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峡

　　实践正在检验着三峡。7月20日，三峡水库迎来了流量达7万立方米/秒的洪峰。这是工程竣工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而与此同时，重庆、四川等地遭遇洪水围城，长江、江汉中下游持续较高水位，武汉再次面临防汛压力，湖北7万人上堤查险。

　　当历史的洪水冲击着三峡大坝，不仅检验了其抗洪的能力，更检验了它在整个长江中的角色。在上游，重庆洪水围城，当地人总把这里的水进人退与远处的三峡大坝联系在一起。

　　在下游，荆州大堤安然渡险，与1998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都说，“有三峡大坝，我们一点也不担心。”

　　在汛期，大坝面对蓄与泄的争议；在旱期，大坝更面对高水位和低水位的压力。

　　来自外界的声音，不断检验着三峡大坝到底是不是可防“万年一遇”。来自三峡集团的员工面对检验却说，“我们特别感谢反对的声音。”

　　这座大坝从来都不缺少反对的声音。80年代广泛公开的大论证，让三峡大坝成为建国以来最为透明的世纪工程。

　　2008年，三峡大坝建成，水利部再次掀起了一次针对三峡的内部大检验，对三峡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论证。与会者希望，三峡工程以实践来回答当年大讨论中的一些质疑。

　　而对于这个世纪工程的检验，还远未停歇，三峡的话题将长久的存在。

　　焦点中的三峡

　　历史的洪水平静地淌过三峡大坝，万众瞩目之后，三峡的调度配套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刘子倩(发自宜昌、荆州、武汉)

　　赵云发的电话最近热得烫手。全世界投向三峡的目光，刹那间都投射在他身上。他是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的副总工程师，关于三峡调度的权威发言人。

　　同样的问题，他要在不同场合解释若干遍。比如，在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问题上，他每天都要给面前或者电话里的记者们不断“扫盲”。

　　这一切均缘于他身后的三峡大坝。7月19日，三峡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抵达宜昌。这座大坝的防洪能力被洪水推到了时代的高处。从上游翻腾而下的滚滚洪水，如何被三峡大坝高高托起，轻轻放下，成为万众视线的焦点。

　　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大坝的防洪能力已经有过广泛的关注。

　　有人摘出了从2003年至2010年的四条新闻，标题分别为：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万千百”——这就是赵云发不停地重复回答的问题。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他多次被电话打断，赵捂住手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我就在电话里一起解释了。”

　　按照三峡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是：千年设防，万年校核。能抵御1998年那样的百年一遇洪水，当洪水到来时能够拦蓄住洪水，而不用启用下游的分洪区分洪；大坝设计行洪能力是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到来时在下游荆江分洪区配合下确保武汉及下游平原不被淹；当万年一遇罕见大洪水到来时，确保三峡不溃坝。

　　而此时洪水已过万重山，在举国上下的关注下，经过了荆州、经过了武汉。

　　“事实检验了三峡。”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面对媒体不由地舒了口气。

　　高高托起，轻轻放下

　　按照三峡的建设要求，首先是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起到防洪作用，其次才是在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效益。

　　然而，自2003年6月，三峡下闸蓄水至今，并未接受过洪水的考验，直至今年7月11日，三峡大坝迎来入汛以来首次洪峰，最大流量达每秒38500立方米。

　　7月15日，大坝泄洪量加大到32000立方米／秒，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蔡其华对此解释是，加大下泄流量是为了腾出库容，以拦蓄未来几日将形成的长江上游新一轮洪水。

　　7月19日，一场大雨如期而至。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由34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40000立方米/秒，之后按40000立方米/秒泄洪。

　　当晚6点25分，三峡泄洪首次突破40000立方米/秒，而此时，三峡入库流量则首次超过了70000立方米/秒。

　　12小时后，洪峰顺利通过荆州沙市，水位为42.06米。按照防洪要求，三峡大坝须确保荆江大堤安全，而此次沙市水位比警戒水位低了0.94米，对于荆江意义非凡。

　　赵云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三峡大坝每秒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量级计算，只能算是15年一遇量级，三峡水库水位为155米，已用去56.5亿库容，假设千年一遇洪水来袭时，按坝前水位171米计算，还有165亿立方米库容可用，而三峡的防洪总库容为221亿立方米。

　　针对公众对三峡泄洪量过大的质疑，赵云发解释说，三峡一年的平均流量大概是14100立方米/秒，而三峡发电所需的流量为25000立方米/秒，所以在泄洪量决策过程中会平衡上下游关系，考虑下游防汛情况，由长江防总具体计算出最科学的泄洪流量。“7万的流量，经三峡之后变为4万，另3万被拦在库区，所以说这不是单纯的泄洪，而是拦蓄，否则7万立方米全部下去，荆江大堤压力就会增大。”赵云发说，此次三峡的调蓄作用显而易见。

