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云南为轴，连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三大经济力量，带动大西南甚至大部分大西北地区腹地，有可能在广阔的印度洋地区形成一个更大的亚洲新兴贸易圈。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只要经济全球化进程仍然在推动世界的融合，只要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富足的渴望不灭，下一个十年我们无法轻易否定实现这个构想的可能性。

　　《瞭望》文章：云南大通道

　　近期，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在其回忆录《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披露，西部大开发之初，一次会见香港企业家李泽楷，“小超人”向曾培炎表示，希望为西部大开发作些贡献，提议由他资助聘请国外著名专家作些研究，并推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半年后，萨克斯研究出的结论是：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死水倒流”的工程，很难实施。

　　十年过去了，此后又多次来到中国西部继续调研的萨克斯，想法开始改变了，其印象最深刻之一，就是中国的“沿边开放”政策。以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经贸增长为例，贸易额从2000年的57亿美元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570亿美元，其中与印度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今年预计的600亿美元。这不但超出萨克斯的想象，更超出了中国决策者的想象。

　　201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际，决策层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我国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为西部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提供了新契机”，并提出了新的战略思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设国际陆路大通道，构筑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新格局。”

　　这其中，经济战略意义最深远的就是，面向印度洋的西南开放和南亚国际大通道建设。这意味着，以云南为轴，连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三大经济力量，带动大西南甚至大部分大西北地区腹地，有可能在广阔的印度洋地区形成一个更大的亚洲新兴贸易圈。

　　当然，这个区域经济合作的宏大构想，仍然面对着“前方的”挑战和障碍，有来自落后的云南基础设施，有来自大西南一盘棋的规划协调，更有南亚国家复杂微妙的地缘政治影响等有待倾力破解的难题，但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只要经济全球化进程仍然在推动世界的融合，只要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富足的渴望不灭，下一个十年我们无法轻易否定实现这个构想的可能性。(文/健君)

　　南亚大通道启程

　　南亚大通道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大胸怀下的产物，云南作为中国沿边发展中开放条件最好的战略高地，需要更大的气魄和胸襟肩负国家战略重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王仁贵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都蓝市城，正在作凿空之旅的汉使张骞竟然看到了来自祖国西南的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解释说：“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身毒国所在就是今天的印度。

　　已在西域游历了整整十年的张骞作了大胆的地理推断，“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的张骞建议打通西南夷道，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建议，命蜀郡、犍为郡派使者分别从駹、莋和邛、等四路并出，前后十余年期望打开通往南亚的官方通道。

　　如果展开亚洲地图，即使历经两千年沧桑，当代人也能够理解汉武帝开辟南亚贸易通道的经济价值：从海路而言，通过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比从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缩短5000公里路程；从陆路而言，从云南进入缅甸北部，穿过印度恒河流域，到巴基斯坦绕阿富汗进入中亚，全线海拔绝大部分在1900米以下，一年四季都可实现畅通无阻，辐射人口多，运输成本低，其他通道难以比拟……可以说，自古以来这就是一条左右逢源的全球化商道。

　　事实上，据古文字学家季羡林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巴蜀先民已经走出了这条通往南亚被称为“蜀身毒道”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富饶的成都平原为起点，经过云南进入缅甸再到印度，进而远达中亚及欧洲。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最新考古发现，这条国际贸易通道甚至远溯商代。

　　宋明之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西南丝路渐趋衰落。然而，古道上的民族迁徙、商业贸易、宗教传播以及军事活动从未中断过，至今仍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沿古道干线修筑的连接中、缅、印三国的“史迪威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在抗击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聚焦这条沉寂数百年的国际贸易通道。2009年7月下旬，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后指出，要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010年6月底，在西部大开发十周年之际，中央正式提出建设南亚出境通道。在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文件中，16处提及云南发展和南亚出境通道建设，在诸省市自治区中为最。

