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条管不如一条共同沟

　　城市管理专家束昱与耿土锁一致认为，设立地下管网信息库与共同沟，进行集约化管理，是最佳的选择。而这，在中国还刚刚起步。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规划上的短视、地下管网铺设的各自为政、管理的混乱以及利益衡量上的急功近利，导致中国城市地下管道隐患严重。未来城市地下管网该如何发展？城市管理专家束昱与耿土锁一致认为，设立地下管网信息库与共同沟，进行集约化管理，是最佳的选择。而这，在中国还刚刚起步。

　　政府规划的短视

　　南都周刊：据统计，北京市大型水管崩裂每4天1起，南京市平均每天发生爆管事故30多起，如此频密的管线安全事故，主要是由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耿土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下管线种类骤增，而政府部门为了出政绩，一味赶工期，经常一两年之内只在道路的地下排自来水管。然后再通过二次、三次开挖，铺设污水管和电力、电信空中降落线。频繁开挖再加上规划滞后，自然就提升了事故风险。

　　束昱：南京7·28事故主要是违规操作造成的，我认为违规操作占管线事故发生原因的八成。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缺乏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相关人员的安全教育也很薄弱。

　　南都周刊：城市地下遍布的管线有哪些？市政管线和化工等原料管线的规划、设计、管理是分离的吗？

　　束昱：城市地下管线按大类，可分为民用、军用和工业类。民用类管线包括电力、通信、煤气、天然气、供暖、上下水和雨水(统称“两污分流”)，以及小型的输油管道。还有区域间的工业类管道必须通过某个城市的中心城。但是，目前城市当中的市政管线和能源、工业类管线的铺设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一般属于重大工程项目，需要有醒目的标识，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标识。

　　耿土锁：在城市管线规划中，理论上并没有将原料管线包括进来，通常假设它们都是在厂区的范围内，比如7·28事故的管道所有方之一金陵石化。但客观上，老工业地带厂区和生活区交错，形成了所谓的“夹心饼干”地区，需要市政部门和企业实施“双重管理”。

　　南都周刊：城市地下管线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排除安全隐患？

　　耿土锁：从规划的时候起，就应该预留地下管线的扩充空间，做到“远期规划，分期实施”。从原理上讲，城市地下管线规划应该着眼于未来二十年，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官员追求在任期内出政绩，三年的建设总量往往要超过过去的60年。

　　通过招商引资，工厂进来，纳税上来，政府才有钱投入市政建设，并且往往通过最低价中标的形式进行政府采购。诸如地下管线这些看不见的公共设施，则追求投入最小化，在这一点上，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是一致的。

　　束昱：在一个城市快速扩张的时期，大型的工业厂房搬迁，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区域，进行城市再开发，需要事先作好地下管网的普查和清除。把遗留的问题处理好，才能与开发商进行交割。

　　分散管理的混乱

　　南都周刊：过去20年中，全美地下管线系统损坏事故中，有三成以上是因挖掘不当造成的。你认为加强地下管网的安全风险控制需要做些什么？

　　束昱：在城市规划中，地下市政公用设施被称为“六大分享系统”之一，应该根据城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考虑哪些城市管道可以采用集约化管理。现在的问题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铺设新的管线，其中既有管道的移位，也有相同管道的并合，最理想的就是采用共同沟。

　　耿土锁：要通过建立城市地下管网数据库，尤其是加强对手工设计管线的勘察，因为设计位置与施工位置存在米差，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数据库也存在着不规范的问题，并且由不同的管线所属部门分割管理，很难起到实效。因此，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统一管理，纳入统一的数据库。

　　南都周刊：据称，我国已经建立了地下管网数据库，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束昱：国家建设地下管网信息库，关键问题是数字化是不是等于信息化？根据建设部颁布的《地下管线档案管理办法》，我们现在都有城市地下管网资料的归档，但关键是要搭建一个共建、共用、共管的平台，不断进行数据的汇总完善。

　　目前的数据库都属于单一的管网系统，上海市建立的地下空间数字化信息平台则是出于特殊的背景。最近十年，上海为了向“数字化城市”的方向努力，有专门的科研经费来支持该平台的建设，将地表以下的管线设施和建构物两大类信息数字化，新、老数据汇集在同一个平台，不断更新动态数据，在市、区、街道等不同的层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南都周刊：国内目前在共同沟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

　　束昱：目前上海的共同沟有四条，国内现有的共同沟有10条以上，总里程有上百公里。其实天安门广场下老早就埋设了共同沟，在中国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意识问题、法规问题。

　　共同沟主要建设在代表未来城市的核心区，在建成之后避免道路的反复开挖，还有集中供暖和垃圾收集功能。另一类是在老城核心区，既有管线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结合道路改造建设共同沟，这类案例在国内不多。

　　此外，在日本东京、大阪还有为了建构城市地下“生命线”的骨干系统，以共同沟为城市信息流、能源流供给的主干。目前，国内也有在特定区域结合单一管线系统的改造，比如上海中心城区的电力隧道铺设。

　　耿土锁：南京也曾进行过共同沟的试验，但是最后没有搞起来，归结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谁来出钱，二是建完了也没人入沟。

　　南都周刊：共同沟的造价较高，城市地下管网的成本应该如何负担？

　　束昱：如果说共同沟贵，那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其一是土地空间资源的价值，共同沟只占用五分之一左右的道路地下空间，还有五分之四左右的空间留给子孙后代，怎么算？其二，增加地下管线，每次开挖除施工成本以外，还要影响道路通行效率，又怎么算？其三，所谓“拉链马路”对整个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如何计算？此外，一遇城市道路拓宽，过去的人行道可能变成来日的车行道，路面负载不同，就会影响地下管线的安全。亡羊补牢地施工算不算钱？

　　集约化的阻力

　　南都周刊：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包括轨道交通、地下公共空间、人防设施等诸多方面，地下管网建设在其中处于什么样境地？

　　束昱：对地下管网采取集约化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诸如地铁这样大规模地下市政工程的施工，给城市地下空间的既有秩序带来的影响。而且根据防空法规定，重大的地下构筑都必须考虑防空，共同沟还可以兼作危急情况下的临时疏散干道。

　　耿土锁：地铁作为一项投入巨大的市政工程，通常都会得到相关部门的极高重视和支持，但在地铁施工的过程中，因为勘察不力或者疏忽大意，造成挖穿管道的事故很多。相比地铁这样响亮的政绩工程，花了钱却“看不出”的地下管网没有多大发言权。

　　南都周刊：目前，推行城市地下管网集约化管理的阻力是什么呢？

　　束昱：1994年上海浦东张扬路的共同沟建设，是为了浦东创国际一流现代城市而树立的标本。但对钱从哪里来、怎么用、谁进管道都还没有法规。上海的第二条共同沟在安亭新镇，约五公里长，当时动用了市政配套建设基金，其间产生了所有方的矛盾，现已移交给嘉定区政府。至于松江大学城的共同沟，不到一公里，是为了“争创一流大学城”。

　　日本的第一条共同沟从1927年开始试验，到1963年出台了第一部共同沟管理法。首先明确了姓什么，它是城市道路的组成部分，而城市道路属于公共公用设施；进而规律了谁来管，政府道路管理部门管它的规划、建设、运作；至于钱怎么出，则由政府部门召集所有管线单位，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做方案，并对沿线居民和单位多次征询意见，最后形成共同管沟的规划方案。

　　管线企业和政府共同进行投资建设，再委托专业化的技术管理机构实施，需要有法规和配套的技术标准和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