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辞职后，南京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手上。作为外来者的桂系在南京的地位非常不稳固，而后方又开始着火。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身处广州的黄绍竑在家遭到袭击，化装成农民才得以逃脱。

　　广西是桂系的基石，没有广西，桂军就会成为没有主场而四处游荡的“客”军。冯玉祥是个反面例证，他拥有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一生坎坷而终无着落。所以桂系必须回军救援。

　　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桂林市文明路李宗仁官邸的展厅里，几个挂着相机的女生面对桂系军人年轻的戎装照时，发出不同程度的赞叹声，她们用“是否够帅”的标准决定自己的嗓音。

　　一面展墙上有3张照片，配有1935年2月20日《大公报》文章摘录。报人胡政之写道：“广西是李、白、黄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

　　此处，“黄”是指黄旭初，而前一个版本的“李、白、黄”中的“黄”是黄绍竑。

　　当我们提到各地军阀时，往往会想到与之对应的一个头目，提到桂系时，想到的会是两三个头目，李、白或者李、白、黄。三角形是最稳固的结构，桂系领导层的结构也有这样的效果。

　　桂林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谈到三人结构时说：“3个人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可以互相牵制，如果是4个人的话，就容易在内部拉帮结派。”

　　当桂系所组的第七军出征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北上，黄绍竑留下来管理后方。“我们军队部署完毕以后，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领的问题，北伐是一个新工作目标，有远大的前途，各级干部，都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不愿意留在后方。白健生因为蒋先生要他去担任副参谋总长的任务，必要离开我们的部队。我因为要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广西。所以领导广西军队出师北伐这个任务，只有请李德邻担任了。”黄绍竑在《五十回忆》里写道。军人出身的黄对行政并不擅长。“在这一个阶段内，每天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不断地从事战斗工作。除此以外，实在没时间去过问政治与研究行政上的种种问题。”

　　广西统一之前，桂系将领将他们控制的地区交给地方当局管理，如有需要，就从地方士绅中挑选县知事的人选。黄绍竑称这是一种“真正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1925年，他们占领南宁后，须设立省级行政机构。“我们仍专心致力于以后军事方面的发展，不愿意过问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长，弃而不做，而由省议会选举当时的议长张一气来担任。”由于滇军的进攻，张一气很快从省长任上离开。1925年9月，黄绍竑担任了第一任民政长。在协调广西的财政时他遇到了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在省内必须维持1.5-2万人的军队，还要向在外地作战的第七军提供尽量多的军费。军费开支对广西是极沉重的负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60%。

　　桂系在南京难以站住脚的一大原因也是资金问题。来自上海的资金支撑着蒋介石在南京的地位。1927年，蒋在上海得到了4000万元，而白崇禧只从上海商会得到了30万的捐款。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天忠认为：“桂系最后失败的原因是广西的经济实力不足。”

　　下野的蒋介石1928年从日本回国复出。1928年4月，北伐重又开始。7月初，北伐巨头们拿下了北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蒋介石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擦泪。惟一没哭的是李宗仁，他认为他们的举动都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能和蒋、冯、阎站在一处——桂系的表现让国人吃惊。身处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省份之一的广西，桂系仅用3年时间便一路高歌，地盘从镇南关延伸至山海关。

　　孙中山棺前的4位将领中，有3人极力要维护他们的地方自治，当蒋介石不能让他们服从时，只有付诸武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被打垮，丢失了广西之外的所有地盘和大部分军队，惟一保留下来的是黄绍竑留在广西的部队。此时，李、白、黄3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

　　1930年夏，桂系在攻打湖南时，黄绍竑表现不力，桂系军队失败而归。这最终导致了桂系高层的决裂。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回到桂林后在叠彩山设宴，请来黄绍竑。白崇禧打算在宴会上处决黄绍竑，李宗仁没有同意。最终的结果是，黄绍竑辞去了广西省主席的职务，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西。

　　尽管黄绍竑把这视作“善美的结果”，心中却仍有悲剧感。“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

　　黄绍竑转到蒋介石一方，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与桂系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仍保持着私人联系。多年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绍竑为其助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建设广西，“送”走红军

　　本刊记者在容县县城里寻找黄旭初的别墅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坐上三轮车在城里转了好几处，最后在县委大院里找到了——现在是县政协的办公室。寻找黄绍竑的别墅则容易得多，三轮车师傅一听，直接把记者拉到了目的地。

　　黄绍竑和黄旭初都是容县人。黄绍竑辞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同样来自容县的黄旭初顶替了他的位置。白崇禧对黄旭初评价极高：“他沉毅谨慎，记忆力极佳，对于国学很有基础，虽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与人无争，但指挥作战时很勇敢，可说是允文允武而极有节操的全才，对于统一广西建设广西贡献均巨。”黄旭初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听话而能干的管家。李、白、黄的结构有些戏剧性地得以保持。

　　同样是在1930年，北方联盟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颁布了约法。不甘让北方联盟抢去人心的蒋介石在1931年颁布同样的文件，但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强烈反对。结果他被蒋介石扣押。此事导致包括桂系在内的反蒋派在广州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局势紧张了起来，兵戎相见似已不可避免。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侵犯满洲。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宗仁据守广西，着力建设：“‘9·18’及‘1·28’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等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多也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

　　他们在1934年公布了《广西建设纲领》，提出“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之后又提出“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

　　广西从捷克购入机器建兵工厂，从英、美、日购入飞机建立空军，并将学生派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1934年5月的《巴黎海外布道会会刊》描述道：“看来他们(士兵)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按照最现代的操典在进行机动训练，坦克和速射炮与飞机配合使用。情况更好的是，军官都有礼貌，举止文雅，可能这是对他们的强制要求，但礼貌终究占了上风。”

　　为了财政上的节流，正规军队的人数受到精简，但是民团纷纷建立，大量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军事训练。民团还被用来推广国民基础教育。1933年在广西开始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要求年龄在6到12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还要求不识字的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