　　事实上，三峡集团希望通过此次调蓄的机会展示三峡的防洪能力。而对于按照抵御千年一遇洪水而设计的三峡来说，“从容应考”不足为奇。三峡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言，从没有一家国企像三峡集团一样，面临如此紧张的舆论环境，从大旱到洪水，对于三峡的争议从未停止。“我们特别感谢反对的声音，使我们的决策更加谨慎，多方听取不同意见。”

　　荆州不怕干戈动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而此次三峡拦蓄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处于148公里之外的荆江。

　　按照三峡防洪要求，通过三峡水库调蓄，荆州大坝的防洪标准从10～2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当遇千年洪水，配合荆江分洪区等工程的运用，可防止荆江河段溃坝，减轻中下游对武汉市的洪水威胁。

　　荆江上起枝城，下至城陵矶，全长337公里，因流经古荆州而得名。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荆州的地位即已凸显。1738年，荆州就成立了专门管理治水的同知衙门。荆江“九曲回肠”，洪灾在当地是“家常便饭”，抢险保堤已是历史传统。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50年间，荆州江河堤防溃口186次，平均2到3年发生一次。其中，1931年，荆江大堤溃口22处，人畜淹毙无数；1935年，荆江再次大规模溃堤，死亡人数达三分之二，灾民百余万。

　　荆州长江河道管理局防洪科科长张根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荆州所在江汉平原属于冲积平原，不少堤防建在古河床上，经过数百年来泥沙淤积，如今河面高度已超过市区。“市区高度为34米，当沙市达到警戒水位45米时，就形成了11米的水头差。”

　　在荆江大堤的保护区内，有1500多万人口，2000多万亩耕地，如发生不测，还会危及武汉。然而，脆弱的地层决定了荆州并不能像开封一样，不断地加高堤坝以阻挡洪水，三峡工程很大程度上破解了这一难局。

　　荆州市水利局原局长易光曙曾经粗略地测算过，沙市每秒通过1万立方米的洪水时，保守估计水位涨80厘米，若下游底水高，还可能涨到90厘米。若不是三峡拦蓄了3万立方米，沙市水位将达45.4米左右，超过1998年的45.22米。“这次洪水，三峡功不可没，1998年时若有三峡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了。”已经74岁的易光曙说。

　　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洪水，多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荆州指导抗洪抢险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温家宝坐镇荆江大堤一线指挥。

　　易光曙多次向温家宝汇报灾情，并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分洪的办法，而部分专家则建议分洪，如果在沙市到郝穴段溃口，距武汉只有180公里，洪水不到15个小时就到武汉。

　　按照《长江洪水调度方案》的规定，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并预报继续上涨时，扒开荆江两岸干堤行洪，同时做好荆江分洪区北闸的爆破准备；当沙市水位达到45米，并预报继续上涨时，视洪水大小及荆江堤防工程安全状况，在国家防总下达荆江分洪区人员转移命令时，湖南省接守南线大堤。

　　在长江干支流防汛表中，唯荆江大堤的保证水位处写着“确保”二字。“换句话说，就是牺牲一切也要保荆江大堤。”张根喜说。

　　易光曙回忆，温家宝当时采纳了各方意见，“最终下令要严防死守。”

　　1998年8月15日晚上，几十万人守在大堤上，以防不测。8月16日，第六次洪峰将通过荆州，温家宝一夜未眠。16日凌晨3点多，他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易光曙，说首长凌晨要去巡堤。而天亮时候，温家宝一行便到了距沙市50公里的郝穴。在长江，灾害最严重的是中游，中游最严重的是荆江，荆江最严重的即沙市至郝穴段。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表示，若此段白天出现溃口，将造成50万人死亡，若是晚上则可达百万。“50年代人口比1998年少得多，1998年如果出事，绝对不止这个数字。”易光曙说道。

　　尽管最终洪峰安全通过荆州，但1998年洪水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荆州市2000多公里堤防，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江堤达到1864公里，出现1770处险情，其中重大险情913处，直接受灾145.73万人。

　　与此同时，解放军、干部、群众近50万人上堤抢险。时间最长达90天，最短的也有70天。荆州市规定，一旦超保证水位，每公里堤段配备50到80个人昼夜巡防，每人每天的成本在一百元左右。“当时几乎青壮年劳力都上了堤，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张根喜回忆说，大堤就像是一个设计时速为150公里日轿车，却超负荷跑出200公里的致命速度。

　　数据显示，1998年最大的第六次洪峰在宜昌的流量为63600立方米/秒，未经任何拦蓄流至沙市时减为53700立方米/秒，致使荆州出现溃堤的危险。人们以此推测，若此次的7000万流量不经三峡拦蓄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据张根喜介绍，今年汛期荆州设防1468公里，仅4处出现问题，并无重大险情，与1998年巨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董晓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峡在此次泄洪中对于荆江的保护作用极为明显，“三峡闸门稍稍动一下，就让下游避免了至少上百亿的损失”。

