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短片)
记者:
我们印象中的精神病院都是壁垒森严,你可能很难把眼前这个环境优美的别墅和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
解说:
十几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不穿病服,房门敞开,自耕自种,而且全部免费。北京的这个名叫玫瑰园的试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伊甸园”。但是在北京这样的试点只此一家,他们是一年前由意大利爱心与服务协会出资,联合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立的康复中心。目的在于帮助精神病人恢复社会功能,搭建一个从医院回归社会的中转占。
康复者:
中午大家包的饺子,吃饺子。
种的菜地,我们都丰收了,吃了黄瓜。
我们是头一次吃螃蟹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记者:
你们和周围的邻居有交往吗?
康复者:
见面打打招呼。
院里摘的杏送给我们大伙儿吃。
康复者1(北京玫瑰园精神康复中心):
我从去年9月份到这儿了,我觉得我特别充实,我跟他们一起爬山,一起游玩、帮厨。
解说:
康复中心内的14个患者都已经度过了急性发病期,病情稳定,而且回归社会愿望强烈。他们中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还有海外留学背景。
康复者2(北京玫瑰园精神康复中心):
我是康复者,我希望把我居住在这个家庭当中的绿地管好,我也从中感到有一种成就感。
解说:
“没有了自卑的阴影,骄傲地挺起胸,不再烦恼重重,融化了冰冻的歌声”,这是62岁的夏维克在玫瑰园康复中心创作的诗。夏维克从17岁进入精神病院,先后曾在5家精神病院待了40多年。
康复者3(北京玫瑰园精神康复中心):
在医院里头就捆起来或者扎针,在这个环境里犯了(病),一般就劝劝你,你要自己再考虑,通过观察各种动物,甚至你看到流浪猫、看到看家狗、看到动物,你也能想起来我是人,动物都能做到,我人怎么做不到。
解说:
在玫瑰园病人自己做饭、做家务、上网开博客,还可以在志愿者的看护下外出购物、游玩,甚至参加小区居民的活动。
王诚(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
有一些病人长期住院以后,家属是不接受他们的,经过在这里的生活,家属会看到病人已经能够生活自理,并且能够很好地和周围人接触,家属就重新产生愿意把他们接回去的愿望。
解说:
向家属展示“我行”,让家属有信心接他们回家,这也是玫瑰园康复中心建立的初衷。但是毕竟试点刚刚一年,问题还有很多。
志愿者(北京玫瑰园精神康复中心):
差不多有一半人以上都可以回家疗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家属会同意。
解说:
监护人不同意,即使是康复得不错,也没办法回家疗养,这是玫瑰园康复中心成员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天是夏维克的生日,他的弟弟带了礼物来看他。
康复者家属:
什么叫真正康复,他老得吃药,他仅仅在精神病院他不犯病了、不闹事了,他走到社会上能抵御诱惑吗?他能抗拒别人对他的刺激、白眼吗?
康复者3:
他(弟弟)就是说很简单,爹妈下死话了,说一辈子不接你出院,你就住一辈子吧。
解说:
夏维克的弟弟待了半个小时后,驱车离去。夏维克独自回到屋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康复者3:
作为一个精神疾病康复者,不能向亲人索要太多,亲人有亲人的困难,自己有自己的职责,病好了住在医院里,也是一种别有色彩的生活。像大漠里的仙人球,也能开出艳丽的花朵。
解说:
如果能让夏维克回归家庭之后还能继续接受专业的康复治疗,有份工作。他的弟弟或许不会再有那样的担心,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立的另外一个康复项目,玉渊潭社区康复站就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患者小王参加玉渊潭社区康复站的活动,他的病情逐渐稳定。如今康复站给他介绍了社区巡逻员的工作,自食其力。白天到社区康复站参加康复活动,晚上住在家里。康复站的周大夫介绍,几年前,工作人员第一天敲开小王家大门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赤身裸体,跟墙壁对骂的患者。
王振立(康复者):
在家里什么不干,幻听、幻视对着骂,整天对着骂,骂了两年,都得咽炎了。从2004年参加这个康复活动心情也好,脑子幻听到现在,幻听、幻视基本上消失了。现在生活费也有了,自己花肯定够了。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结婚。
朱毅华(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科医师):
最难的地方还是有好多家长不理解,好多家长不让群众、不让那些人知道他们家孩子有病。要求比如我们见家长的时候一定要保密,派出所保密、居委会保密、群众保密。
解说:
如今,海淀社区康复的模式正在艰难前行,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北京也正在全市推广他们的做法,建立更多的社区康复点。精神病人需要康复,也能够康复,甚至可以最终回归社区,融入正常人的人群。张开双臂地接纳不应该只是他们的幻想。
主持人:
崔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想进的进不来,进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有的治好了,但是他没地儿去,看完了短片,我们看到了一个出路,就是让他们回归社区,有一个康复机构。目前像这种社区或者说康复机构多不多?
崔勇:
我们目前的康复机构还是比较匮乏的。
主持人:
很少是吧?
崔勇:
对。
主持人:
这实际上就影响到这些病人能不能入院,如果有人能接纳他,有出才能有进。为什么社区,还有康复机构会少?
崔勇:
第一,因为现在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可能目前来说是一个逐渐的认识过程,因为精神疾病开始的治疗就是针对他的症状。现在我们发针对症状,解决他的症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的实际问题,这才认识到对他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康复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目前社区康复机构少也可能和咱们目前的这种认识也有关系。
第二,因为社区康复机构的建立需要一些人员,还有投入,目前可能在这方面的专业人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
主持人:
因为刚才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可以看出,专业的医生都不多,更何况专业的护理人员。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社区,还有康复机构,这是一方面,实际上家庭是他们更重要的一方面。可是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家庭并不愿意接纳他们回来,家庭都不愿接纳,这是什么原因?
崔勇:
我分析是这样,可能对精神疾病的理解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看到精神疾病的过程中病人的一些表现,他还不了解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这些办法。因为不了解知识,对精神病人可能有些偏见,可能会不接纳精神病人回到家里。
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通过短片了解到,有些家里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得了这个病,并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崔勇:
像我们医学上说的,就是一种“病耻感”,就觉得精神病是一种丢人的事情,就不让外人知道家庭成员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主持人:
像得了精神病的患者,尤其是重症的患者,有没有可能完全治愈,治好了再不会犯了。
崔勇:
重症精神患者我还是举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的例子,有些研究发现16%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第一次发作以后,通过系统地治疗能够不会再复发。但是有一大部分病人可能要通过药物的维持治疗,并且通过社会功能的康复,来防止他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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