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32年后的影像余震

　　23秒的惊天大地震。天塌地陷后，心灵的裂缝，远不及城市的伤疤愈合得那样快

　　文|《小康》记者 罗屿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