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传递三大信号

　　剑指“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于8月28日至9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草案的四个“首次”引人关注———首次减少死刑、首次限制死缓减刑、首次规定宽宥老人、首次写入社区矫正。

　　四个“首次”对刑法典意味着什么？四个“首次”对中国法治进程又意味着什么？社会公众又能从中读到什么？

　　就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为本报撰文，释修法大义：刑法修正案(八)将改变中国未来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将改变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将体现中国刑法坚守的宽严相济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周光权教授同时认为，此次修法还体现了刑事立法向“传统回归”以及与“社会合拍”的思路，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刑法修订，也将推动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

　　刑法基本价值取向变化

　　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拟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我国以前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做“加法”，死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刑罚总量加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暴力犯罪不断涌现，动用刑罚手段似乎更为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

　　在这种情况下，纵观最近30年的刑事立法，一直有个特别大的压力，就是死刑的增加问题。尤其是在增设新罪时，很多人在立法时就会考虑到这个罪名要不要挂死刑。所以增加而不是减少死刑，一直是立法时难以绕开的问题。这也和我们的重刑主义思想有关系，中国从封建社会发展过来，严刑峻法的思想有些影响；另外，死刑在发挥其威慑功能方面，的确有民事、行政法律难以比肩的效果。所以死刑罪名一直降不下来。

　　这次下定决心取消13个死刑罪名，对中国未来立法的影响是积极的，表明了中国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在增设新罪时，不会动不动就设死刑。刑法立法并不是只有重刑主义一个进路，并不是只有一种做“加法”不做“减法”的思路，并不是只有一种严厉的思路，有的问题换个角度去思考也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对死刑问题一直都很重视，除了司法机关慎重适用死刑以外，立法上也致力于严格限制死刑罪名。

　　这次削减的死刑不涉及贪污、贿赂罪。客观地说，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分，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因此，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经济犯罪相比，危害要大一些。因此，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问题，和一般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相提并论，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此外，在中国，贪污、贿赂罪死刑的适用非常严格，除了有数额上的特殊要求之外，还要求情节严重，所以即使保留了死刑，也不会导致刑罚的滥用。

　　在今后合适的时机，是否可以考虑取消贪污、贿赂罪的死刑，也是可以讨论的。并不是说这次没有取消，以后就要永远保留。但废除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一定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至于暴力犯罪死刑的废除问题，在未来中国的相当长时期内，可能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法制传统的回归

　　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的减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期是差不多的。死缓罪犯的平均服刑期大概18年，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平均服刑大概15年。但死缓是非独立刑种，是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本来和无期徒刑有天壤之别，我们通常说“生死两重天”，但死缓的实际效果和无期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这次对死缓减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数罪并罚的最高刑这次提高到25年，这应该是30年来第一次作出修改。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20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个修改是和前面取消一些死刑罪名配套的，这样修改后，死刑减少，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提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死刑取消的压力。

　　死缓减刑为无期徒刑或20年有期徒刑并由法院决定不得再减刑的罪犯，这次规定实际执行刑期20年以上或18年以上，可以假释。

　　这主要是考虑到对死缓减刑一次后不得再减刑的罪犯，他们实际坐牢的时间至少20年，应该给其出路，而不是把“牢底坐穿”，以和这次刑罚结构调整的其他规定相衔接。

　　这次刑法修改在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从宽的方面作出了比较大的改变。实际上，刑法中三种人需要特别关照，老人、儿童和妇女。老人和小孩，因为年龄决定了他们的判断力、对社会的认识、控制能力都弱，所以需要特别保护；妇女因为生理的原因，也需要特别保护。

　　中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是有特别规定的，对于老人缺乏这样的规定，所以这次作了特别规定，75岁以上不适用死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对于老年人，应该到70岁就可以不适用死刑了，根据有关部门统计，70岁至75岁的人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的极其罕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针对这样极少数的人设立死刑是不合适的。

　　这次修改，实际上也是一种法治传统的回归。中国的刑事法制传统是很尊重老年人的，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有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唐律》以及此后的历朝历代刑法中都会有宽宥老年人犯罪的规定。1979年刑法是在拨乱反正之后出台的，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太多，没来得及规定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问题。这次修改，从时机上看是合适的。

　　与社会发展合拍

　　恶意欠薪行为，在有的地方，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到了每年年底的时候，恶意欠薪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条规定，涉及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

　　草案对犯罪构成条件作了严格限制，同时要求情节恶劣，这是合理的。另外，如果对方在一定期限内支付薪金，那么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刑法设立本罪，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跟谁过意不去，而是要确保被欠薪的人得到钱，比如开始是恶意欠薪，后来司法机关要处理他，他又支付了，刑法上可以不处理他。这有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又缩小了打击面，平衡了两方的利益。本罪的规定，在适用时一定要慎重，要严格掌握犯罪构成，尽量不定罪。

　　其实，对于恶意欠薪行为，在刑法立法上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将其规定为自诉案件，也就是说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犯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这样，既保留刑法追究的可能性，又承认欠薪行为的民事性质，这可能是一种折中的方案。

　　醉驾和飚车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近年来，在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机动车特别多，很多人的心理还没调整过来应对这种场面时，类似行为发生了，有的还很严重。去年发生的一些醉驾危害后果很严重，飚车也发生过几起，同时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立法想从源头上堵住这种行为。

　　买卖人体器官的问题，如果没有单独的罪名设计，要定其他罪，都比较牵强。如果定故意伤害，有的时候卖器官的人是自愿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伤害比较大可以定故意伤害罪；如果伤害小，或者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因为被欺骗，伤害故意要件欠缺，故意伤害罪也定不了。现在有的法院定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意味着一定有合法的经营秩序被破坏才能对非法经营者定罪，但人体器官是绝对禁止买卖的，谈不上合法的人体器官的买卖问题，所以，定非法经营罪会面临其是否会破坏合法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定罪中的困惑和分歧，统一各地司法机关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修法亮点呼应公共事件

　　刑法修改：理性吸纳民意