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当然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游街、批斗、关押、监护劳动七年，宣布“解放”了，给点工作做，实际上还是靠边站，直到打倒“四人帮”，我才参加省委。你想想，我能不准备遇到风险吗？不过，这时我已经快60岁了，也无所谓了，舍得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苏联计划经济那条路真的不能再走下去了。别人明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搞成功了向全中国起一个突破的作用，挨整了，我们就说是我自己搞的，要杀头就杀我吧。

　　从多少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我知道很多事，知道会有很多的阻力，甚至遭遇到重大的打击。我很喜欢《孙子兵法》中的几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保”。把这写起来藉以自勉，也聊以自慰。

　　第一件要做的是理论上的准备。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很多研究，1979年8月15日，我已经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在当时，这点很重要。实践要有勇气，理论突破也要有勇气。

　　理论上要闯关，我们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讲出了我们的理论观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列宁就特别强调要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从列宁的话来看，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对“左”派的挑战。当然，找出这些理论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看来都有些可笑了。现在我们中国要求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多大呀。

　　时代周报：第二呢？

　　吴南生：第二是立法。

　　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海外的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呀？我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毛主席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有2000多字，但起草到公布用了一年时间，写过13个草案文本。

　　叶帅当时在广州，“条例”在省人大通过后，我向叶帅报告，老人家很支持，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1980年8月26日，叶帅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用前述办法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劳动工资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

　　特区条例公布让人对这个国家看到了希望，几天之后，最困扰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人民觉得生活有希望了！

　　这真使我们高兴和意外。

　　还有第三：我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搞不明白时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要知道，当时全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呀。

　　“市场经济仍需不断规范”

　　时代周报：经济特区30年间取得不小成就，但中国改革之路显然没有走完。广东省委领导提出了，特区过去30年，你们干了什么？恰逢30年，你们能干什么？今后30年，你们再干什么？那从您的角度，您能说几句吗？

　　吴南生：中国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

　　简而言之，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但，确确实实，中国的改革之路并没有走完，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不断规范市场经济是一个大课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不断规范它，否则也会使国家、社会陷入混乱的。

　　我想，在纪念建立经济特区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整个改革事业，认真注意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你注意到了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发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起动的时间！都刚好是30周年！

　　你说得很对，经济特区三十年取得不小的成绩，但中国的改革之路显然并没有走完。

　　吴南生

　　1922年出生，广东潮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赴延安。1949年后，历任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等。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