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需要与时俱进

　　—— 专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

　　文_本刊记者 徐 瑗 发自北京

　　要防止经济下行和过热两种倾向

　　《南风窗》：2010年一季度GDP增幅达11.9%，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上升，并重返两位数增长。这似乎有经济过热的苗头。您怎么看？

　　姚景源：不能这么讲。GDP增长11.9%说明以下几点：一、一季度延续了去年企稳回升的态势，而且回升的基础在进一步巩固；二、另一方面一定得看到，这是同比数据，去年一季度GDP增长仅为6.2%，因此这是在一个低基数的基础上形成的增长，这是用同比数据看GDP以及其他数据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工业增长速度通常在16%左右，去年一季度则只有5.1%，19.6%是否能说工业生产已经过热？也不能这么认为。有些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这我赞成。这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中国经济不过热的判断。

　　《南风窗》：您刚刚说需要注意去年基数过低这一因素，这是同比数据所存在的缺陷。这是不是说推出GDP和工业生产等主要指标的环比数据就显得非常迫切了？我记得国家统计局曾经发布过说会在一季度公布这些环比数据，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些数据。

　　姚景源：环比数据很重要。如果看水平的话需要看同比数据，看短期环比数据更重要。但是环比比较复杂，比如，3月环比2月，不但有3月和2月工作日不同的因素，还有春节因素，而中国的春节可能在2月，也可能在1月。我主张更快地推出环比数据，但是快要服从科学，服从质量，不能仓促地推出，还是要慎重、科学、完善。为推出环比数据，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地进行努力。

　　《南风窗》：预计在什么时候推出？

　　姚景源：这个我不好预计，主要还是看成熟程度。过去30年，我们一直用的是同比数据，现在要增加环比数据，确实需要很多努力。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圣诞节固定在12月25日，中国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均以农历计，因而在公历的日期中并不固定，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用更复杂、更科学的方法去测算。

　　《南风窗》：GDP重返两位数增长是否意味着此前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刺激政策已经可以退出？

　　姚景源：我认为还不能讲退出。我们仍然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什么呢？去年是中国经济极其困难的一年，今年是极其复杂的一年，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企稳回升，另一方面也得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如外部需求还不确定，发达国家的复苏过程缓慢曲折，比如最近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又出了问题，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自身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市场内生的动力还是不足，结构调整的难度是在加大。这些因素要求我们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情况复杂，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不能排斥针对性和灵活性。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增加针对性和灵活性，比如说央行今年以来连续两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5月央行第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针对性”，针对大家过高的通胀预期。

　　我们要做到防止两个倾向：一方面要防止经济下行，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说要防止经济“二次探底”，我不赞成。我觉得中国经济即使回调也不会低于8%的增长，但我们也要防止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政策不妥当、不稳定、缺少连续性，中国经济不是没有下行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得防止经济出现过热，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控制不住。

　　《南风窗》：既要防止过热倾向，又要防止下行风险，会不会使我们的政策制定处于“两难”的境地？

　　姚景源：中国经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面临着诸多“两难”选择。面对“两难”选择，最佳的办法就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任何一个单一的思路都应对不了“两难”的问题。

　　《南风窗》：您刚刚说到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就增强“针对性”而言，那么，您认为“灵活性”的政策将体现在什么地方？

　　姚景源：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看，我们在灵活性和针对性方面有很多选择，货币政策中就可以有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已经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并进行了公开市场操作，这在货币政策上体现了灵活性和针对性。财政政策也是这样，我们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加大支农惠农的力度，我们今年一定要力保农业稳定，粮食丰收。粮食生产掉下来，物价就会涨上去。

　　房地产业需要经历一次阵痛

　　《南风窗》：就当下而言，我们的读者和百姓非常关注这次被戏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如果这次调控不折不扣地实施的话，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

　　姚景源：不会。改革开放30年来，百姓衣食住行四方面，除住以外，其他三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应当是解决住的时候了。怎么解决呢，就是要让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这个行业有不健康的方面，标志之一就是房价疯涨，疯涨的原因有三：一是供求不平衡导致的；二是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应该健康发展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也不到位；第三，投机性购房。

　　我们要把疯涨的房价态势遏制住，就需要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即增加供给，地方政府要加大保障房建设，遏制投机性购房。国务院推出的房地产政策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我们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现在看起码首先遏制住了疯涨的势头。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是人民的幸福，不是追求GDP，我们在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大家的居住水平有明显改善。通过这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可以看出中央要让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决心。

　　《南风窗》：在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前，您的“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不能动摇”的观点被有关人士称为“托市”。您现在还坚持这一观点吗？

　　姚景源：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批评，但其实这个观点我只是引用。最近建设部原副部长杨慎给我寄来了一份资料《春到人间——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筑业重大问题谈话》：1980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杨慎谈到建筑业时讲：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南风窗》：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极力倡导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启动消费需求，那么为什么当您2010年3月再提这一观点的时候，却遭受批评呢？

　　姚景源：我觉得要弄清：一、我们讲一个产业是支柱产业，并不是否定这个产业存在的问题，这是两回事。二、正因为这是支柱产业，才需要高度关注它，解决它的问题。

　　《南风窗》：您有没有料到自己的这番观点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姚景源：没想到。我们说这个产业重要，并不是说它可以疯涨、高价，我从来都是反对和抨击高房价的。但我主张看问题要科学、全面、辩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存在问题就整体去否定它，也不能认为某个领域或产业重要就看不到它的缺点和问题，这两种思维方式都不对。房地产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又可以拉动就业，这是这个产业客观上的经济属性，但是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要满足广大居民的居住需求，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但不应去否定它的经济属性。

　　《南风窗》：当您说出这一观点被称为“托市”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姚景源：对呀！我怎么去“托市”呢。我自己只有一套房子，高房价对我也是坏事，如果我要改善住房，如果我的孩子结婚要买房，我也要承受高房价。我始终觉得，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来我都认为高房价是不正常的事，高房价不仅影响到民众实现全面小康，长时期的不健康也将最终导致这一产业萎缩。现在有人说房地产会受到打压，包括股市上受到多少影响等，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需要经历一种阵痛。

　　《南风窗》：您虽然觉得委屈，但是我并没看到您通过大众传媒为自己进行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