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资本的入疆抉择

　　新疆大开发的政策指向为资本入疆打开了通路，但民间资本对于投资前景的疑问却从未停止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

　　2010年7月22日，新疆山西企业家联合会会长马克接到几千里外山西老家发来的短信。山西晋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在短信中告诉他，近期将来新疆投资，并委托马克尽快组织当地政府来晋煤集团考察企业实力。

　　在马克的引荐下，晋煤集团已于2009年与新疆签订了两个投资协议，分别为塔城煤制气项目和阜康煤层气项目，协议投资额几十亿元。但彼时正值山西煤炭工业整合高潮，晋煤集团管理层人士变动频繁，进疆协议被搁置数月。这次晋煤集团高层的明确表态，意味着投资新疆的计划最终敲定。

　　这仅是各路产业和资本蜂拥入疆的一个微小缩影。

　　据晋商、粤商和浙商三大在疆商会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供的数字：山西煤炭工业转移资金号称“几千亿”；广东仅在疆商会会员单位今年追加的投资，就接近80亿元；浙商目前在疆有25万人之众，且来疆考察人数不断增加。而类似的地方商会，目前在新疆至少已有14家。

　　“援疆”探路

　　晋煤入疆并非冲动。

　　在晋商眼中，新疆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42%，有2.19万亿吨，绝对可以承接山西煤炭工业产业转移、实现山西煤老板资产“搬家”的心愿。

　　以新疆为基点，放眼周边邻国，潜在商机更大。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马克已订好当晚去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他说，那里煤炭开采技术相对落后，在当地只要投资一些设备，就能换取股份甚至是控股一个厂矿。目前，马克的同乡中已有一些先行者尝到了甜头。

　　除晋煤集团以外，其他山西煤炭业巨头也纷纷向新疆进发。在新疆五家渠市和昌吉州阜康市，潞安集团已开始投产，同煤集团正在积极布局，焦煤集团则欲单独拿下30平方公里工业园，由其自主安排产业布局。

　　五家渠市和昌吉州阜康市也是山西省对口援疆的工作点。山西省每年将从财政中拿出2.2亿元资金，用于这两座城市的更新改造和生态农业建设。目前，山西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已经成立。山西省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已出任昌吉州常务副州长。

　　在马克看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的19个省市对口援疆“是政府行为”，“真正需要拉动的，是产业(资本)和资源优势的结合”。

　　按照山西省对口援疆的工作思路，马克所领导的新疆山西商会也被编入援疆序列，主要负责为本省企业来疆投资探路。于是，一条“政府对口援疆、商会穿针引线”的产业资本进疆路径悄然形成。循着这条路径，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中闲置下来的数千亿资金直达新疆“煤海”上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新疆南疆、北疆采访时发现，在各省市对口援疆点，“同乡企业”集中的现象颇为明显。山西省对口支援的五家渠、昌吉州等北疆地区，成了晋商的大本营；山东省对口支援的喀什地区疏勒县，成立了南疆齐鲁工业园，山东籍入园企业超过半数；浙江对口支援的南疆阿克苏地区，成立新疆浙新工业园、承接浙商产业转移的想法也在酝酿。

　　对于这种现象，山东籍援疆干部、喀什地区疏勒县县委书记陈泽浦解释说：“援疆资金应发挥引领作用和撬动作用。”

　　马克说，他最近看到一个“官方数字”，全国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累计达1750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达2.2万亿元。“这些资金将全面推进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投资步伐，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

　　投资信心

　　《财经国家周刊》在南疆采访时了解到，地方基层干部兼顾稳定与发展，工作思路也力求突破。

　　疏勒县南疆齐鲁工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马宏建告诉记者，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他们努力向能促成资源优势就地转化、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农村收入的产业倾斜。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盛产铁矿的英吉沙县，过去铁矿粉直接运出，留给当地的仅仅是采矿收入和运输费用；现在，马宏建提出在疏勒县设立铁矿粉加工企业，将矿粉加工成铁珠。仅此一项，每吨矿石就提高附加值300元，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税收和就业。

　　在自治区一级政府层面，这种理念更被反复强化。

　　这也令投资者们的信心得到巩固。

　　曾经停工了3年、荒草丛生、流浪狗驻扎的喀什中坤大酒店，工头在“放了三年长假”后又重新回到工地。中坤集团当地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坤已启动第二轮南疆旅游投资攻势，未来5年，投资额趋近8亿~10亿元，最大单体投资项目——喀什市土曼河休闲度假广场已经恢复开工。

　　在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看来，曾经一度萧条的南疆正渐渐恢复生气：从今年3月中央启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举全国之力支持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后，一波又一波的中央部委考察团、援疆干部考察团和各路投资客、背包客正从天南海北涌入新疆。他开始重新坚定以前的投资判断——“十年以后，南疆会成为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新疆疏勒县新森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高平是四川商人。2008年到位于南疆喀什的疏勒县投资办厂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多灾多难”。先是建厂施工时发现地基沉降，多追加了2000万元投资；后赶上库车“8.10事件”(2008年)、乌鲁木齐“7.5事件”(2009年)、喀什“8.4事件”(2009年)，造成公司“300名工人走剩下不到70人”。

　　现在，李高平也盘算着再搏一把。由于各地“援疆大军”对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抗震安居房的巨大投入，南疆地区水泥和砖已呈“脱销”之势，“企业还未开工，订单就已上门”，当地却还没有上规模的水泥企业，所以他正准备趁早动手。

