方式。多年前的哲学课曾告诉她，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在这个诸多残缺的世界里，她努力使自己完整。

　　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一起努力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媒体行业本质上也是名利场，你怎么看？

　　闾丘露薇：就算你是为名为利也好，你去做这份职业，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守则，比如不能造假。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连这个守则都没了。

　　我们对一个行业厌倦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别的行业好一点，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不是说你应该忍受一个很差的环境，而是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尝试着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职业状态是什么样的？感情煎熬期是否影响到了你的工作状态？

　　闾丘露薇：绝对不会。我的偶像是电视剧《新闻女郎》里面铃木保奈美的角色，发生了交通事故，死者是她丈夫，她也能把它播下来，我觉得这是很职业的状态。如果工作忙我会觉得充实，没什么事我很容易得病。这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确认它是我非常喜爱的东西，因此格外珍惜，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10年来你的进步是什么？

　　闾丘露薇：以前某个阶段我很偏执，过了10年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没看懂，现在我会更开心一点。有时候网友会在博客上跟帖说，哪里又有什么事，你怎么不去采访？拜托，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是个打工的。工作不是我的财产，也不是我的资源。再说现在也有别的表达渠道，比如说专栏、博客、微博(http://t.sina.com.cn)。

　　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愿意给你爆料，报道面会变得很广，这就是公民记者的意义。但好多年了，你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人喜欢讲观点，他不会老实告诉你，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时间、地点、场合。大家还是争前恐后地把网络当成一个表达渠道，而不是传递信息的媒介。

　　人物周刊：作为记者，准确是不是最重要的品格？

　　闾丘露薇：最基本的要求。作为记者，当你在现场时是要抽离一点、冷血一点的。如果你去美国的新闻学院，有课程是让你写文章不用形容词。

　　以前我一直觉得新闻就是很客观的，现在发现不可能，因为是你选择做和不做，选择了被访者、角度，已经有价值观和判断在里面。这种价值观是一种人文关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它决定你能否成为比别人出色的记者。

　　我第5本书是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比如星巴克风波、抵制家乐福、奥运、气候峰会等等，看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别人对我们的偏见、我们对别人的偏见。

　　我强调一点：什么叫正义？弱势不代表正义，大多数也不代表正义。现在网络上都是先挑选立场，这是不理性的。我希望在好恶之前先搞清楚是非而不是先决定立场。

　　现在大家辩论不起来，包括知识分子之间。你谈一个问题时，对方顾左右而言他，给你一大堆理论、一大堆解释，你也没听明白，还把自己绕进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很可悲。我觉得大家在变傻。

　　人物周刊：也许是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缺乏分析的能力。

　　闾丘露薇：我们从小没学习过理性呀，这是教育的问题。就像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骂80、90。为什么？不是我们教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这些60、70后的人把人家教出来的吗？我们领导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我第一个反应是：有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习惯和趋势才行。

　　人物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就业了，房奴了，蚁居了，有的甚至自杀了，在现状下似乎很难看到未来。

　　闾丘露薇：我们这批80年代、90年代的毕业生，刚开始去深圳，很惨，八九个人的宿舍，工资很低，还有些同学在五星级酒店当门童，但现在都生活得不错，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给你提供了一个向上走的空间。

　　现在大城市两极分化，很多人选择了去香港、移民，这是有选择的一批人，有话语权，会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大部分人没什么选择，不得不留下，被动地承担。

　　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你用嘴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地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