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引子

　　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是从1980年8月26日算起的，那一天，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整整30年过去，深圳，这个当初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如今已是广厦林立，霓虹璀璨，车流如织，成长为“中国南部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

　　回到更早前一点，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试办贸易合作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的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他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号角由此吹起。人们看到，在其后的30年中，改革英雄有如过江之鲫，开疆拓土，冲锋陷阵，事事敢为天下先，豪情壮举历历不胜枚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袁庚的智囊梁宪转述了袁庚屡屡表达的一个观点：“先行一步”的蛇口在改革开放的作为，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因素，乃是时代造就，“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袁庚曾这样告诉一位为他立传的深圳作家，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一，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

　　二，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三，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佳的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诚哉斯理。这当然不仅仅对应蛇口，放之于深圳的历史，亦是如此。

　　即便这样，回顾、梳理深圳历史，讨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开拓蛇口、建设深圳的那个高歌猛进、激情澎湃的时代，以期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与践行者的“精气神”里汲取营养，造就更为坚实的未来。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报道

　　“英雄老矣，油尽灯枯。”这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在提及父亲近况时，用的一个词汇。

　　袁庚94岁了，正在蛇口安度晚年。袁中印描述说，老人作息无常，有时白天昏睡，有时却在午夜醒来，醒后精神极佳，或是唱歌，或拉着他们做“检讨”，说些过往的旧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云云。

　　“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袁庚近年说过的话，岁月的无情也终于碾至他的身上。按照袁中印的描述，袁庚原本约140斤重的身骨，瘦得只有100斤左右了。若天气晴好，有时，老人也会被抱上车，到街上转转，甚至会在麦当劳里小坐，吃买给他的甜筒。

　　屡屡上门的来访者大多被拒之门外。一个特例发生在与《望东方周刊》记者提出见面的前几天，那是袁庚的老友，一个曾给李光耀做过政治秘书的新加坡人，来深圳后非要见袁庚，袁中印同意了，这时的袁庚已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是躺在床上合影留念。

　　“多伤感啊，还不如不见，”袁中印叹说，而对本刊记者登门拜访的请求，他拒绝了。

　　改革开放“第一炮”

　　时间回到1979年7月2日，这一天，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隆隆”的炮响，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袁庚是1978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总部工作的，这一年，他61岁。隶属于交通部的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由李鸿章创办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委派袁庚到招商局工作的是时任交通部长的叶飞，让他过去“打开局面”。

　　是年10月9日，一份由袁庚以交通部党组名义执笔起草的请示报告，经交通部党组讨论修订后，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这就是《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请示》提出招商局24字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请示》建议：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确定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可以一次批准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那个请示，那样的文字，现在看来极其普通，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太多的人敢讲的。”7月17日下午，在蛇口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里，55岁的袁中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就在前述《请示》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久，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于1978年5月出发，对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等五国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考察，其考察报告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同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

　　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78年10月12日，交通部的《请示》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同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获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上任伊始的袁庚在香港考察，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招商局的船只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很方便。由此，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萌生：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经过调查研究与反复比较，宝安县的蛇口被袁庚看中。

　　1979年1月31日，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获中央批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由此诞生。

　　干出来的“蛇口模式”

　　梁宪至今还能清晰记起第一次见到袁庚的情形，那是1979年7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刚从交通部调往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梁宪作为外派干部进行照例学习，听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作“形势报告”。

　　“过去在内地听‘形势报告’多矣，讲者大多正襟危坐，手执讲稿宣读，即使洋洋数万言，往往自始至终也不外‘大好’二字。”梁宪回忆，“袁庚却站立着向大家作报告，手上并无片纸只字。他身体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时以手势配合语言，面部还表情多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就在这次学习中，梁宪听袁庚讲起了蛇口，袁庚说：“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你们有谁去过夏威夷吗？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样！”

　　此后没几天，梁宪就有了亲临“夏威夷”的机会。这一年的7月中旬，交通部科技局局长高原应袁庚之邀，带领几位专家到蛇口帮助做工业区的发展规划，梁宪一同前往。

　　梁宪回忆，那时，香港与蛇口之间仍无渡轮，因为蛇口没有地方可以吃饭，他们还自带了面包与饮料。船从香港中环政府码头出发，向北飞驰约一个小时后在蛇口“渔民码头”靠岸。“所谓‘渔民码头’，实是半截残旧的突堤，其上既无海关，也无边防检查站，只有一个穿制服的官员站在突堤上等我们，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为我们办理入境手续。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蛇口海关的关长。”

　　工业区指挥部设在紧靠沙滩的一栋小小的两层砖屋内。“那种砖屋有那么五六栋，一字排开，原是蛇口渔民植蚝和剥蚝的地方，”梁宪回忆，“我们在其中一间小屋内开会研究规划，屋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我们只好趴在地上看地图，站着享用带来的午餐。”

　　今年70岁的梁宪，1979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工作，深得袁庚赏识，1979年进入蛇口工业区，曾任工业区管委会委员、董事会董事、培训中心主任，1985年调回招商局集团，1999年退休，现为中集集团高级顾问。中集集团是在蛇口生长起来的著名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7月21日上午，在梁宪的办公室里，他向本刊记者忆起蛇口与袁庚，还手指窗外，说当年蛇口开发的第一炮就是在中集大楼的边上炸响。

　　初入蛇口，按照梁宪的说法，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开发者首先要掩埋偷渡者的尸体。“唉，今天又有‘咸鱼’了。”这是他们经常听到的话。“咸鱼”即指偷渡者的尸体。每到这时，他们便用拴有绳子的竹竿把尸体挑到沙滩上埋掉。

　　袁庚是把蛇口作为一个试验场来打造的。梁宪曾听袁庚说过：“我就是想在靠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来试验一下，看我们共产党人能不能搞经济，能不能搞出像香港那样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