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访谈 “中国改革之路没有走完”

　　我们试图借助这区区六个版的专题，去寻找一下30年前那场改革之所以产生的突变基因，以解决改革的内驱力究竟来自何方的设问，并试图回答今天的改革又将从何处着手的问题。

　　特区之所以诞生，绝不是如艺术家用“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如此简单地概述的了，它实际上是历史特殊阶段下各种合力的集聚所在。上至庙堂，国家领导人在为面临崩溃的经济而担忧，下至百姓，逃港者与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已经不惜用生命去寻找真正的美丽新世界；对于干部阶层，无论是线上归部委管理的袁庚还是面上吴南生这样的来自广东的本地干部，经过“文革”之后开始对计划经济、威权政治进行深刻反思。正是有此背景，名为特区实为对传统政治经济模式的突破才有可能越过文山会海、冲破利益纠结，变为现实。

　　有人将改革的难题归结为，分配他人利益时，人人皆是改革者；分配自己利益时，人人皆是保守派。或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利益集团的规模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正如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深圳视察时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钩沉历史，不为怀旧，只是为了以史为镜，问一下我们，30年后，我们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与智慧，再一次万众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福趾，将改革继续下去？

　　其实，30年前我们所做的，与30年后我们所应做的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改革开放，民主法治，仅此而已。

　　—编者按

　　本报记者 王晓林 发自广州

　　1979年元月，57岁的吴南生再次回到了汕头，这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命运的转折之地。

　　1942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廖承志被捕，南委副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被捕后英勇牺牲，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被捕后立即叛变，形势非常危急。年仅20岁的吴南生临危受命保护南委书记方方等多位领导人，几经艰险，陆续把他们安全地送往延安。随后他自己也到了延安。

　　等他再次回到汕头，已是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而来，但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他再次因工作调动离开汕头，这次重回故地，已睽违25年。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此次回乡并非省亲，而是带着省委交给的任务—率工作组前往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当时的汕头地委，包括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市委的工作范围。

　　但故乡已经面目全非，昔日与香港并肩的商业口岸如今破败不堪，那些熟悉的楼房摇摇欲坠，成千上万的返乡工人和知青无处为家，只得在街道两旁临时搭建竹棚而居，城市主要马路污水横流，入夜，经常停电，一片惨淡。

　　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吴南生，而这让人压抑的萧条也绝不仅出现在汕头，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正处于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一场充满了中国特色与岭南智慧的深刻变革也于无声处悄然孕育。

　　吴南生终于在知天命之年，成为堪称中国近代最具想象力的政治经济改革尝试的重要亲历者之一。

　　1979年，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30年后的今天，吴南生向时代周报回忆起当年创建特区的诸多坎坷，仍感慨良多，与一味地话说当年不同，他更多关注的是特区故事究竟能对今天中国深化改革镜鉴几许？

　　“要杀头就杀我吧”

　　时代周报：关于特区的构想，有过许多报道及说法，特区概念究竟是源自地方的诉求，如广东省自身的努力，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是中央授意广东来做改革的尝试者？

　　吴南生： 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分工派我到汕头去的任务，就是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大的背景来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场大辩论，是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大辩论，仍然搞“两个凡是”，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经过那一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辩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没有这个，我们也不可能办特区。

　　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老同志、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包括海外广大的侨胞的共同愿望，希望中国赶快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实在是穷得不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种登峰造极的封建主义，是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由于有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老干部也比较觉悟了，改革已是一种共识了。

　　1979年2月21日，我在汕头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并报省委，提出了先走一步的想法，当然那时还没想好叫什么。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我们是邻居，这一晚，我们谈了很多。仲勋同志很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过几天开常委会议，你讲，我支持。

　　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经过观察、比较、实践，选择出我们要改革开放的最好方案。

　　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先杀我！

　　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这时叶帅在广州。会后，仲勋同志和我立即向他汇报。老人家很高兴，说：好啊，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时代周报：中央的态度是怎样的？

　　吴南生： 1979年4月8日，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习仲勋同志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1979年4月下旬，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再次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先走一步”的建议。省委也写了书面报告。”

　　当时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而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其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同时，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主办这件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主持的。习仲勋同志回来后，5月3日向省委传达时说：我讲的，华主席很重视，政治局很重视，紫阳也很支持。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上述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央是完全支持的。

　　“要有理论准备，要立法”

　　时代周报：这么大的一次尝试，难道当时你们没有预计到风险吗？有没有想过如何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