　　民资伺机而动

　　更多的民间资本也在寻找入疆的最佳时机。

　　“拿着钱，等着投。”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田晓东言简意赅地概括他目前进疆投资的心态。

　　田晓东所在企业为地产富豪朱孟依家族背景，资金实力雄厚。3年前，公司就开始在新疆吐鲁番、阜康地区勘探找矿。“一个钻孔下去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元，而且还不一定找得到煤。”企业先后投入近1亿元的勘测费用，总算完成项目选址。然而，接下来近4个亿的投产费用却让他有些迟疑。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项目审批手续报给当地政府后，迟迟未被批复。田晓东说原因是当地政府更倾向于央企、国企背景的资本进入。田晓东企业的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但在当地官员眼中，“只有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才是大企业”。

　　虽然在自治区一级政府层面，田晓东的项目已被写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但“地方上的能源矿产领域到底会不会对民营资本放开”，在他心中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最近，风向开始改变。

　　多位受访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反映，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变化是，新疆过去在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上经常提及“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最近却很少提了。“发展非公经济”、“资源优势就地转化”成为新的“热词”。

　　这种发展思路上的调整，与一个棘手的现实局面密切相关——大企业、大集团“圈地”现象。

　　新疆山西商会会长马克认为，大企业的“圈地”问题已使新疆能源产业发展面临两难境地：“资源一旦被圈占，真正想干的人进不来，不干的人却待价而沽。”

　　据马克了解，这一现象已引起自治区领导层高度关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新疆将要成立一个“能源委员会”。按照马克的理解，这个能源委员会的职能是专门协调配置资源。

　　6月22日，张春贤召集14个驻新疆的商会会长和外地驻疆办主任，带他们去乌鲁木齐大巴扎(集市)考察，为他们描绘新疆发展前景，鼓励民营企业坚定在新疆的投资信心。

　　会上，张春贤举例说：新疆独山子地区一个总投资额高达上百亿元的乙烯工程项目，才解决了不到600个人的就业问题。这个例子向外传递的信息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发展与稳定并重”，同样要依靠民营经济。

　　新的治疆理念，让犹疑中的民营资本兴奋且紧张。“目前政策预期没有问题了，就等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比如，‘三免两减半’的税收优惠具体惠及什么行业？”新疆浙江商会会长葛永品说。

　　“投产”前的徘徊

　　虽然入疆资本规模巨大，但直到现在，真正落地投产的仍然只是少数。

　　与东部地区相比，新疆较为落后的基础条件是一块阻路石。

　　比如，新疆虽然号称“煤海”，但是距内地路途遥远，铁路运力明显不足，煤炭出疆尚存梗阻。

　　马克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供了两组对比数据：新疆2009年原煤产量8700万吨，2010年预计达1亿吨；山西省2009年原煤产量6.15亿吨，2010年预计突破7亿吨。

　　同时，新疆目前的煤炭价格仅为几十元一吨，山西煤炭坑口价就可达500元至600元一吨。如此悬殊的价格差异，症结在于运输成本。

　　“新疆要想发展煤炭工业，首先要大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铁路要尽快修出来。”马克说，虽然新疆目前已开始修建第二条客运铁路，并计划将原有的兰新线改作煤炭运输专线，而且还规划了乌鲁木齐至北京11个小时的动车组，但这一切成为现实至少要到“十二五”规划末期，也即3~5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差，恰是让目前各路进疆资本先扬后抑的“根子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导致——在油气、煤炭等能源行业，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在新疆的“圈地”远大于“投产”。

　　此外，土地、产业链配套和城市规划等问题，也在困扰资本落地新疆。

　　新疆广东商会会长翁旷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广东商会正筹划举全商会之力，在新疆建设一座可以联通新疆和广东、辐射中西亚的商贸物流基地。但目前在城市建设用地和产业规划配套方面，亟待政府拿出对接方案予以支持。

　　在浙江省对口支援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新疆浙江商会会长葛永品表示，有关建立“新疆浙商工业园”的计划目前仍仅停留在纸面讨论中，原因是地方政府还没有考虑清楚产业结构布局、产业链聚集配套等深层次问题。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某浙商家纺企业此前曾在新疆石河子地区设厂，虽然可以享受到当地原材料(棉花)采购的便利，但是纺出纱以后，印染工艺还要拿回几千里之外的无锡才能解决。

　　在葛永品看来，如果产业链聚集效应没有解决，新疆承接浙商产业资本转移的时机还不成熟。

　　与基础条件相比，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企业还有些观望。

　　在“平均每星期安置一个投资项目”的喀什地区疏勒县南疆齐鲁工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马宏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入园企业有156家，其中90家已经投产，余下的目前还在等待观望。

　　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听说这里要建经济特区，特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有哪些优惠政策？”这些问题曾让马宏建一时语塞。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及，将在喀什等地“设立经济开发区，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此语旋即被媒体广为转述，逐渐演变为“喀什特区”、“南疆特区”。

　　随后，在地州、市县一级的落实工作会议上，马宏建数次听领导提及“中央给了55条政策(一说53条)”，但始终不知具体是哪55条，也始终未见有正式文件下发。

　　当地一位援疆干部告诉记者，经济特区一般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即所谓“三免两减半”。但这项优惠具体覆盖哪些产业，是否对新老企业一视同仁，都需要明确。“如果税收优惠只针对新办企业，那么老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关停目前项目，重新设厂以获得政策优惠。”

　　但是，直到现在，这些政策仍未敲定，大量入疆资本因此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