　　不过事实上，自1998年后的10多年间，国家投入50多亿加固荆州堤防，上千公里的大堤普遍加高了1.5米至2米，加厚了3到5米，完成土石方1.8亿立方米，若垒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围墙可绕地球4圈半。

　　此次洪峰能顺利通过荆州，水文等部门提供的精确数据也起了关键作用。三峡集团总经理陈飞曾向媒体透露，三峡集团的测控系统已覆盖三峡上游60%的流域面积，加上其他测控系统的支持，上游水情测控已达80%覆盖率，可对未来3天的洪水实施精确预报。

　　赵云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峡通过气象预报，根据几率计算可确定降雨量，为决策提供精确支持。

　　而在1998年，水文采集手段较为落后。长江委荆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局长许弟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一天三四次乘机动船到江心采集数据，通过电台把汛情数据报给水情分中心，再一级级向上报，最快也要四五十分钟。如今，水文站实现了118个中央报汛站从数据采集到报汛的自动化，采集的数据即可迅速交给长江委和三峡梯调中心。

　　理顺调度机制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是管理长江流域调度的“大脑”，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任总指挥。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一直由荷兰人担任，因为“荷兰在最下游，上面搞不好，他最倒霉，他也就最积极主动。而若荆州出问题，受冲击最大的还是湖北”。

　　长江干流流经荆州483公里，占湖北省的45.5%，占整个长江中下游17.4%。荆州现有长江干堤868公里，占全省55.7%，占整个长江中下游24.3%。正因如此，长江防总的总指挥由湖北省省长担任再合适不过，而李的前任正是现在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

　　但在翁立达看来，谁当总指挥并非根本问题，而是要在调度上形成机制。比如像汉江、嘉陵江跨多个省区，均设有专门防汛机构，由长江防总统一调度协调。但这种调度涉及到发电效益的问题，对于已经建成的水库，按照防洪法执行，但对于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或许会出现调度问题。“水就是电，电就是钱，钱就是企业的利润。来了洪峰，你让他放，结果后面不下雨了，他怎么办？”

　　除此之外，上下游的调度配套制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三峡上游的向家坝、溪洛渡、白河滩、乌东德等水电站正在与三峡形成配套调度，其防洪效果更加显著，对于像今年重庆的状况也会有改变。

　　假若调度机制上无法理顺，也会造成麻烦。翁立达举例说，2008年三峡蓄水到172米时，上游开县正在建一座生态调节坝，只差数月即将完工，但水库蓄水淹没了这个还未竣工的大坝，耽误了工期。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当大坝泄洪时。“面对洪水，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要求，这都是正常的。长江防汛体系不是一个三峡，而是由干流和支流水库群，分蓄洪区等组成，长江江水有流域性和区域性。这就要求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长江防总来统一平衡。”同时，长江上的五大巨头，大唐、华能、华电、国电、三峡利益的统筹也是协调的重要内容。

　　如今，让翁立达忧心的是，干流与支流上无序建坝对环境的影响颇大。“建坝可以，但要好好规划，否则矛盾会越来越多。长江没有蓄到过175米，今后蓄不满水是正常情况，蓄满了才不正常。”翁立达认为，这种集中式建坝是受前苏联水利模式影响，“充分利用每一米水头”，“现在俄国老师都不这么干了，我们中国学生还在这么做。”

　　无论如何，三峡并非救命稻草。长江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三峡大坝上游有100万平方公里，下游80万平方公里。所以，仅仅靠一个三峡工程肯定不可能承担整个长江流域的抗洪。易光曙在1999年的一篇总结1998年洪水的文章中即指出，三峡工程对于荆江的防洪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是有限的。“不能把荆江防洪安全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三峡工程，这是要误事的。”

　　其实，三峡的防洪功能体现在对上游来水的控制，而对于下游流域性洪水只能起到间接的影响。尽管最近武汉吃紧，但翁立达认为，如果没有三峡和丹江口水库，武汉现在的局面会更糟糕。

　　在易光曙看来，三峡工程解开了两湖百姓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备受洪水折磨的荆州百姓不再有“荆州不怕干戈动，只怕南柯一梦终”的担忧。

　　翁立达说，尽管自己从1979年做三峡环境测评时，就认为建坝利大于弊，然而，近几年长江水生生物的现状令他忧心忡忡。因水势变化，一些珍稀鱼类渐渐消失，而他也一直为此而积极奔走。

　　在翁立达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对白鳍豚雕像。如今，白鳍豚在长江已消失数年，翁立达望着这对雕像感叹不已：如果白鳍豚真是在我们这代是手上灭绝的，那会是巨大的遗憾。  ★

　　(实习生沈茜蓉、熊一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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