　　7月12日至20日，在《瞭望》新闻周刊赴滇调研的同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全国人大办公厅和国家46个部委、企业，160多人组成的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围绕此战略命题深入云南调研。

　　据调研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介绍，调研围绕“西南开放的优劣条件、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基础设施和战略通道建设、产业发展和布局、社会事业发展和兴边富民、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等诸多课题展开，目的就是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复活这条古老而伟大的“西南丝绸之路”。

　　南亚时刻

　　“打通南亚国际通道，最初的原因还是源于‘马六甲困境’。”一位高层智囊人士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为了缓解增长迅猛的亚洲贸易运输压力，“南亚通道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范畴内的概念。”

　　就世界经济而言，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航道，承担着全球贸易1/4以上的货运量，每年通航10万多艘船只，成为仅次于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的世界最繁忙海峡。

　　然而海峡宽度较窄，且泥沙淤积导致海岸线每年伸展60米～500米，运力日益窘迫。一次普通的沉船事故，可能就会让马六甲海峡至少停运一周。同时，还深陷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安全威胁。据有关专家预测，如果采用自杀式方式，攻击一艘装满几十万吨原油的油船，可以使马六甲海峡关闭一年以上。

　　就中国经济而言，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马六甲海峡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迅速飚升。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80%和全部进出口货物的6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据测算，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六成是中国船只。中国的贸易和石油安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马六甲海峡的状况，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

　　这位研究人士就此指出，从这两大角度而言，以马六甲海峡为核心的海路，已经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繁荣的需要，“必须开辟新的国际贸易新航线，在更大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在内的亚洲欠发达地区的市场，推动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拓展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在他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亚地区以及所面对的印度洋，“决不仅仅是一条新海路的开通，而是未来亚洲繁荣新动力之所在。”

　　近日，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南亚经济形势报告2010》预计，南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长率为7%，明年则可达到近8%，成为继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之后经济增速第二的地区，“南亚地区抵御全球经济震荡的能力远远好于预期。在所有地区中，南亚经济在危机中降幅最小。”

　　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孔灿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具体指出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异军突起，“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外贸增长放缓走平，但和东盟、南亚、中东、非洲的增长大幅加快，今年上半年以来呈现出40%～50%左右报复性增长，其中与南亚增长超过30%，尤其是与印度增速高达55%。”

　　“目前，中国至少1/3的贸易量通过印度洋，之后可能2/3的贸易要通过印度洋来实现。印度洋将在我们国家的未来经济国际空间扩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孔灿认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市场出现大的格局变化，“过去以太平洋为主的贸易格局，正在逐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并重的局面演进，甚至印度洋的贸易增长会越来越快。而从云南开辟通往印度洋的贸易通道，是大势所趋。”

　　当然，最具想象力的还是中国将其未来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西南开放，逐步推动其广阔的内陆——大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与南亚经济合作衔接起来。这将形成一个面积近1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9亿的“超级市场”，而且还拥有全球最具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的两个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

　　云南的“光荣与梦想”

　　任何人只要站在云南这块高地上环望四周，就能感受到其充满张力的区位优势。

　　作为内陆高原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占云南全省总面积的94%。区内高山深谷相间，山川湖泊纵横，横断山脉、哀牢山群、乌蒙山系高耸入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奔腾湍急，6700米高差形成的遍布全省的大峡谷，这一切严重制约云南与外部的交流和交往。

　　但同时，正如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的形象比喻，“云南像一颗七彩明珠，镶嵌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北接巴蜀，东连湖广，南下中南半岛，西出印度，“具有开展陆路对外开放的良好区位条件。”西南丝绸之路造就了古代史上开放和鼎盛的云南，并使历史上的云南在许多时候成为中央王朝的经济支柱。

　　秦光荣以元代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为例介绍说，当年云南上缴金锭居全国之首，上缴银锭占全国1/2，上缴铜则占全国100%。此外，滇盐、滇锡、滇茶都曾成为朝廷的命脉之所系。因此，自古以来，云南一直作为经济重镇，领开放之先声，直至近代。

