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是广西蒙山人，他记得很清楚，在蒙山，他们家开过店铺，店员们都是民团成员，训练了回来还比试。“老百姓当时是认可的，一般受训的农民以此为荣。”钟文典在蒙山读小学时，学校还让他们做小先生，给不识字的人上课。

　　在1930年代的广西，随处可见这样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这个时期，广西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国内外许多人前来参观，大量有关广西的文章登在报刊上。

　　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刘斐回国，本打算在上海多待几日，却被急电召回广西。他曾回忆当时情形：“白崇禧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遗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

　　相比将要到来的红军，桂系更担心的是蒋介石的势力借口进入广西。白崇禧曾对部下说过：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

　　刘斐回忆：“我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白崇禧对红军的策略是“打尾不打头”，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开放桂东北通道，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红军到达湘江时，并不知道桂系军队已经让出走廊，失去了快速通过的时机。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急调部队占全州，堵住湘江防线缺口。红军过湘江之役极其惨烈，8万多人只剩下3万，突围之后转入贵州。

　　刘斐回忆，“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责备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还拍了一部电影从事扩大宣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

　　这部电影叫《七千俘虏》。“我没看过《七千俘虏》这部电影，但我看到过红军俘虏被押送经过我们家乡，他们没穿军服，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连续几天，过去了好几拨。”钟文典说。

　　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86年4月，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放映。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跟以前的影片不一样。

　　蒋经国听说后，让谢忠侯把电影找来看看。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谢忠侯得到了《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带回台北。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部影片来看，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大陆的政策有调整，我们也要做些调整。不久，他开放了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政策。

　　白先勇曾在1995年7月的《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蒋介石决裂多年的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日本报纸写道：战神莅临南京。

　　为了抗日，桂系和蒋介石重归于好。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和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让桂系在全国名声大振。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战役都有桂系参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42年，在桂林读书的钟文典第一次见到李宗仁。“他刚从老河口回来，在桂林王城进行抗战讲演，他号召大家起来一致对外。当时的惟一目标是打日本，谁打日本谁是好样的，师生对他们是很拥护的，头脑中绝没有反动军阀这样的想法。”

　　钟文典见过白崇禧两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桂林西郊。“容县韦氏兄弟在桂林西郊广场进行滑翔机表演，白崇禧在现场观看，表演完之后他下来跟飞行员握手，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挤在中间。他用桂林话说：‘莫挤，大家看。’他有儒将风度。”

　　第二次是在桂林东镇路白崇禧家中。“我和同学出去玩，路过白崇禧家，他们家正在奏着音乐，一问，是白崇禧为母亲祝寿。我们一看没警察把门，几个年轻人就进去了。院子里摆了3张八仙桌，张发奎、何应钦、黄旭初都在那里。白崇禧看到我们进来，拿了一个放了糖、饼的盘子过来，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说：‘请吃糖，莫客气。’当时不只我们，还有几十个路过的人围在那里，绝对没有谁赶你，没有人说，‘哎呦，长官在这里，你们不能来。’”

　　91岁的梁辉如今住在桂林市南边一个小区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现在，每个月，他会坐着轮椅参加桂林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让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但他没有答应，这几年才参加，“经过了文革，还是有些怕，怕惹麻烦。”

　　1935年，正在桂林中学上学的梁辉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参了军。1936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1940年初，来到昆仑关，参加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打昆仑关要紧啊。”梁辉用桂林话说，“我当时是广西部队46军175师524团第3营步炮排排长。我们打了3天3夜，牺牲太大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人，上面要我们撤退，团长不同意，我们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继续打。军长看到我们不退，哭了起来。不撤退的话怎么办呢？组织剩下的人沿着山走，走过来走过去，给敌人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队来。”

　　梁辉还记得当时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的场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们打不过我，我打死了两个，一个用刀刺，一个用手枪打。”

　　没有几个人能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在昆仑关，有一个巨大的墓地。“我后来去过6次昆仑关，有时候从附近路过也要特意拐进去，想起曾经和战友一起作战，过着危险的生活，留恋得很。那个坟好大，老百姓帮着埋的，死了两万多人啊。”

　　“敌人当时攻陷了我们的阵地，副营长和我关系最好，跟我说，‘梁辉，跟我一起去把阵地夺回来。’他带我们七八个人去冲锋，阵地夺回来了，他死了。我身上也中弹了，但还能够走回来。你看，这里还有印子。”梁辉指着身上说，“冲锋了，枪还没响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枪一响就不怕了，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把敌人消灭，没什么其他想法。”

　　现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仍在梁辉心中。“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在电视里看到丢炸弹，就会想起以前，心里不痛快。”

　　昆仑关战役之后，梁辉被调到了军部，接着他获得了到咸水步兵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成了李宗仁身边的警卫队长。梁辉对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为什么能打胜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赏别人的才干，对部下也好。”

　　总统与副总统的内耗

　　2010年8月，中南海新华门外，游人如织，一些人会停下来留影。梁辉多年前去过北京，朝新华门看了看。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中南海度过了4年。“李宗仁当时是北平行辕主任，北平行辕就在中南海。我是跟着李宗仁，做警卫队长。”

　　梁辉和李宗仁是老乡，都来自临桂两江。“走在路上，旁边没人时，他会用桂林话跟我谈几句。”

　　外边的世界风起云涌，梁辉觉得自己在中南海里的4年是最平静的。“中南海里鱼多得很，我晚上下了班，钓几条鱼，拿回家去吃。那4年蛮好耍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没有什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