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一千里，碧林十二层”。

　　这是悬挂在吴南生客厅中的一副对联，铁划银钩，墨迹淋漓。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付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写的自勉联，用极大的气魄诉说胸怀。

　　1982年，大量“冷空气”南下。上面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出特区工作总结报告。他亲自动手，写到第九稿，交省委讨论选用。汇报通过了，他却因过分劳瘁患急性心包炎倒下了，送医院急救。

　　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回眸三十载，得失寸心知。

　　市场经济

　　“没有腿的巨人”，谁都顶不住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班长”，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经济秩序到社会管理到廉政建设，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等，这样才能算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我们不能看到已经取得成绩，就以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搞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

　　改革闯将

　　梁湘临终前，任仲夷拔掉针头送别

　　南方日报：特区的成功，离不开一批“改革闯将”。其中有人在披荆斩棘时中箭倒下，比如梁湘同志。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刊登了不少怀念他的文章，还有人呼吁“重评梁湘”，您怎么看？

　　吴南生：对于深圳人、广东人来说，不存在“重评梁湘”的问题。他是1981年来深圳接我的班，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为深圳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功绩是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的，无需重评。

　　他到深圳工作，是杨尚昆同志和我推荐的。第一次即1980年，特区未正式建立时，尚昆同志找他谈，他没同意，之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第二次即1981年初，他从中央党校回来，尚昆要回北京，任仲夷同志才来广东，省委要我回去，于是又和他谈，他同意了。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写着：仲夷同志说：“梁湘去深圳工作的事，尚昆和他谈了，南生也和他谈了，他同意了……”这时，中央已准备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所以仲夷又说：“以后，过六十岁的不再安排，梁湘这次例外。”

　　1985年梁湘离开深圳时的演讲非常真挚，感人肺腑：“希望市长同志给我一个深圳户口。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不是有这样一段诗吗？‘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他后来去海南当了首任省长，又被免职。1990年秋天，李坚真大姐在南方医院住院，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梁湘明天回来检查身体。我说：好，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上午，我先到南方医院等他，见面就问：“他们说你犯了错误，说你出国前做了套西装没给钱，钱究竟还了没有？”他说：“早还了。”唉，他的命运真是波折。

　　他1998年去世，才80岁。当时医院发病危通知书，仲夷同志正好在医院输液治疗，闻讯立即拔掉针头，赶到病房，紧握住已不能说话的梁湘的手，老泪纵横……

　　这段时间，我不在广州，许久后才知道他已逝世。2001年，我为《特区的由来》写了“后记”，最末写了“深切怀念为创办特区作出贡献、现在已永远安息了的朋友们、同志们！”，指的主要就是梁湘同志。

　　“安全着陆”

　　办特区时不出国，怕有人“找事”

　　南方日报：您和任仲夷同志等“改革闯将”能“安全着陆”，确实不容易啊。

　　吴南生：梁湘性格太直了，没我“狡猾”啊。

　　说个故事，我办特区期间，坚持不出国。有一次万里同志问我，你出过国没有？我说没有。谷牧同志在旁边笑着说，南生同志是要创造不出国也能办特区的典型啊。其实，谷牧知道我不出国的原因。他曾经问过我，为啥不出去看看？我说，我是怕有人“找事”，万一人家写两封信说你在外面如何如何，一折腾，什么特区也办不成了。

　　我到了省政协工作之后，1987年才第一次出国，去了美国。学了两句话回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看交通；一个国家的文明，看厕所。”这个话很管用。那几年我到一些省市参观，他们介绍时说了许多许多成绩，但我一看，他们的高速公路上没几辆大货柜车，而我们的广深高速却经常得修路，因为车太多太重压坏路面。我当时就判断，他们说的不实在。后来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果然如此。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交通建设很快，但城乡的厕所问题嘛，还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去改善。

　　南方日报：呵呵，看来“不出国”也是改革者的智慧啊。

　　吴南生：能避的暗箭要避开，该顶的压力要顶住。1985年海南倒卖汽车事件发生，当时仲夷同志生病住院，我已经去了省政协，那天刚好来列席省委常委会。林若同志在会上传达说，新华社通知今天将播发一条新闻稿，说广东省主要领导对于“海南汽车事件”也有责任。

　　我一听就站起来说，我不同意。这样发稿批评，有什么根据？改革开放，什么问题都会发生，还没弄清楚就说主要领导也有责任，我们的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下去？我这一说，其他同志也纷纷表态支持。于是省委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室，当时是乔石同志值班。后来中央回电同意，新华社就不发这条稿了。不知道任老知不知道这件事，他在世的时候，我没跟他谈过。

　　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同志退下来后在汕头题词，就引用了这两句诗。这是特区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今人可以为鉴。我请汕头的同志把谷牧同志这一题词刻石立存。

　　特区人才

　　“厅级”校长“处级”教授教不出优秀人才

　　南方日报：当年“孔雀东南飞”、“十万人才下广东”的情形令人记忆犹新。省委书记汪洋对深圳提出，未来30年，特区要再领中国风骚，就要在人才集聚上再领中国风骚。您能讲点意见吗？

　　吴南生：刚办特区的时候，在深圳很难找到技术人才。来了外宾，要英语翻译，还要向海关借人。前几年，我到深圳参观了几家企业，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的深圳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优秀人才，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

　　汪洋同志说，未来30年，深圳要再领中国的风骚，就必须在人才上领中国的风骚，必须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而不是靠人情、批条子。这些意见，说得好极了。

　　在教育、培养、引进、造就人才领域中，还要做许多改革工作。现在我们“官本位”思想严重，蔓延到教育系统。

　　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现在深圳在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希望他们能够在打破“官本位”方面闯出一条新路。

　　南方日报记者陈枫

　　(注：本文已经由吴南生亲自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