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入园难”背后

　　教育不是孤立的现象。幼儿园“入园难”的背后是教育主管部门在用一个成型于20年前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应对着远远超过它管理权限的户籍问题，人口流动问题，土地资源问题……

　　记者◎陈晓 实习记者◎林楠

　　条子生的变迁

　　在传统舆论里，“条子生”曾经作为暗示社会不公的敏感词，代表着权力阶层对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摄取，但2010年，“条子生”的含义在幼儿园入园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从公办园到民办园，从高价园到平价园，都被远远超过接收限额的“条子生”所困扰。一所民办平价园的园长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幼儿园的报名生源已经排到了后年，但还不断接到各种渠道的条子，希望能“插队”入园。教委甚至也是条子生的来源之一。今年不同的情况是：“条子生”甚至还正式化了：“我去教委开会，他们会把不同的入园需求像公文一样整理在一张纸上给我。我们一共有3家连锁幼儿园，条子上面列出了推荐人和想进的那所幼儿园名字，都一一对应排列好。”

　　铁艳红是北京第二幼儿园的园长。这家幼儿园是公立园中的平民园。2004年从学校资源最集中的景山地区迁到了雍和宫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就是东城区为了分散优质教育资源，达到公平教育的一次尝试。第二幼的直接生源对象就是胡同里低矮平房中的老街坊，还有慢慢渗入这个北京最古老、最平常居住单元中的外地人。二幼外观朴素，办园特色也不是双语、音乐、美术、歌舞等艺术才艺的培养，而只是“着重于对孩子社会行为规范的培养”。这是幼儿园最基本的功能设置，但仍然免不了被“条子生”问题困扰。“以前幼儿园的老师也有权利介绍一些相熟的关系入园，但现在由于生源实在太多，这个入学渠道已经无法满足了。”铁艳红告诉本刊记者，单是街坊邻里的入园需求就让她有点招架不住。幼儿园对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天天追着她要求孩子入园。铁艳红想尽办法，才挪出了一个名额，但二幼的供需缺口远远没有填平。

　　条子生已经完全超越了社会舆论一贯认知的权力阶层，而成为社会所有阶层都在参与的竞争。家长们用尽自己的渠道，试图让孩子能顺利地站上一条优质起跑线。在铁艳红的记忆里，激烈的入园竞争从2007年开始就明显起来。二幼可容纳的幼儿量是240人，其中每年招两个小班，一共60人。但2007年，“报名就来了300个孩子，没办法，我们扩了一个小班，多招了30人。”但情况并没有因此缓解。2010年是入学需求爆发性增长的一年。一般幼儿园的报名时间是每年的三四月份，2010年，在一些入园心切的家长要求下，二幼春节后就开始接受报名登记，“过完节两天，就登记了260个孩子。我们吓得赶紧停止登记”。

　　据官方资料显示，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如此庞大的供需缺口，让条子生不再是某个阶层特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入园。

　　学前教育的起点

　　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爆发的入园难就是供需失衡，供应不足。但供应为何不足？要解释这个简单结论的产生原因，需要从审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起点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告诉本刊记者，学前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妇女要离开家庭参加社会劳动，学前教育应运而生”。因此，服务性是学前教育的起点，幼儿园的基本功能是托管服务，以解放妇女为工业社会贡献生产力。而从教育学的角度，学前教育对影响孩子的智力成长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告诉本刊记者，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将学前教育年龄段的孩子，上过幼儿园和没上幼儿园的进行比对，在智力开发，对知识的掌握上并没有明显差别。民办教育机构汇佳的董事长王志泽也告诉本刊记者：“在WTO的规则中，教育业被列为服务贸易，这就表明了这个行业可以具有买卖关系。”学前教育以托管服务为起点，更加决定了“服务的提供方可以通过自己提供服务的优劣收取费用。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中仅有个别把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如招收5～6岁的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而不是全部，而且大都是由社会兴办而非政府包办”。张燕对本刊记者说。

　　但新中国的学前教育却是在全能政府的背景下展开的。为了保证所有力量集中起来，为快速建立工业社会服务，新中国的政府功能设置模仿了苏联的全能政府。学前教育虽然从未被明文列入义务教育范畴，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居民就享受着相当于义务教育的学前待遇。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第一次大办幼儿园”。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第一轮大办幼儿园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具雏形。70年代初，范佩芬从师范毕业进入崇文区教委学前科工作时，“整个区就有150多所幼儿园，而且各种形式的都存在，公办、厂矿办、企事业单位自办……有一个很完备的网络”。位于景山区的一个社区可以作为当时学前教育的一个缩影。“一个社区内，就有5家幼儿园，1家公立幼儿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1家财政部自办的幼儿园，还有位于胡同里的3家街道幼儿园。”铁艳红告诉本刊记者。

　　在类型众多的幼儿园中，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幼儿园并不是主体，“企事业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的比例最大”。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其中数量众多的街道幼儿园还有一个名称：“五八式”幼儿园。“这是大跃进的遗留产物。当时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都要参与社会劳动。”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张燕告诉我们，传统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是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后，根据妇女离开家庭的就业需要而自然产生。而在中国，第一个幼儿园发展期的特点却是当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妇女已经在行政命令的号召下，大量离开家庭。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兴办幼儿园大潮，实际埋下了幼儿园在此后90年代出现供过于求的隐患。

　　除了幼儿园的数量和类型众多外，幼儿园服务包括的内容也非常完备。“理发、洗衣服、洗被褥都是幼儿园承担，甚至幼儿园的孩子生病了，也是由园里进行护理。”北京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教育性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经费限制，“一开始用的教具都是绒布的，以教师手工自制玩具为主”。范佩芬对本刊记者回忆。以服务性为主，教育的硬件条件拮据，因此在学前教育建立之初，专业教师的用武之地并不大。在教育界，学前教育也是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领域。范佩芬本来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数学专业，在校时成绩优秀。她毕业后从事幼教工作，还让当时的同学们有些不解——“一个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却去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幼儿园，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第一次大办幼儿园的起点，看起来和今天的学前教育有很多的不同：服务性相当周全，但教育性偏弱，属于教育领域的下层。数量众多，甚至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却区域有限。“看排序就知道，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幼儿园，都在东城区。”铁艳红说。

　　80年代：幼儿园的鼎盛期

　　崇文区第三幼儿园也是第一次大办幼儿园阶段的产物。它建于1959年，但整个幼儿园规模的最终成型是在1986年。“1959年初建时，园里就东边的一座楼，6个班。到1986年，出现一轮新的生育潮，入园需求增加，就在园区内增加了一座楼，扩建为12个班。”范佩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