　　比如，1903年开辟的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抗战期间修筑的滇缅公路及中印公路、驼峰航线、中印输油管道。这些开创性国际通道，使云南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以缅甸仰光和印度加尔各答为出海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了当时云南经济社会空前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聚集的财力，一度和上海、江苏、广东一起被誉为共和国财政“四大家族”。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初，云南的边贸在全国仍然首屈一指，火爆程度不亚于当时的四大特区，云南机电产品制造能力甚至比广东还要强。孔灿告诉本刊记者，落后就落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加入WTO后，通道建设的滞后，开放条件的滞后，差距就越来越大，“去年人均GDP又落后一位，已经掉到全国第24位了。”

　　如何扭转继续坠落的局面？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区域合作处长杨晔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车志敏讲过的一个以色列寓言故事，“瞎子打灯笼，别人问，你看不见路为什么要打灯笼，他说我不是照我自己的路，而是为了别人发现我自己。”在这位谙熟云南过去三十年开放探索的政策研究人士看来，这和云南的开放形势是一脉相承的，“云南的对外开放，不只是打起灯笼给自己照路，而是让别人发现自己。”

　　为此，过去20年，云南为了让世界发现自己进行了令人唏嘘不已的艰苦探索。

　　一省力推两大国际合作

　　杨晔说，前十年，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云南主动提出开拓与东南亚国家的开放与合作，“我们提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后来得到亚洲开发银行的认可。1992年，亚行牵头组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此后，云南省一直代表中方参加和推动此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

　　2000年前后，越来越成熟的GMS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令人意想不到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2002年11月初，GMS和中国-东盟会议一起在金边召开，朱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杨晔认为，GMS对于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有了云南在GMS上的探索和铺垫，才有了中国-东盟‘10+1’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

　　然而，2004年，中国-东盟“10+1”合作的一个重要实体成果——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新世纪之初才参与进来的广西获得了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权，让云南方面倍感失落。这也让云南认识到，“云南的对外开放要引起国家的重视，必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事实上，为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云南省在上世纪末又开始推动了一个新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云南政府研究部门产生了一个更加宏伟的构想，面向南亚开放，建设第三座亚欧非大陆桥建设的可能性。

　　杨晔回忆说，1998年11月，车志敏代表云南省发展研究中心率团去印度参加中印地区经济合作研讨会，提交了《建立中印缅孟次区域合作区》的论文。此时，距印度核试验过去不足半年，中印关系处于困难期。但没有想到车提出的这个主张，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赞同。

　　“参会的大部分学者都希望加强中印合作，不希望把中印矛盾扩大。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还有一位印度的外交部副部长。”云南方面反应很快。杨晔介绍说，回来后就把情况向外交部和省政府报告，提出中印缅孟次区域合作将是云南省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契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大力度对南亚开放。

　　次年8月，在外交部和云南省的大力支持下，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也即BCIM)。四国学者和官员出席了会议，并最后签署了“昆明倡议”。至今，这个正在从民间层面向国家层面演进的区域合作组织，即将在今年11月份举办其第九次经济论坛。

　　可以说，为了“照亮自己”，云南方面几乎是想尽办法，以其西部落后省之力，力推两大国际区域合作，为全国所罕见。甚至，在BCIM之初，云南方面就试图借鉴“上海合作组织”，在昆明建立国家层面的“昆明经济合作组织”。尽管因周边国家关系局面复杂，此举未有突破，但采访中，许多专家学者对云南这种积极进取的雄心和精神敬佩有加。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为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令其印象深刻的故事：云南省保山市为了推进中缅印陆路大通道，依靠自身薄弱的财力，2007年就修通了腾冲到缅甸密支那的国际公路，并已经勘察完毕谋划修通密支那通往印度的二级公路，准备“复活”已经废弃半个多世纪的“史迪威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